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写自经济学人。
过去几天里，中国电视观众再度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众多影像再现。为纪念已故领导人江泽民的百年诞辰，国家电视台推出了12集系列纪录片，在黄金档期连续播映。
江泽民掌权贯穿了整个1990年代。这十年的两端呈现出巨大反差：一边承载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悲剧阴影，另一边则闪烁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点燃的新希望。
尽管从如今的视角看，这一历程显得顺畅而必然，但在当时，其实充满了曲折与变数。
真正引发观众共鸣的，与其说是江泽民创造的政治功绩，不如说是他身上洋溢的亲民气质与鲜明特征。在当今中国领导人高度规范化的公开表现衬托下，这种个性化风格显得格外难以想象。
纪录片记录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其中一幕是：1989年，在天安门民主诉求被镇压的第四个月，江泽民在北京温柔地抱起一个婴儿。还有一个场景让人难忘：他与体操健将切磋乒乓球，击出一记有力的正手后，他对国家队运动员表达了期许，希望他们在即将举办的亚运会上赢得荣耀。江泽民面露笑容，转身又补充道：「我刚才说的话就当没说。各位不要承受太大心理压力。」顿时，屋子里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另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是：江泽民在美国加州的一场正式国宴上，突然放开喉咙唱起了京剧。这与当今中国那些言辞谨小慎微、表情生硬刻板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尤其与现任最高领导人展现出鲜明的人物风格差异。
纪录片播放的同期，发生了一件近似小说情节的事件：8月12日，江泽民最重要的协作者朱镕基溘然长逝，享年97岁。
如果说江泽民是政治层面的决策者，那么担任总理的朱镕基，就是真正卷起衣袖处理具体事务的实干家。
网络评论纷纷赞许朱镕基办事爽快、执行高效的风格，这些评价中暗含着对如今官员行事日益谨慎的微妙批评。
朱镕基去世的那一天，纪录片播放的恰好是他讲述如何推进干部队伍适应艰难改革的片段。他在纪录片中说：「我到这里不是来权衡利弊的，我是来研究怎样把事情办成的。」
实际上，早在纪录片问世和朱镕基辞世之前，社会中对那个年代的追忆就已悄然升温。
前年盛夏，互联网上兴起了「繁荣年代的美好」这一话题热潮，网友们争相分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青年人意气昂扬的照片。
最近热映的电视剧《繁花》正是以那个时期的上海为舞台，充分承载并浓缩了这份集体记忆。
电视剧的叙述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机遇面前人人平等。把握住它，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朱镕基去世后，一些评论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经济学家赵建在一篇引发广泛转发的文章中写道：「那时候的人眼里有光，心里有底，真的看得见明天。」
可是，这篇文章不久便从互联网上悄然消隐了。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
持冷静态度的观察者会指出，人们的往日记忆往往倾向于自我美化。诚然，倘若从当下视角回看，九十年代确实呈现出可能性不断绽放的特征，但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那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程度远低于今日，而且正好处于高速增长的前期阶段。
具体而言，199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过通胀调整）不足920美元；而当下已达到接近14000美元，增长了15倍有余。
高等教育毕业人口的增长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变化的剧烈程度：当代中国每年推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约1200万人，而在九十年代，这一数字仅为年均70万左右。
江泽民和朱镕基执政的时代，中国农村人口占比接近四分之三，农村地区普遍处于贫困之中。这便说明了为什么当时那些幸运获得良好教育机会的城市精英会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人生可以自主掌控。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民众而言，前方是一场又一场没有尽头的艰辛竞争。
基于以上分析，当代对那个年代的时光追忆并不宜被视作严格的历史记录。相反，这类怀旧心理更真切地投影出了时下社会的某种深层隐忧。
最显著的表现是，大众对经济形势感到明显失望。就业机会收缩，房产领域持续疲软，不少商业精英也陷入了困顿。
然而，若要深入探讨这类议题，讨论者便可能面临风险。相关部门往往会删除那些缺乏「正能量」导向的经济话题。
对某些人而言，怀念九十年代的美好岁月，成为了突破这种限制的迂回办法。对另一些人讲，这可能只是对更加充实生活的向往：那时处理事情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
当下中国社会在政治层面同样弥漫着强烈的挫折感。
学术界对江泽民和朱镕基是否应被冠以「改革派」名号存在论争。但有一点毋庸讳言：他们绝非政治制度的变革者。
天安门事变之后，党的资深人士之所以选择他们，目的是重新积聚党的凝聚力，平定政治动荡带来的乱局。
就算涉及经济自由度扩展的领域，他们同样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对国企改造最具代表性的方针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剥离那些缺乏价值的小企业，同时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等战略性国营企业的现代化。
按照江泽民的表述，目标在于继续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归根结底，他们希望强化国家的整体能力，并巩固中共的统治基础。
尽管如此，江泽民和朱镕基身上无疑洋溢着敢于挑战的气魄。他们在实实在在的阻力面前不曾退缩，愿意承担可能的巨大代价。
当时的保守阵营，亦即左翼势力，对他们的市场化政策持强烈反对立场，担忧中国向海外贸易打开大门后，可能随之引入有害的政治观念。
许多改革政策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牺牲沉重，这些改革最后却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当下的中国领导层是否仍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和胆识呢？虽然在其执政年间，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获得过一些突破，但与美国的贸易竞争仍未缓解，房地产市场长年摆脱不了低迷困境。
对朱镕基的悼念浪潮远不限于普通民众。高等院校、法学界机构、资本机构和研究智库同样纷纷献上敬意。
很难不把这种尊敬理解为对明智统治的一种集体期待。
此外，对那个年代领导人风范的评价中，还包含着某些无法量化的品质：他们言谈时的直率坦诚、散发出的人格温度，以及与民众接触时展现出的朴实从容。
固然，当初民众对江泽民和朱镕基也抱有警惕之心，他们统治下的中国也远非开放型社会。然而人们对他们充满了尊重，甚至喜爱。
对比之下，当代谈起现任最高领导人时，人心中升起的主要是忌惮之感。许多中国人谨慎至极，甚至对他的名字都不敢直呼。他是掌握至高权力的统治者，而非那个会开玩笑、甚至突然唱起歌来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