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读者提来的两个追问颇为中肯，这些问题值得在此深入探讨，也由此牵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议题：灵活就业为何会沦为失业的隐蔽托词。
其一的疑问是：何以如此关切外卖骑手的群体？
其二的疑问是：若从小见大，为何选择讨论美团平台，而非基层政府部门？
先来回应第二个问题，其中涉及两点考量。
首先，这与对江小涓教授研究工作的认同有关。
江教授长期聚焦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我曾在《试点四年才全国推开，反而”稳了”》一文中推荐过她2019年的学术论文《网络时代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重组与秩序重构》，2021年也曾旁听了她开讲的《数字时代与公共治理》课程。
必须指出的是，身处当代社会，互联网平台的社会管理职能越来越明显，在诸多新兴领域的表现，往往比传统政府部门更具效率，因此盲目否定平台价值是不理智的，关键应该在于政府如何进行有效引导。
其次，对美团这个企业有一定的了解和联系，这为进行相关调查研究提供了便利。昨日那篇文章的素材，绝非仅靠公开资料就能完成。
有关注我的读者可能知道，我习惯于通过面试这一途径进行交流，既能够了解不同行业的关注重点，也能够不断更新自己在市场中的价值定位，而这一点尤为关键。企业愿意支付多少报酬，是无法弄虚作假的，因此我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充满信心。大不了进入互联网领域拿个百万年薪，相比之下反而比天天做自媒体要轻松得多，虽然互联网的工作压力确实存在，但实际强度远不如网络传言那般夸张。
多年来，我面试过的企业数量已达数十家之多，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大众认识的各类大小平台我基本都接触过，甚至包括小红书。初次被小红书联系时我还感到奇怪，不理解一个以美妆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为何会找我，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认知已经过时了。
不过小红书给我的体验并不理想，这不是关于面试流程本身，而是作为这么大规模的公司，理应保留历史面试记录，同一职位不应该重复邀约，但事实上不到一年内就有不同的人找我聊了三四次，这在其他公司从未遇到过。
CDT 档案卡
标题：突破「灵活就业」的统计迷局
作者：镇长
发表日期：2026.8.22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树乡谈
主题归类：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障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除此之外，我还接触过摩尔线程、小鹏汽车、锅圈、万达、宏立城等众多其他行业的企业，特斯拉也曾通过朋友介绍邀约，待遇和资源都相当不错，只是基于对国产汽车的支持立场，价值观产生了分歧，所以没有继续对话。顺便说一下，房产公司的面试流程最具特色，必须要求穿着正装；小鹏则会在面试后让应聘者进行笔试，回答几个问题，这点也很有趣。
我当然也曾面试过美团，其中有一个岗位方向就是从事新就业形式下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工作。2021年7月时，人社部等八个部门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那时互联网与政府的互动方式与现在不太相同，主管部门特别希望龙头企业能够主动出面支持、探索相关政策，这种主动与被动在实际执行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企业本来就不太积极，就有太多合理合法的办法来延缓推进。
当时美团在众多平台中表现最为积极，但作为上市公司，商业利益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只有企业能够持续良好地运营，才有可能继续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
从企业的立场看，配合政府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是应尽之责，这也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不仅如此，上市公司还需要披露CSR社会责任或ESG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报告。
但关键也要掌握分寸，在企业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尤其要考虑到市场竞争的需求，如果用力过猛而其他企业不跟进，甚至反过来利用加压作为筹码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即便监管部门能够对不正当行为进行处罚，实际上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市场份额一旦丧失就难以挽回。我所面试的这个职位，核心职责就是做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在政策试验中平衡商业和社会效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损耗。
虽然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加入，但我与美团之间也建立了某种联系，自然就对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改革保持了持续的关注。我还认识美团内部的几位同事，当然他们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账号，我也不怕他们猜出我是谁，因为这类岗位接触过的应聘者太多了，当年的面试官们早已各奔东西。
– 2 –
接下来回应第一个问题：何以关注这一劳动者群体？
先请各位看一段对话，为了避免所谓的「断章取义」，我直接引用原文，这段内容来自8月上旬《聊一波》栏目「2亿零工在做什么工作？他们的社保如何解决」节目，受邀嘉宾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
需要先指出一点，「2亿灵活就业」这一数据口径存在问题。根据统计，2025年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8亿，多数预测表明2026年会增至3.2亿，因此改称「3亿灵活就业」更为准确。
2亿与3亿的差异非常大，后者已经占到城市就业总人数的逾四成，从过去被视为就业的补充形式，演变成了就业结构中的重要支柱。这一转变意味着需要投入的政策资源完全不同，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近年国家在强化对灵活就业群体保护方面投入如此之大。
对话一：
王波明：这个群体拥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我们通常会认为正式就业更具优势，而非正式就业或者临时工缺少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灵活性本身就代表一种优势。
他们与我们不同，不用朝九晚五的固定上班，我们虽然获得了五险一金等福利保护，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作为代价换取的。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追求的正是这种灵活与自主的工作方式，因此在社保等保护方面自然就会相对薄弱。相反地，正式员工所享受的稳定福利，也是付出了时间自由的代价。因此，不能武断地说灵活就业没有任何好处。
对话二：
王波明：虽然他们拥有灵活与自由，但同时也需要获得报酬。他们所处的环境缺乏长期稳定性，也许今天还有工作，几天后就没活干了，这样他们该如何保证持续的收入？
张丹丹：他们会迅速摸清门路，学会如何挣钱。其中存在两个群体：第一类是「极卷」的人员，属于职业化的零工，甚至带有一些创业者的特质。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地域有针对性地选择收入最高的工作，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根据时间变化切换不同的工作类型。
比如在「双十一」前夕从事物流行业，在制造业工价高企的九到十月进工厂，在严寒酷暑时节外卖单价上升便转向配送工作——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计算体系，精确掌握何时何地最有利可图。
第二类则相对分散，收入水平偏低的零工。零工人群的收益情况差异巨大，有人月入过万，也有人月收仅几千甚至数百元，他们在时间安排和工作选择上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收入状况也因人而异。
我未曾接触过张教授本人，对她个人没有意见，只是对她所表述的观点有所保留。我认为她的言论有些脱离实际。比如说「他们会迅速摸清门路」？赚钱有那么容易吗？
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直言不讳地解答就好了。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已经做过介绍，比如这些人大多缴纳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少数人缴了灵活就业保险，有些平台从业人员还拥有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但整体而言，相比传统正式就业确实要差许多，接下来可以继续讨论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具体可参照我去年写的《夹心层的数亿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保障？》一文。
但张教授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甚至转移话题，一味地强调「灵活性」的益处，这能算是社会保障吗？
社会保障有明确的定义：指以国家和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经法律规定，在居民遭遇年迈、患病、失业、工伤、生育等风险时，提供基本生活保护的系列制度。
那么所谓的「灵活性」是由国家或政府负责提供的吗？怎么就能称「灵活性本身就是福利」呢？
对于资产丰富、衣食无忧、甚至已实现财务独立的人来说，灵活性与时间自由诚然是一种福利，马云曾说月入两三万、房车齐全、家庭幸福的中国人最有获得感。但对于收入不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人而言，所谓的「灵活性」其实就是朝不保夕，是负担而非福利。
想象一个大学教授忽然资产被清零、身负巨债、工作也没了，那他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会把这看作福利吗？
没人否认灵活就业的优点所在，灵活性的确是一项资源，毕竟「时间是最宝贵的权力」，一个人能掌控多少时间对人生至关重要。
但要明白的是，灵活性或者说时间自由仅仅是一种资源，怎样变现才是真正的分别所在。
以我自己为例，依托过去积累的经验与人脉，灵活性对我而言确实是福利，甚至可以说我能提早数十年享受退休待遇。可全国的3亿灵活就业者中，有多少人能达到我这个程度？即使把标准降低十倍，又有多少呢？
显然，对大多数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来说，灵活性并非福利，而是一种无可奈何，谁不想去找一份稳定可靠、配备正规社保的工作呢？
因此，王波明接下来强调「虽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进一步追问「长期稳定性缺失，怎样才能维持收入」，这才是问到了要害。
我对张教授的回答也不满意。比如对灵活就业的分类方式，为何要按「卷度」分成高度内卷的职业零工与收入较低的零工呢？这种分法有什么依据？
而据我对收入较高的自由职业者的认识，像独立投资者、上市顾问、设计工作者、执业律师、头部内容创作者、网红主播等，他们并未必都是「卷」的状态，工作强度虽然不低，但多数人都相当看重生活与工作的均衡。
而且他们也不会像张教授描述的那样「在全国各地流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工作」，许多人在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后，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很难想象他们会轻易改换赛道。我就认识一个在美团做了十年外卖的骑手。
至于第二类低收入零工，「收益差别很大」这一评价确实没错，而这恰好就是当下的核心议题。仅从这场对话的角度看，我认为张教授需要加强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群体的实际调查，特别是近年来劳动保障方面的巨大变化，也需要深入了解。
– 3 –
接下来我就要从「零工人群的收益差异很大，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这句话入手进行讨论。
我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外卖骑手群体，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下灵活就业或新兴就业形式的劳动者，从综合社会保护水平来看处于前列位置，可以说是超百万劳动者中保障最好的，虽然与高收入的自由设计师、顶级网红等无法相提并论。目前灵活就业蓝领阶层中，收入排在前三的分别是月嫂、货车司机和外卖骑手。
月嫂这一职业确实复杂，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日后再做讨论；货车司机则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当今物流配送对时效性的要求很高，经常需要夜间长距离运送，燃油车司机还要时刻防范油品被盗，所以货车司机的高收入其实是以生命安全作为代价。
相对而言，虽然外卖骑手的月均收益比前两者要少一些，但从综合性价比角度看反而更划算，因为除了购置电动自行车和支付换电费用之外，其他的固定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且与流水线工作相比，工作形式更加人性化。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外卖配送行业，对于家庭主妇和重返职场的女性而言，外卖配送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份相当宝贵的公平就业机会，无论性别，只要看配送单量。正因如此，女性骑手的工作积极性往往更高，体现在乐于接单、吃苦耐劳，有些甚至带着孩子边做配送边照顾家庭，既能照顾孩子也能获得收入。从女性就业选择的角度看，这从侧面反映出骑手群体收入和保护水平的提升。
八小时工作制的历史源自机械化生产时代，主要是因为人类对单调工作的耐受力有限。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则不同，虽然也要面对道路安全隐患、少数商家或用户的刁难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城市间的配送工作还是有一定趣味性的，类似于游戏中的打卡任务，不少网络游戏为了提升用户粘性，还专门设计了几十环的连续打卡任务，我当时玩游戏时对这类任务有爱有恨。
除了少数十分努力的从业者，大多数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分布相对集中，高峰期忙碌，其他时段可以找地方休息。众包骑手偏好晚间工作，时间较为紧张，而全职骑手由于单价固定，时间控制反而更灵活一些，许多人在完成当日收入目标后就收工了，在北京这个目标多数是300元。
大家应该见过在非高峰期，骑手们靠在车上或者聚在一块儿玩手机的情景，如今许多地方都设立了骑手驿站，休息条件也随之改善。重要的是外卖骑手在自然环境下活动，周围景物持续变化，这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充分做好劳动保护，同时像美团那样持续优化配送算法，为骑手留出更多的时间空间，当然前提是要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寻求多方利益的平衡，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强制推动全行业的齐步前进。
由于骑手这一群体与广大消费者接触最为频繁和普遍，获得了现有政策资源的倾斜照顾，基本上已经成为新就业形式劳动保护改革的试验田和标志性群体。而且骑手集中在几大平台，具有更强的组织性，所以虽然货车司机的数量比骑手多出数倍，但因为日常与大众的交集较少且过于分散，反而不像骑手那样受关注。
我在前一篇文章的评论区回复过：骑手在蓝领阶层的社保水平真的已相当不错，多数其他新就业劳动者的工作保护、劳动环境远不如骑手。比如同样与大众广泛接触的网约车司机，虽然有车在身，但你想想这份工作的实际情况：一旦开始接单就可能要工作十几小时，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成问题，长期久坐对身体的损伤极大，网约车司机工作对健康的危害其实超过了外卖骑手。
网约车平台之所以在冬季时格外强调车内空气质量，也是因为有许多司机直接住在车里。
表面上看起来每天的毛收入比外卖骑手更高，但如果扣除车辆和各类相关开支，实际收益未必就超过骑手。只不过按照通常的社会观念，拥有一辆车，似乎能和出租车司机看齐，显得更有面子，因此有些人会把这份工作作为度过困难时期的首选。
至于货车司机的劳动保护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依靠自我救济。当然很多高收入灵活就业者也是自力更生的，比如律师的本质就是灵活就业，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个名，连A4纸都要自己掏钱。
– 4 –
已经写了四千多字的内容，现在加快节奏，直接表述想法。
眼下灵活就业实际上变成了失业的遮掩工具。张丹丹教授所说的「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就是很好的例证。
月收仅几百块能称之为就业吗？
如果一个就业群体的差异如此悬殊，就不应该用一个名词来笼统概括。灵活就业的概念在2001年《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时，确实具有进步意义，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但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应该进一步细化这个定义和范畴。
我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灵活就业的关键词是「就业」，所以必须能够通过这份工作获得足以生活的、稳定的收入，否则凭什么称之为「就业」？
灵活就业不应当只看自雇还是被雇用的形式，应该设置一定的准入条件。
比如可以这样界定：稳定收入（这里强调的是稳定而非某个月的收入），必须达到本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上下，同时要持续缴纳社保和医保，可以是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医保中的任意一种，这样才能纳入「灵活就业」范畴。
当然60%的门槛可能太高了，那就下调一些，最起码应该是稳定收入超过本地最低工资线，同时持续缴纳社保医保吧？
凡是低于这一条件的，就不再列入「灵活就业」的统计里头，可以另创一个新的分类。
或者，可以把现有的「灵活就业」细分成五大类。
A类属于高枕无忧的一群，也就是张丹丹所谓的「极卷型职业零工」，判断标准是个人所得税年缴基数超过三倍社会平均工资，或者有频繁的大额消费记录。
B类是月度平均收入超过本地60%社会平均工资，且持续足额缴纳社保医保。
C类的月均收入高于本地最低工资线，但低于60%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保险有缴但断缴超过三个月的情况，这类人群就应该纳入重点监测范围。
D类是月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时社保医保中断超过六个月，无较大的资金流水等特征，具体判断标准还可以继续完善，这类人群就必须采取积极的帮助措施，正好可以与国家的低收入救助政策相衔接。
E类则是通过大数据难以分类的情况，这些需要人工逐个核实分类。
这套分类方式，不能把任务压到基层去查证，而是需要打通各部委的数据库，比如保险记录、个税数据、消费金融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等的信息，进行统一的数据分析和划分，对于无法确定的情况再进行人工复核。
这样做的益处在于，未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灵活就业就是就业，只不过是有别于传统雇用关系的另一种就业模式罢了，收入和保护水平也基本一致，这样大家自然就不会觉得灵活就业是失业的隐蔽代称了。
即便这么做在短期会导致数据看起来不太好看，但现实就是现实啊，统计数据与现实的偏差越大，产生的矛盾和消耗就越大，也容易导致问题长期得不到关注。
细化分类之后，前面提到的AB两类，政府就不用投入过多精力去管理，只需要定期评估调整即可，应该把着力点放在CD两类，特别是D类，这样也能让基层更高效地推进帮扶政策的实施。
说白了，一个三亿人、未来甚至可能达到四亿人规模的就业群体，不能继续沿用一个统一的标签了，这太粗糙了，传统就业都强调行业五花八门呢。
把工作做细致了，许多难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