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学术系列讲座上，来自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分享了其创办《当代中国》期刊三十余年的办刊经历。该期刊以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力，见证了美国对华研究领域的兴衰更替。
美国对华学术研究的学术范式曾经历了从「例外论」、实证考察到跨学科融合的多次演变。然而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正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困局。是什么缘由导致美国从昔日对华研究的热烈关注，逐渐转向人才短缺？中美关系的恶化、学术交往的受限，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取向的调整，如何重新塑造了美国的华夏学术图景？
赵穗生教授梳理了过去七十多年间这一领域的学术嬗变，并指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美国对华的认识需求在增加，但开展真实深入研究的条件反而在减少。以下为讲座实录节选：
赵穗生教授 人大重阳
赵穗生：
很荣幸再度造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诸位学者和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眼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遍布全国的各类研究院与研究中心已超过百家。相比之下，美国同类研究却陷入了逐年衰落的局面，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这一分支，其发展现状与中国欣欣向荣的态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本次讲座我将从创办学术期刊的视角出发，阐述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演变脉络。
一、《当代中国》期刊的创立背景
我旅美已逾四十年。回顾我的学术求学路，最初在北京大学修习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赴美后的1985年，我先后就学于两所美国高校：首先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后来转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主修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并在1993年完成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遇到的一大难题，便是必须发表学术成果才能获得教职机会。在博士后期投寄了许多学术期刊，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虽然中国问题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了关键地位，却缺少一本能够刊载这类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期刊。
在加州大学接受的教育背景很特殊。该校创立于二战后，是那一代最成功的新兴大学之一。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顺应了60年代以来美国的行为科学变革，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我当时接受的这种学术训练，与传统的中国问题研究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错位。既然没有合适的发表阵地，我就产生了自办期刊的想法。
在美创办期刊的程序相对简便，但要使其成功却很不容易。你只需在国会图书馆网站填表申报，待审核通过就能获得刊号。这与中国的申办流程完全不同。而当1992年我创办《当代中国》时，美国尚无互联网，只能邮寄信件和表格。申办容易，办好很难。
当时美国汇聚了全球最多研究华夏问题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仅次于中国。在我80年代到美期间，直到1992年创刊，美国各大学乃至圣地亚哥大学都设有东亚或中国研究中心，社会科学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经济学系——都云集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他们招收众多相关博士生，发表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当代中国》2026年第4期封面
二、西方中国研究期刊格局的三足鼎立
我能够成功创办这份期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一个学术空白：美国竟然没有一家综合性的中国问题研究期刊。当时全球研究中国事务的权威期刊仅有三家：成立最早的是位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季刊》，创刊于60年代；其次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创办的《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这两家是仅有的综合性国别期刊，一家植根欧洲，一家扎根澳洲，美洲大陆一片空白。
顺便提及，你们知晓《中国季刊》的出资者是谁吗？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背后有段有趣的冷战历史。60年代美国在对苏研究上投入巨资，学者众多，但对华研究相对薄弱。鉴于中国对美国战略地位的上升，美国政府决定创办一份期刊来推动对华研究。但有个法律限制：政府资助的出版物不能设在美国本土，因为美国法律禁止政府直接影响国内舆论。美国之音之类的政府媒体可在海外传播，但美国境内无法收听。因此这笔经费被投向伦敦大学。创刊初期，他们邀请了一位英国议员兼著名学者担任首任主编，此人后来赴哈佛任教。由此《中国季刊》成为全球最权威、最早的中国综合性研究期刊。
我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时，《中国季刊》的主编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当时他在英国供职，如今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是位优秀学者，初闻我办刊时，他投来了怀疑的信件。后来情况反转，沈大伟主动联系我，说《中国季刊》办得越来越不像样，而我办的期刊日益成功，邀请我让他担任编委会成员。《中国季刊》自创刊以来历经众多主编。
当时的另一份重要期刊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封面印有汉字「澳中」，主编为夫妻档乔纳森·安格和陈佩华。他们对我的创刊构想表示热烈支持和鼓励，认为北美确实亟需一份中国研究期刊。然而我创刊后不久，他们也察觉到了竞争压力。因为「澳大利亚中国事务」这个名称听起来像是一份区域性期刊而非国际性刊物。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是，在期刊名称中引入具体国家标识，反而会削弱其全球代表性。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他们决定将期刊更名为《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特意加上定冠词「The」来强化其权威感。
自《当代中国》创办之日起，它与欧洲的《中国季刊》和澳洲的《中国学刊》共同构成了西方中国研究期刊的「三足鼎立」格局——欧亚澳各占一席。
在出版周期和刊发量方面，《当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双月刊形式，每年六期，每期十篇文章，年均六十篇的发稿量。《中国季刊》为季刊制，一年四期，每期五六篇，年发稿量二十余篇。国内许多学刊是月刊，但在西方国别研究的刊物中，双月刊已属超高发布频率。《中国学刊》则采半年刊制，一年两期，年发稿不足二十篇。
近年来AI工具普及带来学术投稿的指数级增长。前段时间我与《中国学刊》主编本·希尔曼讨论，他提到该刊年收稿百余篇，最终发表十篇左右，接收比例约8%。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去年收到九百篇投稿，今年至七月已接近七百篇，预计全年突破千篇，最终仅发表六十篇，接收比例仅为6%。
三、期刊的学术影响与全球读者格局
从这组数据看，全球学术圈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需求旺盛至极。作为一位在美创办期刊的华裔学者，我办的这份刊物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各类索引库中——包括社会科学、SSCI、Scopus等国际权威检索平台——《当代中国》均保持前列地位。
从最新的SSCI数据来看：在区域国别研究和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当代中国》稳定处于一区排名（Q1，前四分之一）。2017年该类共收录六十八本期刊，我们排名第八；2019年七十七本期刊、2020年八十本期刊中，我们两度名列第二。值得说明的是，此处的区域国别研究范畴涵盖中国、欧洲、中东、非洲、阿拉伯世界等所有地区研究。2023年科睿唯安纳入新的引文索引后，期刊总数扩至一百七十六本，我们名列第七；2024年一百八十二本中仍是第七；最近公布的2025年度数据中，一百八十四本期刊里我们排名第八。
从读者群分布（下载统计）来看，《当代中国》的用户覆盖全球各地。美英澳等英语世界占比最高。若将中国内地和香港合计，中国读者群位列全球第二，这充分印证了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范围。
四、办刊的三座学术桥梁
作为华人学者，我创办的期刊之所以能得到全球中国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可并稳居前列，主要源于我在办刊理念中倡导的三座学术桥梁理念，旨在促进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化：
其一是传统汉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融通；
其二是学术中国研究与政策应用研究的连接；
其三是西方视角与非西方视角的对话。
由于篇幅和时间限制，我今日着重阐述第一座桥梁，即「汉学传统与现代科学方法的融合」。这也是理解西方对华研究演变的关键线索。
我将西方对当代中国（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研究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汉学传统与「中国例外论」阶段（1950—1960年代）
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然而最早的一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汉学传统的熏陶。英文术语「Sinology」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历史、文明和语言。费正清、白鲁恂这样的学者，中文水平几乎与本地人无异。有些人自幼在华生活成长，有些在华受过教育，他们的家族背景多是传教士或外交官，对华语言、文化和历史投入了大量精力。
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汉名费正清，系梁思成所取。著作包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资料图
他们的研究理念是：要理解如此悠久的文明，历史研究最为关键。要解读华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必须掌握历史和文化内核，这要求花功夫学习中文。他们进行的汉学研究，本质上是从历史文化的维度理解中国，缺乏系统的数据采集、口头访问、田野考察，鲜有一手原始材料。这既源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也因为当时中国对外隔绝——像苏联的「铁幕」一样，中国被称为「竹幕」国度，西方研究者难以进入中国开展实地工作。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学者，只能依赖1949年之前在华的亲身经历来推测新政权。
这种研究范式导出了一个在今日看来荒诞的结论——「中国例外论」（Chineseness）。其逻辑是：为什么华人会这样思考、这样行动？因为他们的身份就是华人。既然中国的文字、文明和历史与众不同，那么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必然例外，有别于美国人，有别于欧洲人。这种思路主张，研究中国必须从历史和文化层面开展。在这一学派看来，新中国的诞生只是新的朝代更替，要理解中国朝代的更迭，就要从历史和文化视角研究中国人的抉择。
（二）实证经验研究的萌生（1960—1970年代）
这种研究范式大约持续了十年。步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中情局开始配置资源进行对华研究，并创办了《中国季刊》，吸引众多学者将关注转向当代中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些学者的研究环境极其严苛：无法赴华实地调查，无法与华人进行交流访问，海外可接触的华人数量稀少，获取第一手数据困难，难以看到原始文献资料。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局限于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当时尚无国外版）、《中国建设》、《北京周报》，加上一些西方新闻报道，例如从官方照片中谁站在前排、谁消失了来推断权力变动。这样做根本无法研究华夏社会、乡村、基层管理体系。
但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6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陆续开始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体系和权力运作，以及大跃进、反右等社会变革。我赴美后阅读这些著作，深感敬佩。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他们竟能将中国的意识形态、政府架构梳理得井井有条，政治关系图也清晰明白，甚至对中国社会运动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有所认识。
1985年我赴美进入加州大学政治学系深造。我的导师谢淑丽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最早赴华的美国大学生之一，办公室里常年摆着她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合影。她推荐给我的第一部美国人的中国研究著作，是弗朗茨·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舒尔曼原来是苏联问题专家，却对中国政体的组织方式有着深刻理解。
舒尔曼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每一个成员都嵌入某个等级结构中，这种结构的粘合剂就是意识形态。这种框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又体现了新的特征。我80年代从中国赴美时，中国依然是那种有机的等级体系，做什么都要向上级汇报，我出国前还得向组织汇报，有太多故事可讲。他从未在华生活，完全依靠公开资料写成此书，这让我认识到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的用心，他们投入了可观的精力。
资料图：谢淑丽（Susan Shirk）
但60年代研究的局限显著。分析主要聚焦于权力中枢，基本套用苏联研究的模式——苏联研究称「克里姆林宫学」，中国研究就叫「北京学」。思想和组织研究占据主导，而对华夏社会、基层、经济的研究则相当薄弱。这是因为无法直接深入华夏社会考察，实证和经验研究严重缺乏，许多结论是从零散资料中拼凑而成的。
这一局面在60年代末、70年代开始出现重大转变，突出表现为开启了实证型、经验型的研究。这种转变得益于两个历史性的变化：
一是非官方刊物的大量涌现。「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主要经由香港传入西方。这为美国学者打开了新的宝库——不仅可以验证官方刊物的真伪，还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新资料。美国的许多高校图书馆——如密歇根大学——现已收藏了国内可能已不存在的文献，保存得相当完整。
二是「逃港潮」浮现，大批人民公社农民、管理者、国企职工逃离中国内地，这些人成为宝贵的访谈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研究中访谈和田野调查至关重要，这提供了从前完全不可能得到的素材。美国学者向各类基金会筹资，在香港建立大学服务中心，积累了全球最丰富的中文文献。那个时代，所有华夏研究学者，特别是撰写博士论文的，都必经香港。
由此，实证型和经验型研究的条件应运而生。那段时期，关于华夏社会、乡村、国企、高层权力以外的研究大量出现。我80年代抵美，正好赶上这一时期成果的大量涌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密歇根大学博士生魏昂德的研究，他依托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开展对华国企结构的调查。此前学界对华国企与西方企业的本质差异并不清楚。他采访了大量旅港国企职工和管理人员，发现华国企与西方企业的性质完全迥异——华国企是身份依附关系，员工的生老病死、子女教育都与企业绑定；现代企业则是合同制关系。
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书《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出版后他名声大噪，各大学争相邀他任教。他最终在哈佛获得了终身职位，代表了美国对华研究的一个新时期——经验型、实证型研究，而且将实证发现概念化理论化。
魏昂德快要退休了。他夫人在哈佛没能获得终身教职，他们干脆「离开」哈佛。这一代学者当时确实能力超群，夫妻两人一起去了斯坦福，斯坦福直接授予他们双双的终身教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批学者开创了华夏当代问题研究的新纪元，我到美期间他们在美国学界影响深远。老一辈学者几乎已全部去世，这一代也已离去大半，剩下的也都已退休。
（三）华夏研究融入社会科学领域（1980年代—2016年）
到了80年代，美国对当代华夏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又一新篇章——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深度融合。这一转变源于两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变化。
第一个是华夏的改革开放，使得实证研究的条件不断涌现，用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华夏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可以系统搜集数据，进行问卷调查，运用量化方法研究华夏。我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美国学者蜂涌赴华，许多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一待就是数年，持续追踪，或者定期回访同一个地点进行对比研究。对于企业、地方官府、基层管理的研究都运用社会学方法系统推进。
第二个是美国大学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视与日俱增。60年代后美国经历了行为科学的转向——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不仅是定量建模，社会学既包含科学成分，也大量融合了艺术性。然而美国各社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科学化、规范化，这一代学者都是经过这样的方法论训练培养的。我的母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系曾在全美排名第九，正是因其在量化分析、计量模型上的建树。
因此，越来越多研究华夏问题的学者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方法训练。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倾向于比较视角研究华夏。之前的学者们自称「华夏通」，如今谁还敢这样自我标榜？所谓「华夏通」，意指掌握华夏历史、文化就能理解华夏，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中国例外论」的研究范式自90年代后被抛弃了。
我的导师谢淑丽是很好的例子。她毕业于麻省理工，她的导师白鲁恂用「中国例外论」研究华夏，从政治心理学视角解读华夏。他著有《中国政治精神》，主张华夏在半殖民地、皇权统治和百年屈辱的冲击中形成了权威崇拜的心理。读过后我觉得有道理，我拿到课堂上讨论，说从历史视角来理解华夏相当有说服力。但谢淑丽回应说那是垃圾著作，你怎么还看这种东西？那时大家都在做理性选择、行为科学分析，认为文化因素根本不足以解释问题。我说，白鲁恂可是你的导师，你怎么贬低自己的导师？她回答，垃圾就是垃圾，将来你也可以说我的著作是垃圾。
我是从华夏来的学生，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导师的著作是垃圾啊。我在美国上了一节课，感受到美国真的不讲师生等级。但这也反映了1990年代后社会科学方法论与195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模式的割裂。
我毕业时，导师立刻通知我，从现在起我不再是你的导师，我们现在是同事。华夏讲的「师门」传统在美国完全不存在，每一代都站在前人肩膀上，向前发展。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哈佛官网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华夏研究发展，我用两段引文来阐述。奥克森伯格在20世纪90年代撰文指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出现了三项关键转向：
一是当代华夏研究与华夏历史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历史研究者需要了解当代华夏，当代华夏研究者需要具有历史视野。
二是当代华夏研究的重心，逐步从权力最高层、「北京中枢」，转向地方层次、国家与民间的互动领域。
三是华夏问题研究越来越采用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不再仅限于华夏本身，而是将华夏与苏联、美国等国家对比，才能真正理解华夏。华夏不再被视为特例，华夏的政治形态、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不再被用作解释华夏人行为差异的唯一原因，这类观点已然失去市场。
欧博文2011年在《当代中国》上发表的文章《在专业化时代下的中国政治研究》摘要： SSRN截图
欧博文在2011年的《当代中国》上发表的论文指出了两个重大趋势转变：
其一是专题领域化（Topical Specialization），即华夏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致。昔日的学者自诩「华夏通」，而今已无人这样说，大家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比如研究华夏经济，还要细化为金融、企业、财政等分支。
其二是学科专业化，国别研究日益与学科研究融为一体。90年代之后，你首先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身份，然后用华夏案例来验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某个理论命题，而不是单纯进行华夏问题研究。从学科角度出发来研究。
我本人也有这种感受，只谈华夏问题、国别研究的话，会显得与他人格格不入。在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各自需要有共通的研究工具，仅强调特殊性就没有共同语言。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华裔学者逐步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这批人从80年代开始赴美，90年代后陆续进入学界和智库开展研究，我们带有独特的视角。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尽管有华夏背景，但我们也希望融入主流学术圈子，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阵营。
（四）美国当代华夏研究的逐步边缘化（2016年以来）
如今美国当代华夏研究正在被越来越边缘化、非主流化。在我看来，这种边缘化源于三个因素。
其一是中美关系的恶化。从何时开始恶化？我认为始于2016年特朗普首个任期。他推行了「中国行动计划」，将华裔学者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标签化为中国间谍，研究华夏问题的学者承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研究条件也越来越受限。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取消了富布赖特项目下的「和平队」，导致年轻的美国学者失去赴华的机会。联邦政府削减了许多对华研究的资助，包括Title VI项目——那是资助高校学生学习华夏语言的经费来源，许多高校的中文系依靠这笔钱维持运营。结果是赴华的美国学者越来越少，既面临政治压力，也面临资金困扰，来华的留学生也在急剧减少。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在华的美国留学生数量大幅滑落。美国最鼎盛时在华留学生近两万人，奥巴马曾推动十万美国学生赴华计划，未能实现。到2023年，在华美国留学生仅有三百五十人。如今不到一千人。美国学者想赴华考察，许多州政府已禁止与华的交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新发表的指导意见声称与华交流属违法行为，与华合作就无法申请资助。佛罗里达州已立法规定，接收州政府拨款的州立院校不得与华有任何接触，赴华者将被开除。总之，中美关系的恶化对美国华夏研究造成了沉重打击。
其二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量化、越来越强调方法论，经验研究、国别研究的地位日趋下降。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去求职，没人会雇用我。因为我还是老派风格，从事经验研究、案例研究，没有系统的量化分析、模型建构、自建数据库，根本找不到工作。华夏现在对国别研究高度看重，而美国则完全相反，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越来越被边缘化。实际上美国正急需了解华夏，但赴华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少，研究华夏的学术环境越来越恶劣。
其三是研究华夏环境本身的演变。外国学者到华研究的难度在增加。前年的一次会议中，两位研究华夏地方政府的学者提到，他们无法亲赴华夏地方政府做访谈，只能在美国采访与华夏基层政府有联系的美国地方官员以此间接了解华夏。这样就不必学中文，也不必去华夏了。因此，研究华夏问题的学者越来越难以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开始转向文献研究。研究华外交、中美关系的人在增加，因为这些领域不需要亲赴华夏进行访谈和素材采集，研究华在联合国的投票可以在联合国完成，研究华与非洲的关系可以在非洲完成，不必赴华。这一趋势让我感到担忧。
美国对华研究在衰退边缘化，而华夏对国别地区研究如火如荼，已建立超百个国别地区研究机构，美国一个都没有。以我所在学院为例，上任的院长第一项举措，就是试图将我担任主任的「华夏研究中心」与非洲、拉美、中东研究中心合并成统一的「比较研究中心」，并大幅削减经费。这种对比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提问环节
提问1：对于您提到的中美学术交流困局，民间和文化层面有没有突破的可能性？
赵穗生：当前大环境下，突破难度仍然巨大。在特朗普执政和美国现有政治格局的背景下，两国高层试图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官方与高层对话已逐步恢复，但民间和学术交流仍面临巨大障碍。许多学者身处中美两国的夹缝中处境困难。由于美国对华极度猜疑，华夏也极度猜疑美国，学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安全和政治绑架了。只要中美关系没有显著改善，这将持续很困难，双方都会设置许多障碍。
在政治敏感度较低的领域，如戏曲、传统艺术等文化领域，阻力相对较小；但在社会科学及当代华夏问题研究领域，难度依然突出。当前美国的一些学术组织在呼吁学者和学生赴华实地访问，并举办了多次宣传。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美国学者面临着缺乏经费、担心研究环境受限、回美后可能遭调查的现实困难。不仅美国学者对赴华有所顾虑，我们在美国也需要持续呼吁，双方都应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生态。中美两国互相理解至关重要。目前双方误解都很深，这需要从政治高度到民间基层、尤其是学者群体的通力合作来逐步解决。
提问2：作为留学生，如果以后想投身中美人文交流或就业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穗生：当下赴美的华裔学生数量在大幅下滑。历史高峰时大约三十七万华夏学生在美，现今跌幅已超三分之一。许多学生对赴美留学持观望或顾虑态度，美国整体学术环境和签证政策收紧（如OPT等实习政策的限制），留学生在美国的前景大幅下降。而选择回国发展也面临新的困难，涉及跨国背景时会面临信任和审核的问题。
中美间的学术国际交流遭受重创，这令人担忧。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我们在80年代赴美，赶上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段。毕业时华夏研究的需求旺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甚至挤掉了台湾那一批人。而现在的年轻一代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华裔学者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但这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机会，坚持下去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提问3：您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中国研究在美国越来越难做。那么，是单纯中国研究受困，还是所有国别研究都边缘化了？
赵穗生：是普遍边缘化。不仅限于中国，但中国研究与其他国别研究有所不同，中美关系恶化是其他国别研究所没有的。国别研究的资金在缩减。美国对拉美研究一直很重视，因为是邻邦。我在圣地亚哥求学时，拉美研究中心、墨西哥研究中心都非常强劲。社会科学研究的量化趋势对拉美研究也有影响，但远不如中国研究受冲击大。中国这方面最核心的因素还是政治，双方政治因素都很大。
提问4：您提到当前外国学者入华做研究门槛很高，但在国际宣传领域，我们经常邀请海外媒体和意见领袖赴华，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新疆、西藏。这是否有矛盾？
赵穗生：并无矛盾。要是能邀请所有人都来，当然再好不过。但现实中有多少人能来呢？组织活动时美国很多人想来但自己买不起机票；如果由华方出资，他们又担心回美后被讯问为何接受华方资助。去年参加了一场中国人民大学的会议，一位哈佛教授说他不敢接受中国人民大学的经费，学校要求他自费参加。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问题。
这次我是自费来的。国内邀请我，我完全没问题，我的自由度相对较大。美国不同州（共和党执政州和民主党执政州）对公立大学与华方机构合作有巨大的法律差异，有些接受联邦拨款的高校不敢与华合作，美国政府持续在调查。我觉得本不应该这样，但现实正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