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时代上行时借势起飞，也有人在环境逆转后被卷进债务漩涡。对不少四十岁上下的创业者来说，人生并没有按照“中年稳定”的剧本展开，反而是在家庭责任最重的时候，背着沉甸甸的欠款继续向前。
2026年3月26日，刘明过了40岁生日。那天清晨6点50分，他照常打开短视频直播，带着观众做健身训练。和那些动辄百万粉丝的主播相比，他只有一两万关注者，直播间多数时候不过几十人，热闹时也就上百。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线。跟着练的大多是想锻炼身体的中老年人，也偶尔会有年轻人进来围观。他把全麦面包、蛋白粉、零卡黑咖啡等和健身强相关的商品挂进橱窗，只要有人留言提问，他都会尽量逐条回答。一个多小时下来，动作重复了好几轮，他常常已经满身是汗。
刘明的日程被压得很满。早上直播完，他还得赶在9点前去公司打卡。晚上6点下班后，再播一到两个小时，顺手维护短视频小店，往往一天要忙上十三四个小时。主职工作底薪加绩效约6000元，再叠加直播带货收入，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元。放在普通工薪阶层里不算差，但面对一百多万元债务，这点收入显得杯水车薪。
从2026年1月起，他的债务大面积逾期。房和车都已做了抵押，几乎没有能快速变现的资产。深夜里，他反复追问自己，两次创业之后，为什么会把人生推到这一步。可日子终究还得继续。生日当天，他在朋友圈写下，“突然就到了不惑的年龄。祝我生日快乐。好好活着。”
43岁的王新宇也在用类似的话安慰自己。这个曾经年入百万、开餐馆的老板，如今在工厂上班，月收入只有4000元。上有老人，下有孩子，生活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感叹，身份转换得太彻底了，过去开奔驰、请客吃饭轻轻松松花上千上万，如今坐地铁公交、点外卖都得精打细算，能省一点是一点。
44岁的陈林则经历了另一种版本的煎熬。他曾背上两百多万元债务，催收电话一天到晚不断。直到2025年，一笔拖欠多年的工程款终于回笼，他才借此还清所有欠款。虽然结局稍有转机，但那段时间的压力并没有比别人少。
与此同时，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规模近几年持续放大。公开数据显示，这一市场从2021年的186.48亿元一路涨到2025年已突破2000亿元。处在这些不良资产画像中的，创业失败者是十分醒目的一群。王新宇说，他这样的人并不少，都是在时代红利里尝过甜头，也在风向突变时被重重甩下。
红利年代留下的野心
20年前，王新宇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先在当地一所高校的二级分院任教。但不到两年，学校进行调整，他所在学院被并入其他院系，他也看不到太多上升空间，于是离开校园。2009年，他进入太平人寿做保险营销。彼时行业正值扩张期，公司总保费迈过200亿元，地方分支机构也在加速铺开。他在这份工作中练出了口才，积累了客户和人脉，也慢慢生出了一个更强烈的念头，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那几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席卷各地，互联网、新模式、新消费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王新宇身边不少朋友都开始做生意，有人开网店，有人做加盟，有人投向新行业。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切入自己更熟悉、门槛也相对更低的餐饮。
第一家烧烤店开起来后，生意出奇地好。700多平方米的门店，一年净利润超过百万元。随后他又开了第二家，还计划把店一路开到外地。后来，他又看准融合菜馆的风口，在当地接连布局两家新店。为了扩张，他不仅从银行贷了200万元，还向亲友借钱。因为前面的烧烤店确实赚钱，大家对他很有信心。
到2019年底，王新宇手上已有两家烧烤店、两家融合菜馆，现金资产积累到400万元。在他看来，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在同龄人中，已经足够体面。
刘明也在差不多的时期完成了自己的积累。2015年，他是北京一家通信公司的高管，年薪在四五十万元左右。公司鼓励内部创业，他借着承接内部项目，在2015年至2016年初赚到了400多万元。那次经历让他第一次切身感到，创业带来的回报空间，远比上班大得多。
2016年，北漂6年的刘明面临人生抉择。孩子即将上幼儿园，可他和妻子都没有北京户口。公司领导愿意让他回武汉后继续远程办公，而他手头已有几百万元积蓄，在老家也有房产，本来完全可以选择更稳妥的生活。
但他没有停下。辞职回到武汉后，他先拿出约200万元改善家庭条件，买车、装修、把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城里安置。留足日常生活开支后，他把剩下的一百多万元继续投入创业。
至于陈林，他的起点和前两人不同。父亲早年在中央空调冷却塔行业里赚到了钱，他从小耳濡目染，毕业后直接被带入这一行。那是城市建设高速推进的年代，行业项目多、利润厚，早期项目利润率甚至能达到200%到300%。
陈林做的是业内常说的“二包”模式，没有自己的工厂，挂靠在本地大型玻璃钢厂，厂家负责生产设备和关键部件，他则主攻业务、协调甲方、安排物流、组织安装与售后。这种模式不需要重资产投入，只要有人脉和执行力，就能在产业链里分一杯羹。当然，他也得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工厂正常生产。
扩张、转向与一次次失手
2016年至2017年间，刘明接连做了两个项目，分别是高校零售和教育培训。最开始，他和一位同样看好校园消费市场的企业高管合作，依托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在湖北几所高校搭建线上下单平台，卖寝室里的即时消费品。仓库设在学校附近，配送和地推主要依靠招来的大学生兼职，项目顺的时候，月营收能达到十几万到二十万元。
然而项目并没能撑太久。武汉那年冬天特别冷，配送工作强度大，学生临近毕业也要找工作，寒假之后不少人陆续离开。第一次创业，他最终亏掉十几万元。
没多久，刘明又和一位做声乐培训的合伙人合作，在上海徐汇区开设直营门店。对方在武汉已有三家成熟门店，课程和师资体系相对完善，刘明负责资金和市场拓展，看起来是一桩靠谱的合作。可门店开起来后，问题接连暴露。装修就花去近20万元，每个月老师工资、房租、水电等固定开销在五六万元左右，而合伙人只能偶尔到店，门店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长稳定运营。业绩最好的时候，单月营收能有二三十万元，但多数时间只有几万元，远远覆盖不了成本。撑了14个月后，刘明亏掉近90万元，只能关门止损。
到了2017年底，他又受到亲戚炒股暴富的刺激，开始贷款入市。彼时因为过往流水不错，他和妻子都能从信用卡、消费贷等渠道拿到较高额度，于是总共借出60万元投入股市，年化利率约8%到10%。结果2018年市场震荡不断，他短短几个月就把这60万元亏掉，年底只能全部清仓。
随后他去深圳加入朋友的在线教育公司，本想重新起步。但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行业骤然收缩，他又一次被迫转向。与此同时，妻子独自在家带孩子两年，家庭压力越来越大。母亲后来又查出肺癌，他索性辞职回家照料。待母亲病情稳定，他还是不甘心彻底放弃，于是再一次投向短视频直播。
王新宇这边也没能逃过环境剧变。2020年开始，餐馆线下客流锐减，线上外卖同样冷清，但房租、货款、人工和装修贷款却一项都不能停。硬扛到2023年底，他终于撑不下去，四家门店陆续关闭。关店时，他还多给员工发了一个月工资，好让大家体面离开。可留给自己的，是接近1000万元债务，其中除了200万元银行贷款，剩下的大部分都来自亲友借款。
他事后回头看，只能用“赌博”来形容创业。赢的时候像是能力和时代共同成就了你，输的时候却可能把多年积累全部赔进去。
陈林的困境，则来自行业衰退和工程回款链条断裂。2018年前后，他已经明显感到冷却塔行业在走下坡路，入局者越来越多，价格战越打越凶，利润率从过去的高位一路压缩到8%至15%。一个200万元的项目，要先垫付原材料和制作成本，再运输、安装、验收，全部流程走完可能只剩10万到20万元利润，还得赌甲方能不能按时付款。
看到老赛道越来越难，他转向房地产相关的消防工程，依然采用熟悉的“二包”模式。可没过几年，建筑行业的回款环境急速恶化。2021年前后，他手里多个项目完工后迟迟拿不到钱，其中一个项目，他前后投进去200多万元，工程验收合格，款项却始终没有着落。资金缺口越滚越大，他不但花光积蓄，还倒欠一百多万元。
在这种局面下，甲方不付款，但工人工资、材料款和日常成本却必须支付。2022年，他几乎整整一年没有现金流进账。到了过年时，工人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谁都要过年、谁都得养家，可他手上确实拿不出钱。
拖到2023年初，为了把工人工资和材料商欠款结清，他只好把银行信用卡、亲友借款、网贷等所有能用的渠道全部借遍，硬凑出100万元，一笔笔先还出去。接下来就是信用卡逾期、网贷逾期、私人借款到期，催债信息几乎全天不停。他只能到处解释、协商，证明自己不是恶意赖账，只是暂时断了现金流。最后几家银行和网贷平台同意让他只还本金、减免部分利息和罚息，才给了他一口喘息的时间。
债务之后，仍得活下去
2025年，陈林终于等来拖欠多年的项目回款。还清全部债务之后，他为妻子在老家开了一间理发店，自己则仍旧留在创业这条路上。相比之下，更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所谓“上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结果，很多中年负债者只是被现实困住，继续在责任和压力中咬牙撑着。
据公开转让公告粗略统计，银行和消费金融机构处置的不良个贷中，借款人的加权平均年龄多集中在34岁到48岁。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四十岁左右受访者，也大多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债务压力。他们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失败者，只是在人生最需要稳定的时候，被现实推入了泥潭。眼前一边是甩不掉的欠款，一边是舍不下的家人，能做的通常只是协商、拖延、分期，或者接受逾期和诉讼。
2025年，王新宇反复和贷款银行负责人、信贷员沟通，最终争取到5年分期。至于亲友借款，他也曾被一位相识20年的朋友起诉，但后来对方又撤诉。他说自己不怪朋友，大家都各有难处。他最痛苦的时候甚至动过轻生念头，但终究还是撑了下来。
2024年，他离开东北，独自去了苏州进厂。流水线、夜班、重复性的劳动，再加上与家人长期分离，构成了他如今的生活。可他仍旧相信，只要还活着，就还有翻身的可能。前不久，他还请所有债主吃了一顿饭，请他们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刘明的处境同样艰难。2026年1月起，他的债务开始集中逾期。房和车都抵押了，手里几乎没有可处置资产。他只能一家家去和金融机构谈方案。部分银行愿意协商，每月先还几百元到一千元，分期期限最长可达五年，本金放到最后一期统一结清；也有银行拒绝协商，直接表示已委托律所准备起诉。
比如在房贷方面，他与银行达成了延期安排，原本今年要还的二十多万元被顺延到明年，当期先还3万元即可。而一些互联网平台贷款则已经外包给第三方催收公司，每天电话不断。他多次提出协商还款，对方却既不给方案，也不尽快推进诉讼，只是持续催收。
刘明苦中作乐，把自己的状态称作“有规划的逾期”。在他看来，从逾期到被打包成不良资产出售，往往还需要两三年，自己多少还有一点腾挪空间。于是，他继续上班、直播、卖货，也继续想办法还债，盼着有一天能把这段最难的日子熬过去，重新把生活拉回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