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人工智能可能如何重塑我们的社会，可以回溯一项人类历史上更古老的发明。通过这项革新技术，人类找到了一位能力强于自身许多倍的有力帮手，这就是狗。
驯化野狼以后，人类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扩展能力——远距离追踪猎物的嗅觉，以及在黑暗中察觉潜在威胁的听觉。这让他们的狩猎技能远超尼安德特人同类，也使其成为更强悍的战斗者，不易陷入敌人埋伏，也难被逃脱的猎物摆脱。
在人类学者的研究中，犬类被认为是智人战胜史前对手、最终主宰地球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项「驯犬技术」初期面世的年代，人们难以判断其安全性。说到底，人类是把野生的狼引入了居住地。为了防范危险，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调教这些动物，使其不会伤害婴幼儿。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犬类虽然偶尔仍会摆脱束缚甚至咬伤人类，但从整体效果看，人类对这项投资的回报感到满足（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乐观主义者的构想中，人工智能会像狗一样成为人类的助手，增强而非削弱人类的地位，并永远听命于人。然而，倘若现实背道而驰会怎样呢？
AI的自我演进速度远胜于此。在不久的将来，它或许能够独立迭代出更高版本的自己，这种速度会让最有经验的育种专家也无法匹敌。我们有把握相信狗不会反过来奴役人类——即便到2030年，你的宠物狗仍然不懂怎样操作开罐器。
可惜，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前景时，人类的底气就远不如此了。
近期两部新作都致力于解答同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将如何改造我们的未来。其中一部由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著述，另一部则来自普利策奖获得者、一位资深历史学家的笔下。
虽然两位作者并未采用此类比喻手法，但若以此视角切入解读，这两部著作的核心思想反倒更容易领会。
哈佛历史学家吉尔·莱波尔的焦点指向「驯犬者」这样的角色。她将AI领域的商业巨头描绘成一群缺乏道德自觉、不肯承担后果的人物，他们开发的技术终有一日可能突破枷锁，转身反咬人类。
莱波尔在其著作《人工国家的兴衰》中提出，这些科技公司的掌权者正在构建这样一个前景：机器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许多人的职位被机器占据，而这些机器则被企业所有。
她认为这样的未来意味着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彻底摒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她的观点部分基于这些科技领袖们的公开言辞。OpenAI CEO萨姆·奥尔特曼就曾宣称，由AI担任总统职位将是「极好的发展」，理由是人工智能能够「周游全球，与世界各地的人类沟通，精准把握每个人的需求」，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优化治理」。
埃隆·马斯克则提出了一个更直白的想象：在超级智能机器的支配下，人类可能会沦为被豢养的「拉布拉多犬」。
奥尔特曼预言，地球大陆将迅速被服务器机房占据。为应对这一隐患，马斯克的方案是将数据中心迁往外太空，同时将数百万人类殖民到火星。
莱波尔观察到，这些科技领袖们似乎早已为自己规划好退路，包括「马斯克奔向火星、扎克伯格遁入元宇宙、贝索斯飞向太空、奥尔特曼则将思维转移至云计算中心」。
莱波尔表达了一个忧虑：正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逃离手段，所以对将地球变成反乌托邦的危险显得不够谨慎。
她的担忧并非完全无据。这批科技精英显然不配去规定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然而，她对这些富豪个人能力的估量或许过高。AI如何重塑人类社会，不该完全由马斯克的离奇政治信念所决定，同理，汽车工业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也并非源自亨利·福特本人的思想。
关键所在其实很简单：技术本身的能力有多大，以及人类最后将其投向何处。
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在新著《自由民主怎么了？》中探讨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全球被广泛引用的顶级经济学者，他先前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论述，其核心观点是：制度性的掠夺与剥削，才是让贫困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
其最新作品则着眼于当代，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阿杰姆奥卢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石。这套体制激励创新、促进经济扩张，同时通过税收机制和公共服务项目使增长红利得以共享，并以规制手段维护普通人的权益。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制度框架基本满足了民众的诉求。但转折点出现了——电脑时代到来。依阿杰姆奥卢所述，信息技术革命加深了收入差距，因其转变了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模式，从体力密集转向知识密集。此外，数字时代强化了「高学历群体的话语权」，使得新兴城市精英得以将其价值观灌输给日益不满的产业工人，最终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催生了特朗普现象。
技术的浪潮也重塑了人类的社交模式。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在过去二十年间，与亲友进行面对面互动的时间下降幅度达到了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围绕政治议题的讨论变得日益激烈与刻薄。
如果AI能够加速创新进程，理论上所有人都可获得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不过阿杰姆奥卢的疑虑在于，AI也有可能将数字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症状扩大，这类忧虑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AI时代可能带来就业的集中崩溃，在「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制造深重的社会阶层分割，触发民主制度的全局性危机。同时，通过更逼真的虚拟伴侣和愈加精妙的信息操纵手段，社会的原子化和孤立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剧。
阿杰姆奥卢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推进「工人友好型人工智能」的发展。他理想中的这类AI，应该帮助劳动者通过技术赋能来提高自身工作的价值与能力，犹如远古时代的猎手将自己投掷长矛的技巧与狗的嗅觉和敏捷结合在一起。
举例来说，AI能够协助电气工程师应对日新月异的电网问题。通过传感器网络发现故障端倪，结合历史数据库中的案例资料，为技师提供分析支持。在教育领域，AI也存在巨大的改善潜能。
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批阅学生的练习作业，并给出最佳的班级分组建议，使教师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群体提供定制化教学方案，从而创造更多对真人教师的需求。
这般思路听起来无懈可击。倘若AI的角色是加强而非替代人类劳动力，那必然会缓解大量由失业引发的社会冲突。然而，阿杰姆奥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缺乏充分阐述——具体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总的来看，这两部著作都未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们的出现本身反映了一个深层事实：面对一项发展如此之迅猛、前景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任何人要想提出有高度信服力的论述都是极其困难的。
从政治民意的角度观察，人工智能的接受度在下降。在美国民众中，对AI长期后果持悲观态度的人数是乐观者的两倍之多。同时，仅有百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的进展步伐「过于迟缓」。
尽管如此，这匹现代之狼最终还是会进入人类的巢穴。当今在AI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和中国恰好处于战略竞争中。双方都急切地想要率先获得这个超级智能的助手，因为谁都不想重蹈那些缺乏狗的帮助、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尼安德特人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