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出国权利的维权之路，让来自湖南的李明（化名）奔波劳碌已达两个月。
今年25岁的李明，于6月在马来西亚观光期间突然接到家乡派出所来电。根据李明描述，对方下了最后通牒：三日之内必须回国，否则将面临”诈骗罪犯”的定罪、户口注销等后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李明迅速订购了返回国内的机票。
然而他未曾预料，这一趟归国竟成为永别——在事先毫无通知的情况下，李明被出入境管理系统悄然纳入了”涉嫌诈骗高危人物”名单，”我根本无法跨越国境，连港澳地区都无法涉足”。
随即，李明踏上了维权之旅：频繁前往派出所查询、致电市长热线、耗资6000元寻求律师协助，但至今未获任何具体回应。
去年7月，中央宣布将于9月15日施行一项重大改革，其中扩大了边检机构”劝告阻止”公民出国的权限，引发社会广泛忧虑。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这份新规出台之前，诸如公务系统工作者、国营企业职员乃至普通百姓，已因被没收证件、录入限制名单等缘由而遭禁出国。
现居日本从事维权工作的律师伍雷（原名李金星），曾长达六年被中国政府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离境。他向BBC表示，对新规毫无惊讶可言，反而对民众的”惊恐”感到费解——”中国一直都是这样，并非什么新鲜事。”
在改革方案公布以前，社会各界人士早已因各种缘由失去了对外出行的权利。
东南亚之旅后被标签化为”诈骗人员”
这是李明初次踏出国门。
自2025年8月起，李明携带着在国内积蓄的经费前往东南亚地区游历。他的计划很简单：没有预定具体的回程日期，而是「花完了钱就返国」。自广州出发后，他途经马来西亚，随后赴印尼、柬埔寨等地。在这长达近十月的人生历程中，李明既在旅行中寻求乐趣，也通过本地就业维持生活所需，曾在旅馆担任警卫，也在物流企业从事过工作。
李明提到，当警察在6月突然打来电话时，他感到极其震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确切位置？”
面对限期回国的命令，李明初时并未同意，而是请家属去派出所打听究竟。按照李明的转述，家属表示公安人员态度非常强硬，甚至扬言”要把所有在海外的人都劝返回来”。尽管李明感到困惑，但警务人员在电话沟通时曾向他承诺，只要他现身国内，之后两日内便可重新申请出国。
但李明回到国内的次日清晨，七八位警察登门拜访。这些警察不断对他拍摄照片，并详细讯问他的出行路线。李明当时的感受是，自己仿佛成了”阶下囚”。
其中一名警察对李明说：”你既已回来，往后就别想再走了。”李明困惑地追问缘何如此。警察回答道：”咱们国家非常好，去海外旅行存在不安全隐患。”
李明并未深思，照样申请了港澳证件。但当他向出入境部门递交申请时，工作人员告知他已经在数据库中被记录为”涉嫌诈骗高危个体”，无法办理出国证件。”那一刻，我感到极度沮丧与困顿……我是在浑然不知的状况下被列入的。”
BBC中文无法对其陈述进行独立验证。但依据公开信息，中国的公民目前无法自主查询自己的边控信息——除非官方主动以书面或言语方式通知民众，否则大多数人只有在办理证件或试图出国时才会得知自己受到了限制。
李明的际遇并非个案现象。
自本年起，多个互联网社区平台上不断出现相似诉说：有人从东南亚旅游返回后接获警察的电话汇报指示，随后被加入了”诈骗嫌疑人员库”。BBC中文查阅各类公开资讯后发现，从2021年前后开始，就已经有人因被纳入电诈风险名单而被禁止出国。
有网民推测，边控禁令与”诈骗高发地户籍”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中国当局近来强化了对诈骗犯罪的打击，过往曾公告过一份电诈重点打击地区清单，其中点出了福建、广西、海南、河南等省份。
李明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籍贯所在地湖南也榜上有名，”不过湖南也有许多人在那些国家（东南亚）从事正当商业活动啊。”但令他感到悖谬的是，”我甚至拥有无犯罪记录的官方证明”。
在李明看来，管制部门其实分辨不出这群人的差异，”一概而论，直接把所有人都划分成诈骗分子。”
中国当局并未公开说明纳入诈骗嫌疑人员库的具体条件。但被列入名单的人员必须”自我洗白”，需向公安机构递交岗位证明、薪资明细等材料来进行审查，才有可能被从名单中移除。
中国当局多年来重拳打击诈骗活动，从柬埔寨等地遣返诈骗嫌犯。
“根本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
导致被限制离境的缘由远不只是地理位置。
现年26岁的皮皮，曾在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接受港媒采访。返回中国后，皮皮发现自己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盘问。”村里的干部时不时就会给我打电话，打听我在做什么、忙些什么事”。
2023年1月中国重启对外通关后，他申请办理护照，但管理部门至今拒绝受理。
当前，中国《出入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六种禁止公民离境的情况：持用过期证件者、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未结民事诉讼且法院禁止离境者、被他国驱逐回国且被限制离境者、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准离境的情形。
过去三年中，皮皮在派出所与出入境管理部门之间往返奔波，只是想要一份书面的拒办理由。他声称，当地的一位出入境部门职员曾直言相告：”就因为香港那件事。”然而对方仅作了口头告知，从未提供任何正式的书面文件。
“倘若他递给我正式的文件说明，我还能申请行政复议。可是他只说一句话——你没法去。”皮皮感到无力：”我跟他讲法律规定，他就是不理睬法律。”
李明也表示，相关部门从未主动出示过任何正式文件。
“在国内，根本没有办法对出国禁令进行救济。”维权律师伍雷斩钉截铁地表述。
根据中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部门在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时，应当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但共识认为，这一点在实践层面并未得到严格贯彻。
伍雷自2013年就遭遇了边控处理，但从未收到过管理部门的正式书面通知。他将这种情况形容为中国司法的”灰色地带”——”没有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就像被看不见的手在拖累着你。”
在伍雷的认知中，边控已经演变成了公安机构管束普通民众的工具，”但凡你参与宗教活动、参加读书会、发起倡议书，或者仅仅是去信访部门上访，都有可能被纳入管制。”
中国外交部以及出入境管理部门并未回应BBC中文的采访请求。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克罗格教授认为，新规定是”又一套用来管控中国公民在国外言行”的手段。
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汤姆·克罗格（Prof. Tom Kellogg）告诉BBC，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出国禁令实现了多个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阻止相关人士在海外对中国政府发表不满言论，或针对他们的维权举动进行惩罚，国家安全部门直接拒绝核发护照。”克罗格说，同时，国安人员也会要求包括维权人士与律师在内的人群作出不抨击中国政府的书面承诺，作为核发护照的代价。
伍雷在2019年与当局”进行了交易”：”他们告诉我不许反对习近平、反对修宪连任，然后我就答应了，作为交换，你要让我出国。”BBC中文无法对其陈述进行独立核实。他于2022年移民日本。
值得留意的是，即将实施的改革中，初次明确了”中国公民在国外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的”可在返国后长期（最多三年）被禁止离境。
根据克罗格的观点，”这就是又一项用于规制中国公民海外言行的管制工具。”未来，任何人在海外对政府进行批评后，管理部门要限制其离境就有了法律依据，而禁止离境的期间”极有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限期”。
本年7月，中国宣布将自9月15日起推行新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其中包括赋予边检工作人员”劝止”公民离国的权力，这引起了多数人对出国自由遭到制约的担心。
从公务人员开始，到日益严格的国企职工管理
除却被纳入管制黑名单、护照被扣收这类情况之外，出国限制早已成为某些群体”标准化管理”的一部分。
其中，行政工作人员是最初被纳入此类管理体系的人群之一，而且这一限制措施一直在不断强化。
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加强了关于领导干部出国旅行的管制规定，其中要求由人事职能部门统一保管护照。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有些领导干部非法逃亡的现象时常发生，对我们党以及国家形象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到了2015年，某新闻媒体刊文提到护照上缴政策的约束范围已经下沉至科级干部层级。
一位来自安徽的已离职基层干部向BBC说，根据他的记忆，大约在2018年左右，他所在的单位开始要求上缴护照。若要出国，须向单位递交书面申请表说明出国的理由，但并非所有的申请都能被核准——根据他的观察，以探亲为由的申请较容易获批，但纯粹以旅游为目的的申请则很可能被驳回。
这位干部在2025年离职后，护照至今仍由原单位托管。按照他的观点，上缴护照这一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腐败分子逃离或隐匿财产，对于更高层级的管理者，可能也是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信息”。
但是前年美国报刊指出，某些地方除了公务工作者外，还有一部分公立学校教师、银行职员、国企在编人员等也被迫上缴护照。
今年32岁的小王在北京的一家国营金融服务企业工作，他确认了该机构自始就有明确规定：所有职工护照须交由公司统一管理，任何国外旅行都需提出申请，经过领导层多级审核批准。
小王进一步说明，领导曾私下提醒他”赴日本这些相对敏感的地方肯定是不行的”，但其他地方从原则上讲并无严格限制。然而，小王也坦言，由于年度假期仅仅五天，加之工作竞争带来的压力，选择出国旅游的同事属于少数群体，”出去旅游会显得特别显眼。”
在小王的体会中，现阶段国内出入境管理的约束没有统一标准，”感觉完全取决于你所在的工作行业，也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
小王进一步说道，他身边包括做博物馆工作的公务员朋友都表示”对外出国极其困难”，甚至申请护照也被说”工作属性特殊，无法直接办理”。而在金融机构的朋友中，有人国外旅行不受任何约束，也有人提交了申请却遭到拒绝。
小王无奈地感叹道：”确实是有如冰火两重天的感受。”
针对新政，他表示最顾虑的就是制度”一刀切式”执行，”国内很多方案就是会层层加严，可能中央要求严格一些，下级为了防范风险，就直接全部禁止了。”
“这世界这么辽阔，还是但愿能有出去走走的机会。”小王说，”要是彻底禁止出国，那可真是太麻烦了。”
距离新出入境管制措施实施仅剩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但民众对基本人身自由被侵犯的恐慌感已经逐渐浮现。
“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令人心痛的时期”
新的出入境管制方案正式生效还需等待不足三十天的时间，但对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忧虑已经显现无遗。
今年3月，19岁的贝贝（化名）从山东地区转机抵达韩国，目标是参加一场演唱会演出。自年初以来，她在网络上看到了许多机场安全检查人员拦截乘客、并电话通知家长的报道。这是贝贝首次独自离开国土进行国际旅行，而在她启程的那一天，恰好刷到了一则来自青岛的女性被拦截的新闻。
贝贝回想起自己经过边界管制检查时，整个人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一直在冒冷汗、想呕吐”。虽然边检工作人员最终只查看了签证复印件，提了几个问题就放行了，但贝贝说她到现在依然感到后怕。
她对BBC表示，自己不理解为什么边界管制突然变得那么严厉——然而在相关的论文讨论下，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官方主动拦截的操作。
在某社交媒体上，”出入境管制改革”话题下面有许多使用者都打出一句话：”这是为你考虑”——这个原本用来嘲笑中国传统家长们表面上关心、实质上操控子女的说法，现在被借用来嘲讽中国政府的各种管制举措。
“我们不过是去看一场演唱会，作为年人，我自己有辨别是非的头脑，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骗。”贝贝说。
克罗格指出，中国对越来越广泛的群体实施旅行管制，这令人感到深深的担忧，同时也映射出在习近平执政的年代，中国日趋严密的思想管制机制。
他提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众出国旅游、求学或照顾亲属才成为了普遍现象，但如今种种出国限制”让我们回想起了那个充满苦难的时期”。
新规宣布以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表了权威人士的解读评述。
其中一位来自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对外安全保护学院的副院长郭永良讲到，改革贯彻了”习近平法治理念和国情安全的总体思想”，赋予了行政机关”积极甄别安全隐患的权利与义务”，”强化境外安全隐患的全面防控力度”。
8月17日，李明表示在多次递交申请和继续跟进后，派出所最终认可了他的材料审查，将他从限制名单中除去。可李明表示，或许由于自己经常投诉，目前自己仍旧无法自由地出国。
皮皮则表示自己已经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他不敢像李明那样进行信访，因为他恐惧假如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来更糟的结果，”如果我这样做，我恐怕就会被逮捕了”。
除去在互联网社区上持续发声，他说自己已经不清楚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我就是个普通的公民啊，对吧？我一个年轻人，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此生能否再踏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