【导读】伴随国内经济形势演变、社会观念更新和政策调整，金融借贷工具在青年群体中得以广泛运用。分期、借贷与抵押逐步演变成青年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常见做法。然而，这一现象也引致了青年群体过度负债问题日益恶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在2025年初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数据令人担忧：90后一代平均负债率为78.3%，人均背负12.1万元债务。此现象已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学者们也开始深入探讨青年何以陷入负债困境这一紧迫问题。
本文提出”负债螺旋”这一核心概念，建立了揭示青年负债”个体与结构”交互作用的整体分析框架。基于豆瓣”负债者联盟”小组的网络文本资料，本研究深层次分析了青年步入负债螺旋的生成机理与传导过程。研究发现，青年债务困境展现出三条演化轨迹：其一，结构性压迫下的生存发展型负债，是青年面对宏观挤压而做出的理性应对，但易陷入”贫困陷阱”；其二，消费主义驱动下的文化消费型负债，是身份认同与资本运作的象征化呈现，易触发”消费陷阱”；其三，掠夺性金融围剿下的技术诱导型负债，是数字金融的产物，易激发”算法陷阱”。青年群体的”负债螺旋”既体现了其在风险环境中的自我防御策略，也反映了宏观风险向弱势阶层的递进式转嫁。
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学术观点。
“负债螺旋”：
青年债务困境的根源、运作与转变
▍问题的提出
过往二十年间，社会文化变迁、消费方式升级、公共政策革新及经济格局重塑等因素刺激了消费性信贷的迅速增长。互联网消费平台与金融衍生品大量涌现，为青年提供了便捷、无需抵押的消费信贷选择，同时也使信贷工具逐步演化为青年维持生活品质与实现消费升级的常规方式。《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调查报告》揭示，在18~29岁青年人群中，信贷产品使用率达86.6%，实际负债群体占44.5%（尼尔森，2019）。根据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城市家庭调查，26~35岁家庭主人的借债参与度、平均债务规模、资产负债比例及债务收入比均超越其他年龄段。由于须应对房产购置、创业投入及教育支出等重大开支，这一年龄段家庭承受更大的债务和偿还压力（中国金融，2020）。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过度消费与高杠杆引发社会焦虑，但近期媒体相继推出”零负债青年”的专题，指出部分青年开始反思消费主义文化，主动减少溢价消费与杠杆负担，试图摆脱贷款支配的生活节奏（张曦，2026）。这种从”过度融资”向”零债生活”的极端转变，恰恰证明信贷环境对青年的压制已接近临界。当部分青年因缺乏安全感拒绝借贷时，那些仍陷在债务泥潭的青年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被卷入”负债螺旋”的呢？这成为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课题。
面对青年群体日益加重的过度负债现象，当前研究的解释力仍存局限。学术界探讨青年负债根源时，多以微观视角为主，将原因简单归结为青年个体的消费理念失衡或金融知识缺失。也有学者指出，应从更宏观的结构视角出发，关注金融管制放开、信贷易得性提升、金融欺诈现象及物价上升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构筑了一个风险与不稳定并存的融资环境（Friedline & Song，2013）。而青年群体因普遍面临高债务、低资产及较强的融资冒险倾向，在这种不稳定环境中显得尤为脆弱。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个人借债成为常态化现象，强化了青年对信贷的依赖，严重威胁其财务安全（Gani，2022）。
青年负债议题不仅涉及个体生命的稳定性，更与社会稳定及经济可持续性息息相关。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青年负债的研究，多数聚焦个体消费行为层面，缺乏对制度、政策与金融生态等结构面向的深层次剖析。因此，本研究意在揭示青年负债问题中个体性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金融实践与政策背景，厘清当代青年负债的真实图景与系统成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金融社会工作介入方案，旨在降低青年的过度负债风险，强化其财务抗风险能力。
▍文献综述
“过度负债”通常定义为个人在不明显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无法妥当履行其金融义务的状态（Lea，2021）。此问题不仅源于青年自身收入的不稳定特征与风险承受偏好，也与消费信贷的扩张及金融管制的松动等宏观层面因素密切关联（Oksanen et al.，2016）。既有研究主要从生命历程的个体维度及社会融资化的宏观维度分析过度负债现象。
（一）生命周期理论与青年负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基于”跨期消费平衡”的考虑，青年人最有理由选择借贷。踏入独立生活阶段意味着青年需承担更多社会与经济责任，但这常常与其偏低的收入、有限的资产与不充足的经济基础构成矛盾（McNeill，2014）。在这一背景下，借贷成为弥补当下消费期望与收入现实之间差距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基于对未来收益增长的预期，青年通常相信他们有能力偿清未来的债务（Ando & Modigliani，1963）。在人生的这个阶段，结婚、抚养子女、失去工作或突发照顾义务等关键人生事件，会对青年造成重大财务冲击，进而导致个人负债问题的出现（McCloud & Dwyer，2011）。面对这类冲击，青年往往采用”借新还旧”或”循环借贷”的办法来弥补近期资金缺口，由此债务不断积累。这一运作逻辑与生命周期假说中的储蓄缓冲思想（Carroll，1997）相互呼应，当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且流动资产不足时，人们倾向于保有资产或运用信贷作为防护，以便应对经济风险时保持消费的稳定。然而，这种防护机制在青年群体中极易失控。最后，沉重的债务偿还负担会促使青年缩减用于食物、居住和健康等基本生活支出，进而失去财务自主权（Houle，2014）。
本研究致力于将青年负债的生成与延续机制总结为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青年群体由于就业与收入面临结构性危机，或突然面临较大支出需求，极易经历阶段性资金短缺。为克服这类财务压力，他们常借助金融工具实现跨期调节，但由此导致债务持续增加。此架构既延续了生命周期理论关于跨期消费平衡的观点，又将实际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家庭关系变化与制度性帮扶纳入视野，从而描绘出青年负债从产生到加重的全过程。
除却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因素，消费主义的文化影响与心理因素也是青年负债的关键驱动力。受消费主义叙事与”体面文化”的影响，部分青年更容易通过借贷来满足生活方式的期许，表现出从众消费与及时享受等非理性倾向。在现今消费社会中，消费已变成异化劳动外的情感调适与价值寻求（鲍曼，2021），由此衍生的强迫性购物、及时消费和”先消费后付款”心理成为引发过度负债的重要诱因（Achtziger et al.，2015）。因此，当青年试图用金融消费修复自我认知、缓解现实困扰，并面对便利但信息不充分的信用环境时，其借贷决定在主观上很容易被合理化（Meier & Sprenger，2010）。即便意识到风险，他们也往往因为调整困难而陷入债务恶性循环（Dittmar & Bond，2010）。
（二）社会融资化、信贷管制放松与青年负债
仅从青年消费心理入手难以深入理解负债群体的真实处境，需要置于金融化与信贷自由化的宏观背景中审视。当代青年不仅面临工作岗位不稳定、薪资增幅缓滞及灵活就业导致的经济脆弱（Hardgrove et al.，2015），还受到房地产金融化的深刻影响，高额按揭贷款显著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张洪，2022）。这种全局性的信贷扩张机制正持续向微观生活领域渗透，使得劳动者的基本再生产日益依赖金融体系（包倩文、沈尤佳，2022）。在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甚至需通过借债租赁工具获得工作资格，成为”负债生产者”（庄家炽，2024）。因此，当收入波动与刚性开支同时增加时，信贷便从消费辅助工具演变为青年维系基本生存与应对突发情况的融资性生存手段（Di Leonardo，2008）。
同时，信贷管制放松及数字金融技术普及进一步加强了青年陷入债务循环的推动力。不稳定的收入使青年难以获得规范正规的贷款，而数字平台与智能工具促进的信用产品迅速拓展（Hohnen et al.，2020），在让青年日益信赖金融工具进行日常消费的同时，也削减了其理性判断能力。分期消费的普遍化、贷款资质的门槛降低等由智能工具催生的现象，持续将消费主义边缘的人群拖入透支行为（刘凯强，2021），使青年消费者极易成为掠夺性和即时融资的受害者（Autio et al.，2009）。数据显示，青年群体兼具高消费与高负债的特点，其强盛的购物意愿与依赖金融的消费方式使负债水平保持高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24）。数字信贷的高触达性与费用呈现的不透明性相结合，导致借款者低估了实际借贷花费，这种信贷自由化与信息不对称的共同作用说明了金融提供端如何系统地影响青年的负债决策。
（三）文献评论
总体而言，从消费主义角度探究负债根源已成为青年负债研究的主流视角，许多学术成果聚焦”校园贷””消费贷”等议题，呈现出”单一维度”关注青年个体的研究特点，如青年消费心态与行为研究等。生命历程视角关心个人的金融行为与决策，强调影响金融态度与行为的人生阶段与过渡事件。但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个人消费行为，忽略了信贷供应机制、经济周期变化及制度框架等外部结构面。结构导向的研究虽然描绘了经济循环、就业市场不稳定与信贷扩张对负债环境的塑造作用（Di Leonardo，2008），但对这些结构条件如何与青年阶段的日常决策及情感体验相互作用，仍然缺乏深入的说明。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很少关注个体金融举动与宏观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缺少能够在统一的解释逻辑中连接两者的中介分析。此外，因为国内现有负债调查数据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收集，这使得对青年负债的研究以定量方法为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青年负债人群的成因及影响，但较少涉及他们应对负债的生活实践，难以展现他们具有主体性的情感世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青年负债问题中隐含的消费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导入”负债螺旋”这一观点，建构了阐释青年负债”个体与结构”交互式运作的综合分析框架。此框架不仅把青年负债视为个体特质的反映，也把它看作信贷普及与个体处境交汇的产物，具体可归纳为三条解释线索。第一，资金流冲击途径，即青年在遭遇收入中止、突发支出等结构性或突发性冲击时，倾向于采用分期、展期或”循环借贷”等个体信用周转手段；第二，文化心理途径，即在社会义务突显且金融工具易得的背景下，青年的象征性消费或逾越性支出更易演变为持续性的借贷实践；第三，信用生态与”负债螺旋”途径，即在信贷供应自由化且费用信息不清晰的条件下，青年对总借贷成本的理解被削弱，首笔借款极易演变为频繁的展期与”循环借贷”行为。在此框架下，”循环借贷”作为中枢实践节点，将不同起始点与中间环节联接为既可并联又可循环的生活路径，由此让”个体经历、信用生态、结构状况”在同一条故事线中得以呈现。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数据获取渠道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豆瓣网于2019年12月创建的”负债者联盟”小组，截至2026年4月，小组人数达59862位。该小组属于国内规模最大且专注于负债青年的网络社交平台之一，成员在此分享各自债务历程与经济状况，真实反映了青年群体负债的现实特征。本研究借助Atlas.ti软件搜集了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的30250条网络文本（主题贴）。”负债者联盟”分为五大栏目，其中”群规”为管理区，”经验分享”主要涉及还款技巧，”请教”与”复盘”栏目信息较为碎散或侧重于情感释放，而”上岸记录”栏目则汇集了成员关于整个负债过程的系统性总结，包括从债务成因、心理转折到生活重建的完整叙事，为探究青年负债的行为机理与深层根源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素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研究专注于”上岸记录”栏目的公开贴文，设定严格的选样原则：第一，选择明确标注自己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发帖人；第二，排除与负债无关的推销贴、水贴及纯粹的情绪发泄文；第三，剔除内容过短（少于100字）或重点信息不完整的低质量文本；第四，优先挑选包含清晰的负债原因、融资过程及现实状态描写的”细节化”文本。最终获得702个帖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深入剖析小组成员的负债致因。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纳数字民族学作为主要方法论路径，以豆瓣网”负债者联盟”小组为研究对象，系统考查小组人员关于负债经历的自我阐述及其危机根源。在数据处理上，运用循环式的混合文本分析法，结合Atlas.ti的自动化检索与手工逐级编码，系统萃取非结构化文本中的核心内涵与叙事样式。研究全过程严格遵循数字民族学的伦理要求，对用户昵称及帖文内的个人资料进行双层次匿名化处理，以维护调查对象的隐私。
▍青年负债的个体与结构双重根源
（一）青年负债的”个体与结构”归因框架
伴随消费理念的深化与金融技术的进步，青年群体已演变为信贷经济的主力参与人。为系统阐释青年负债的生成原理，本研究融合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两条路径，构建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的”个体与结构”三层归因体系（见表1），试图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微观行为在青年负债问题上的复杂互动。
第一，一阶段归因确定了分析的宏观理论框架。汲取生命周期理论、信贷自由化思想及青年经济脆弱性等研究，将青年负债的成因分为”个体性维度”与”结构性维度”两大类别。个体性维度关注青年本身的消费理念、金融行为及风险选择，结构性维度指向影响青年负债行为的外部制度、经济波动与社会危机条件。
其次，二阶段归因是对一阶段框架的中观层级细化与补充。在一阶段归因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实证数据的聚类整理，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具体风险分类。个体性维度进一步细分为生计与消费类负债（如日常开支、提前消费）、经营与投资类负债（如创业开支、理财投机）、越界负债、人伦负债、教育负债；结构性维度进一步细分为融资易得性风险、收入类风险（如就业状况变化）、突发事件风险、诈骗类风险。这个层级实现了学术概念向现实经验的过渡。
最后，三阶段归因为最底层的微观行为等级。该层级源自对网络文本的开放式编码，直接抽取引发负债的具体诱因与事件。比如，对应收入风险的”工资被拖””突然离职”；对应生计负债的”意外患病””家庭突变”；对应消费与投资负债的”盲目跟风””创业折戟”等。
（二）青年负债的个体性根源
个体性因素构成了青年负债的微观行为基础，促成了青年的经济困顿。依据归因编码统计，本研究将个体性根源汇聚为如下维度，即生计负债（43.87%）、消费负债（37.89%）、经营负债（20.94%）、投资负债（15.82%）、越界负债（12.11%）、人伦负债（5.41%）、教育负债（4.70%）。虽然在社会舆论中青年负债常被简单描述为”过度消费”或”及时行乐主义”，但本研究在归因类型的占比中发现，对绝大多数青年而言，负债不止是欲望满足的工具，更是他们在都市生存中维持抗风险能力、化解阶层焦虑及履行社会义务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其一，生计类负债成为青年负债的头号来源，体现了青年的抗风险能力危机。高企的住房费与生活必支使部分青年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当社会与家庭援助不足时，网络贷款平台往往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如某贴文提及”毕业没钱租房，通过中介刷卡，那是我第一次透支消费”。另外，意外事件导致的医药费也容易让青年陷入经济危机，如发帖人提到”去年出了交通事故，骨折了……全是用信用卡和网贷垫付的”。生计类负债本质上是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青年面对突然经济冲击时的被动选择。
其二，消费类负债反映了消费文化对青年生存方式的全面渗透。这类负债常源于”明知不该却仍做”的心理状态。某发帖人回顾说：”套现刷卡、办婚礼、搞装修……一笔笔都是超前消费，心底也清楚，只是不愿正面它。”这表明部分”隐性困顿”青年对商品象征作用的执著，信用卡等工具使其在追求符号性消费中变成了”新型贫民”（高彦菁，2019）。同时，来自人际圈层的攀比压力也进一步把青年推向超预算的消费深坑，如某贴文提及”在美容院工作时被劝说去做双眼皮，办了分期”。
其三，经营类负债体现了青年在追求自我经营过程中遭遇的风险，而投资类负债则揭示了金融工具配置失误与理财认知偏差产生的经济损失。这两类负债共同指向青年为实现身份跃升所承担的发展性风险。在追求经济自主与改写命运的驱动下，金融工具被错误地当作赌注。某些青年试图通过创业突围，却因起始资金与管理能力的欠缺，陷入”靠贷款维持生意”的困局，如发帖人说”没钱就提取’花呗’、租场地、进种苗，实在不行就申请银行贷”。也有青年在”一夜致富”的念头下，盲目进入股票或加密货币等高风险金融投机，如发帖人说”在股票市场想着一天翻倍，用融资加杠杆”，最后因行情波动遭遇”爆仓”。
其四，人伦类负债与教育类负债显现出本土伦理规范与社会结构矛盾对青年经济决策的”内在强制”。这种强制体现为双层面的压迫，一方面是”伦理规范”的代际与社交圈子束缚，植根于传统社会的家庭责任与颜面文化，驱使青年即使经济困难也需通过借贷履行道德职责。无论是”为维持家庭体面定期寄钱”的孝顺表达，还是”为友人垫付医疗费”乃至因”被动涉入亲属经营失败”而承担的连带责任，都体现了青年信贷行为在人伦社交网络中的非理性转变。另一方面是”考试筛选”的竞争性开支，报考公务员、考研及职业认证成为身份提升的必经之路，由此产生的”准入开支（如备考差旅、高额辅导等）”促使青年通过短期负债争取长期进展。这两类负债启示我们，青年的融资实践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计算，而是被深层嵌入在伦理社交与教育竞争的网络中，是个体应对外部环境压力而付出的社会性成本。
其五，越界类负债构成了最具破坏力的债务种类，主要表现为由网络赌博等非法行为引发的财务崩塌。在数字时代，网络赌博的易触及性极大地增加了青年的上瘾风险。越界类负债往往伴随着个体的思维偏差与对快速获利的病态渴望，如发帖人自白”以为赌博能改善生活”，最终却导致”耗尽积蓄、再加借贷”。有别于前述类型的理性或有限理性行为，越界类负债具有极大的摧毁性，往往让青年迅速陷入资金枯竭与社交功能崩溃的深渊。
需补充说明的是，现实中的青年负债往往并非由单一原因引起，而是呈现出多类负债类型叠加与相互作用的复合样貌。这种多重负债压力的叠加使得个体的经济危机不再是孤立的危险因子，而是演化为一种繁杂的系统性困局，这为进一步深掘青年负债深层生成机理与传导过程搭建了微观基础。
（三）青年负债的结构性根源
相比微观个体的行为逻辑，结构性因素构成了青年群体负债的宏观条件与制度性压迫。依据归因编码分析，本研究将结构性根源总结为四大维度。因为部分文本涉及多重风险交织，编码不具互斥性，各项风险提及占比之和大于100%。具体地：融资易得性风险占42.02%，收入风险占28.63%，突发事件风险占25.78%，诈骗风险占10.83%。虽然个体在借贷中展现出一定的能动选择，但本研究在结构风险的权重分布中发现，许多负债青年实际上是被动陷入了金融数字扩张的算法驱动、劳动力市场波动导致的现金流断裂，以及社会转变期隐藏的多种欺诈与突然危难中。这既是不稳定的全局性环境对青年生活空间的制约，也是系统性风险向脆弱群体的逐级转移。
首先，融资易得性风险通过算法引导与讯息失衡，打造了青年负债的”制度性困阱”。数字化金融工具的推广大幅度降低了贷款准入，有发帖人坦言：”大学时代接触’花呗’打开了欲望的阀门，开始无度消费。”然而，金融科技在赋能消费的同时，也利用算法强化了青年的享乐心理。更为隐蔽的是，某些金融公司利用讯息差遮盖融资实际代价，尽管监管方要求公开年化利率，但”低日息””无手续费”等诱导宣传仍随处可见。某贴文表示：”申请了5万元贷款很快批下来，后来才发现要扣掉20%的手续费。”这种高便利度与低透明度的结合，使”循环借贷”从个体的一次性财务失误演变为一种被制度锁定的常规化生活手段，致使青年在不自觉中陷入债务恶性循环。
其次，高度竞争且流动性强的劳动力市场使得青年群体的收入基础展现出先天的不稳定性，面临收入类风险。对于初入职场或职业发展初期的青年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弱项地位，易因企业战略调整而经历摩擦性失业。正如某发帖人所述：”去年年底跳槽到新公司，入职后新公司调整了经营方向，这个月我们团队正式解散，得重新找工作了。”这说明，即使个体努力追求职业上升，也可能因行业变化或企业重组等系统性因素而被迫中止收入，进而不得不借助金融来维持过渡期生活。
再次，重大社会安全事件与经济周期波动所激发的难以预测的”黑天鹅”风险，让青年面临严峻的突发事件类风险。从贴文中可知，部分青年虽然保有工作，但因地区性或产业性停工、供应链阻碍等不可抗拒原因，面临”有职不能上岗”或”在职降薪”的困顿。
最后，深潜于社会转变期的诈骗类风险，表现为特定主体利用青年的结构性劣势对其进行掠夺式积累。在就业与收入压力之下，青年对财富变现的紧迫需求显著弱化了其风险防范能力。数据表明，”90后”遭遇投资理财诈骗的占比高达32.39%（黄蕾，2021），在各年龄阶层中排第一。此类诈骗风险主要展现为两类形式：一是投资理财型诈骗，运用青年的致富心急诱导其卷入数字货币、赌博等高风险项目；二是求职就业型诈骗，目标是精准猎捕急于找工作的青年群体。如发帖人所述，无论是”面试后要交衣着费、身体检查费”，还是”被骗参加刷单垫资、账户被用于非法转账”，都是借用青年的求生焦虑进行的二次掠夺。这类诈骗行为不仅给青年造成直接的资产损毁，更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击，迫使其通过借贷填补漏洞，从而加速滑向债务深渊。
▍青年”负债螺旋”的传导机理
（一）资金流断裂的启动机制
青年应对生存压迫与保持基本生活开支，构成了触发”资金流冲击路径”的现实起始点。编码交叉分析数据显示，”生计负债”与”消费负债”不仅出现频度最高，而且与”收入类风险”形成高度的相伴性（共现频度分别为112次与91次）。这说明，对绝大多数负债青年而言，负债首先是一种应对生存压迫的被动防御战术。具体地，如拖欠薪资和失去工作等收入风险直接冲击了青年人的资金储量和还债能力。数据表明，”生计负债”与”循环借贷”的相关性极高（共现128次），这表示一旦进入”维持生计的借贷”通道，在没有稳定收入补充的情形下，青年很容易滑向借新还旧的债务循环。
将上升性支出纳入视野后，”教育负债”揭示了青年为提高职业竞争力与社会身份而面临的人力资本投入困顿。数据显示，”教育负债”与”收入类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共现18次），这体现了部分青年期望通过借贷参加培训来增强自身竞争力，然而一旦就业市场回报不达预期，这种”自我增值”反而演变为沉重的经济负荷。
此外，经营类负债所催生的加杠杆风险进一步突显了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对立。数据显示，”投资型负债”与”经营负债”往往与剧烈的收入起伏及借新还旧行为紧密结合（共现50次）。这体现了部分青年试图通过创业或金融投资积累财富，却由于金融知识与市场经验的严重不足，导致经营破产与资产缩水。在收益路不稳定的大背景下，金融工具被误用于补偿经营亏损或维持高风险的杠杆游戏，使得原本旨在通过金融手段自我提升的努力，最终演化为将其深陷债务泥潭的系统性风险。
（二）文化心理的维持运作
若资金流冲击是生存压迫的具体化，那么文化心理路径则暴露了社会期许对青年经济举动的隐形管制。首先，数据显示，”消费负债”与”循环借贷”之间呈现出强关联性（共现135次）。这说明，在崇尚高消费、同龄对标、生活品味期待与情感补偿等多重压制下，消费支出既可能成为负债的开端，也可能在已有债务基础上继续推动借贷行为，借由新的贷款偿还原有贷款，致使债务逐层堆积，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轮回。从生命过程角度看，青年处于收入潜能尚未兑现而社会期许不断上升的特殊阶段，加之信贷自由化的供应格局，最初源于象征性消费或心理调节的借贷行为，极易升级为持久化的债务螺旋实践。
其次，”人伦负债”虽然频度不高，却清晰地反映了社会伦理对青年经济选择的根本性影响。人伦负债体现了中国社会人脉网络中的”道德市场”思维，即青年常常为了维持社交资本而承担超额的人伦开支，这种源自伦理心理的压力在信贷自由化环境下被进一步强化。低息消费贷使青年更易通过借贷履行人伦道义，但由此产生的债务却可能对其生命周期的财富积累造成负面冲击。由此可见，文化心理路径下的青年负债举动不仅是经济决策问题，更是一个嵌入社会结构与伦理期许的意义生成过程。
最后，值得留意的是，”越界负债”虽然并非引发青年债务的主流因素，却与”收入类风险”紧密相连（共现19次）。这类债务主要源自青年参与网络赌博等越界经济活动。在结构性风险大背景下，重大突发危难可能加重个体的经济不稳定与心理压迫，驱使其借助赌博等非常规手段快速获利，最后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三）信用生态的锁定运作
研究发现，结构性风险会强化个体的负债行为，这种螺旋式的负债现象凸显了青年群体财务脆弱性的结构性成因，也启示了消费金融生态与青年财务实践的深层互动关系。”循环借贷”作为一种常见的行为现象，其与”消费负债”及”生计负债”广为共现。
一方面，平台化的信贷供应通过”低准入门槛””免息分期”等营销手法，消减了青年的负债意识，使”先贷后还”成为一种被日常化的无意识决定。无论是提供分期服务的零售平台，还是传统电商与P2P借贷，都为青年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正如贴文所说的，”无论是网上购物、点餐外卖、打车出行，还是做笔记、健身运动，大多数主流应用都内嵌了网络借贷功能”。然而，其中一些非常规借贷公司利用”低门槛”吸引，隐匿真实危险，违规放款回收。例如，有贴文提到：”到还款期限还不出来了，客服又给我推荐另一个平台，用新平台的钱还旧平台的。后来才明白，所有平台都归同一家公司，只是换个App名字，我被套路了。”这类例子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显示出信贷供应体制与讯息传递机制如何在全局层面重塑青年的金融实践。
另一方面，结构性风险既导致个体的直接收益损失，也影响个体的经济流动力。某发帖人表示，”我的额度本来就不高，所以就把三个网贷的额度套空了，加上我本来信用卡欠的些许债务，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欠债生涯。其实当时我做过合理的还债规划。但往往规划赶不上实际，中间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变数把我的还债规划彻底打乱了”。这种”循环借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负债困顿，使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负债螺旋”。结构性风险不仅为大量个体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打击，还恶化了由于其他理由产生的负债问题。例如，有发帖人表示，自己为了在大企业的无薪实习选择了借钱生活，期待转正之后就能有稳定的收入还清这段时间的贷款。但实际并没有获得正式岗位，为了迎合家人期许而选择了隐瞒债务，进一步加重了其经济困厄。
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调习惯于将个体困顿完全归因于”消费失范”，这实际上遮盖了不稳定工作、生活开支上升与金融供应方式变迁之间的制度性联系（Di Leonardo，2008）。”通常是即将到还款日期，临时东挪西借地应付着，然后又心安理得地躺平，即便自己已经没有经济来源了。”这段发帖人的陈述展现了在收入不稳定、生存开支增加与信贷便利的环境中，个体如何在还款周期指挥的时间构架里被动地实施短期资金管理。总体看来，青年负债行为所表现的并非单一行为失误，而是一条信贷供应、讯息呈现体系与人生处境相互联结的制度性线路。在收入与支出错位的特定阶段背景下，数字借贷的高触及度与费用的分散展示，使首笔借款更易演变为分期与延期，继而形成”循环借贷”的债务经历。这种制度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凸显了青年群体的财务脆弱性和社会对策干预的必要性，为深化研究青年负债问题及其社会管理奠定了关键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启示。
▍结论与对策
基于对”负债者联盟”小组成员的深入分析，当代青年的”负债螺旋”并非纯然是个体非理性购物或金融知识不足的产物，而是宏观层面金融化力量与微观层面个体能力在特定情形下相互缠绕、持续互动的社会呈现（周晓春等，2019）。
（一）青年”负债螺旋”的演变轨迹
在普惠金融深入与金融数字化普及的年代，青年群体的过度负债已不再是孤立的微观个体财务失衡之事，而是蜕变为由制度、文化与科技共同促进的整体性困顿。这一困顿的产生既是对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中跨期消费平衡观点的实际挑战（Ando & Modigliani，1963），又深层次反映了金融化逻辑对微观日常生活领地的全景渗透。具体而言，青年群体深陷债务困顿的演进呈现如下三种轨迹。
其一，制度压迫下的跨期优化失败与困顿陷阱。就生存上升型债务来说，其根本是青年在面临就业市场震荡、住房及教育等支出与回报的制度性脱节时，所采纳的防守性或进攻性的因应战术。在缺乏初始财富基础的前提下，青年不得不利用借贷工具尝试进行人才的跨期配置（Dwyer et al.，2012）。这一路径深层次暴露了当代青年在全球劳动力格局的不稳定处境（Hardgrove et al.，2015），以及社会再生成金融化背景下的易伤性身份，使得金融工具从原来的缓冲用具蜕变为一种被迫的金融化存活手段（Di Leonardo，2008）。由此，在全局经济震荡与非稳定工作带来的财务脆弱性双重压制下，这种理智的跨期冒险往往在硬性付息的竞争中导致其金融处境迅速恶化，逼迫青年通过”循环借贷”的手段维系最低程度的存活，最后坠入难以翻身的困顿陷阱。
其二，身份焦虑下的符号化变现与消费陷阱。文化消费类债务揭示，在消费主义文化霸权与无现金支付生态的共同影响下，青年为缓解相对失落感、建立成功身份的意义感，反复通过金融杠杆购买有象征意义的产品（曾燕波、叶福林，2021）。与此同时，在数字媒体构建的炫耀性购物环境中，青年通过金融进行的符号化变现，本质上是透支将来时日来获取现在的身份肯定（鲍德里亚，2014）。这促使青年的现实欲望压过长期筹划，导致其负债规模与实际偿还潜力之间产生裂缝。这类负债机制使青年陷入了贫困少年的两难，他们通过借贷维系体面的社会地位，却因债务积压失却了真正的消费自主（鲍曼，2021）。
其三，科技围困下的数据合谋与算法陷阱。环境驱动型负债是金融科技对低金融认知青年的降维式掠夺，网贷公司与各类非法融资主体运用数据剖析精准定位，专门瞄准那些急需资金或缺乏自律的弱项青年。平台借助无抵押、快速批准等柔和贷款约束，叠加青年个体的认知缺陷，将高风险信贷商品改头换面成普惠融资产品，致使青年在未完整理解条文或风险的情況下被卷入债务螺旋。这类科技围困不仅呈现了金融平台对青年剩余利益的精准掠取，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下对主体意识与行动室内空间的全面占领（Di Leonardo，2008）。
（二）青年”负债螺旋”的化解方向
要有效化解青年群体的负债问题，必须将宏观制度约束、融资平台管理与微观个体赋权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负债螺旋”的蔓延，为青年的向上流动搭建牢固的社会保障。这一整体管理框架不仅是对当前金融化社会危险的积极应对，更是从根本上重塑青年群体财务能力与金融保障的必然选择。
首先，深化制度性减负与保障支撑，化解生存上升型负债。生存上升型负债是青年为缓解存活焦虑、追求身份跃升而采纳的理智冒险与跨期配置战术。一方面，当局应持续增加保障性租住房屋的投放规模，降低青年群体的安家成本，并完善教育与培训补贴机制，减轻青年因人才投资所背的高额教育借债。另一方面，面对青年在收益波动期作出的防守性负债，特别是针对灵活工作与新方式青年群体，社会保障制度需发挥缓冲功能，建立更具灵活度的安全机制。此外，当局还应向因全局经济打击或创新创业败北而陷入经济绝望的青年开放合法合规的金融扶持，以阻止正向债务在硬性付息的争夺中沦为摧毁青年的沉重负荷。
其次，推进伦理重构与人生目标引路，干预文化消费类负债。此类干预的中心是解构消费主义霸权与重塑文化价值指引，领导青年群体冲破消费陷阱。一方面，网络媒介、教育机构及社群等各方需形成合力，对充溢在网络中的”精致穷””提前享受”等消费主义言辞进行批判性拆解，暴露象征性购物的真面；另一方面，应加强对青年群体的财务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协助其摆脱由于社会差异和团队压力形成的集体式困扰，倡议将专注力从外在的物质装点转向内在的自我成就。
最后，加强融资管理与增强金融认知，规制环境驱动型负债。化解此类负债的要点在于实施强势管制，消解掠夺性融资的算法陷阱。一方面，金融管制部门须对贷款平台的推荐算法与资讯通露实施穿透式管理，严禁用隐蔽算法诱导青年借贷，并强硬要求所有借贷商品在中心交易过程中以最醒目的手法公开具体融资成本（如年化融资利息等）。另一方面，管制部门应打破平台数据阻隔，建立跨平台的统一个人信用与风险管控拦截系统，对短缺稳定还债能力的青年设置严格的联合贷款上限，遏制多头借贷。此外，当局还需严打网络赌博等非法诱导源头，并广泛展开针对青年群体的金融诈骗防范与金融认知教育。
综合而言，青年群体的”负债螺旋”既是青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追求存活与身份跃升的防守性适应手法，也是全局制度性危险向脆弱群体的持续积累与递进转移的非预设后果。全社会应将融资管制的”硬手段”与社会保障的”柔扶持”有机融合，重建抗击风险的防护网，真正斩断资本对青年生命全过程的过度透支，守卫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毫无疑问，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之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筛选偏误，比如本研究所选用的”上岸记录”等栏目贴文，也许更倾斜于已成功或正在主动摆脱负债的群体，未能充分呈现深陷债务困顿而放弃自救的青年情态；另一方面，受制于网络民族学的样本特点，本研究对处于信息鸿沟边界或底部的隐没负债青年群体的关注仍不充分。今后研究将进一步融合量化跟踪资讯，深入剖析不同社会阶层、地方青年的负债差别及其怎样塑造其长尺度的人生发展轨迹，以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金融化演进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