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赶往湘潭的母亲肖女士，本欲出庭提供证言，却因身体状况而作罢。审理收场后，三人各自向记者详述了他们的立场。在母亲、长子与次子三份陈述中，关于家族往事、兄弟关系与房产纠纷的讲述相互冲突，呈现出三个彼此隔离的叙述世界。真相的全景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
三个叙述 三个平行世界
母亲的陈述：孩子们是双胞胎，名字从未被改动。
长子的主张：我一直是唐时达，弟弟在制造虚假指控。
次子的控诉：哥哥年长我一岁，盗用了我的身份进入高校。
虽然三人齐聚一间法庭，但他们的陈述却分别勾勒出三个相互隔离的故事线。
房产纠纷在北京引发了这场兄弟反目，举报信将其激化，最终演变成无法修复的亲情悲剧。无论司法判决最终如何，这出弟兄之间的身份认证博弈，已然彻底改写了三个人的生命轨迹。
母亲的叙述：孩子就是双胞胎
名字在出生时就已确定
现年71岁的肖女士于庭审当日从深圳抵达湘潭，这是她首度现身两个儿子之间的诉讼现场。她原计划出庭作证，但法官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最终决定不让她出庭。
晚间九点前后，她提前离开法院，向媒体叙述了她所了解的事实。
“两个孩子于1983年10月16日作为双胞胎降生。长子名唐时达，次子为唐一达，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变更过。”
她追忆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怀孕期间，丈夫因不愿生育而提出离婚，她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坚定地将两个孩子生了下来。由于经济压力有限，她将长子唐时达托付给二姨一家（养父母）生活和抚养。
“姐夫是位有学问的干部，为人非常善良。长子的名字就是他取的。他问我可不可以让孩子跟我的姓唐，我说当然可以。”
关于两个孩子入学时间为何不同，她做了说明：”长子唐时达的养父母安排他在6岁时读书，次子唐一达则跟随我，在7岁才开始上学。虽然他们是同月同日降生的双胞胎，但因为升学时间相差一年，学年档案上有所区别。”
对于”潘涛”和”潘峰”这两个名字，她坚决否认曾为孩子用过它们：”根本没给孩子取过这样的名字。孩子的父亲早就放弃了这段亲情关系，我没必要让孩子保留他的姓氏。”
如今已有七年没有见过次子唐一达。当记者问及她的感受时，她眼神中流露出遗憾：”我当然想见啊，他们是我亲生的儿子。时间的流逝终会缓解这些关系。血缘纽带是割舍不断的，不管他现在做了什么，在我有生之年，我的疼爱不会改变。”
长子的质疑：逻辑矛盾环生
学校的认定无法自洽
审理落幕后，唐时达在法院外接受了媒体采访，情绪激昂地指出了湘潭大学在冒名顶替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并列举了十个相互矛盾之处。
“首先看第一个矛盾。次子自己的申请书中说潘峰是他的哥哥，却在出生日期一栏写的是1983年11月16日。一个在时间上比我更晚出生的人，怎么可能是年长的哥哥呢？”
“第二个矛盾就读高中的学校说法前后不一：学校档案声称我在城步一中完成高中学业，而高考报名登记表却指向了武冈二中。怎么可能一个学生同时在两所不同的中学就读？”
“第三个矛盾更加荒谬。学校后来补充了一份2001年10月29日的证明，声称潘峰就是唐时达。如果这份证明能成立，那之前城步一中的证明又作何解释？同一个时间点、同一所学校里怎么会有两个身份？这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律。”
他进一步指出，学校在2025年重新作出决定时提供的所谓新证据，实际上在原决定作出前就已经存在于档案中。”这些证人不可能在2018年之后才出生。学校当初为什么没有调取这些证据？现在才拿出来，明显违反了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谈到次子在庭上的陈述，唐时达表现出了理性和克制：”看到他面容憔悴，我心里感到难受。但我没有选择在法庭上跟他对峙。”
面对”你就是潘涛”的指控，他的回应简洁有力：”所有的法定档案都证实我就是唐时达。各种证据都指向真实的自我。”
关于潘涛究竟去了哪里这个问题，他直言不讳：”这个问题该由湘潭大学来做解释。举证的责任应该在对方。”
提及母亲为何没有出庭作证，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母亲的心脏已做过四次支架手术，我不能为了法庭作证而让她冒这样的健康风险。而且对方也已经认可了母亲提交的书面陈述，作为证据已足够了。”
次子的主张：证据确凿无误
高考分数就是我的成绩
唐一达首次作为第三人身份现身法庭，这也标志着他在与哥哥多年诉讼纠葛中首度直接参与行政诉讼程序。
为什么此次选择出庭参与？他坦率地给出了答案：”事态已经复杂到无法再隐忍。我不能永远躲在后面。何况湘潭大学其实很无辜——我当年考了596分，加上20分的少数民族加分，总共是616分。我报志愿时首选的是中山大学和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只是第三选择，结果反而给学校惹来了这么大的无妄之灾。”
他手中握着的，是他最为倚重的证物——高考成绩与录取信息表。
“我在法庭上拿着证据指明了被告证据第216页，上面明确记录的是596分。这是我在考试中取得的真实分数。而原告现在竟然说这个分数是他考出来的。各位，真相只有唯一的答案。”
他认为，学校重新作出的撤销学历决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学校补充提供了笔录、招生档案、实地访谈记录和户籍管理部门的档案材料等多种类型的证据，这些证据相互关联，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明链条。
关于母亲所说的”双胞胎”论点，他进行了直接的驳斥：”她说自己怀了双胞胎，丈夫不愿要，在逃往二姨家的路上生下了两个孩子。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从城步县城到二姨家，需要先乘坐班车到围州，之后还得攀爬那条有11道急弯的崎岖山路。一个怀孕的孕妇，别说能生下两个孩子，即便把两个新生儿的脐带缠在自己身上，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登山路线。这就是编造的谎言。”
他表示，母亲如此公然的虚言让他倍感心寒：”如果没有这些谎言，我今天听见她在门口的声音，可能还会走过去跟她聊一会儿。”
他向记者透露，在庭审中他与哥哥只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他问哥哥：”在日常生活中，家里人是不是都叫你涛涛这个昵称？”哥哥的回应是：”这个问题和案件没有关系。”
关于与母亲和哥哥的亲缘关系前景，他认为目前的对立立场不是修复情感的合适时机。他坦言，一段破裂的亲情只会成为精神上的消耗，倒不如彻底放下，相忘于江湖。
学历撤销的法律争议
法律专家解读程序与证据
湖南省高院在2025年8月对这起学籍行政案件做出了终审裁定，宣布撤销湘潭大学的原始决定，同时推翻了一审和二审的相关判决。法院责成学校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重新做出决定。
到了2025年11月18日，湘潭大学再度发布了《关于撤销唐时达本科学历证书的决定》，继续以”冒名顶替入学”作为由，维持了学历撤销。
唐时达针对学校的再次决定提出了法律异议。他援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行政部门在原决定被法院推翻后，不应该再用相同批次的证据材料做出同样或基本相同的决定。他以此质疑学校的再次决定在法律上存在违法之处。
对这一争议点，律师曹竹平进行了法律解读。他指出，虽然法律确实有这样的规定，但存在一个重要的例外——”因程序撤销而作出的除外”。他解释说，法院有时仅认定了程序上的违法，比如缺乏必要的告知程序。一旦之后补充了程序上的不足，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申述，进行了重新复核，那么基于这些证据所确认的事实仍然是正确的，行政机关当然可以做出相同的决定。况且，在本案中，湘潭大学还追加了新的证据材料，这进一步加强了关于冒名顶替的认定。因此，学校再次做出撤销学历的决定在法理上并无不当之处。具体的判决结果最终还要看法院如何审视这一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