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一位北大教授张丹丹的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她曾表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随即遭到众多批评。
在某次访谈节目中，她阐述的完整逻辑是这样的：稳定职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取社保；灵活就业则恰恰相反，追求的是自由度，社保保障随之相对削弱。
为何会引发不满，这并不难理解。
滴滴司机风雨兼程，外卖骑手疲于奔命，有学者却将其称为「自由」与「福利」，听着难免令人反感。这不就是象牙塔内的学者又在纸上谈兵吗？简直是古籍里「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翻版——既然打工这般美好，何不自己去体验一番？
然而，这位教授的论述本质上并无不当之处。
以自媒体创业为例，灵活就业形式确实能提供更多的自主权，这本身无疑是一种优势所在。但收入的波动性、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那么，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如何为这两亿多灵活从业者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这无疑是当下一个极为紧迫的社会议题。灵活就业人口持续增长，已超过两亿人，未来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大。
路径一：激励零工主动投保。
过去一年多来，人社部多次强调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与职工养老保险」，相关新闻频频出现。
从财政角度来看，无论是强制参保还是提高参保率，这些都属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开源」手段，鼓励零工参加社保同样属此。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骑手并不积极参保。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张丹丹曾做过精确测算：「以上海的外卖骑手为例，在现行缴费比例下，月收入12000元的骑手，交过社保后实际到手仅7000元。」
对于经济压力沉重的骑手而言，这样的选择是否理性？一大笔钱投入社保基金，自己的父母拿不到（零工大多出身农村，农民养老金月均仅200多元），未来能领回多少又不确定。
这个问题的症结很清楚。去年讨论此事时，有人就问了一个相当精准的问题：究竟是社保需要外卖员，还是外卖员需要社保？
路径二：由平台企业承担。
这条思路也暗含巨大风险。很多人习惯性地把问题归咎于资本，认为让企业多出血就能解决一切。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这样做最可能的后果是这一群体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甚至引发大规模失业。
要点很关键：这类企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本质区别。你若试图给它们加上过重的社保压力，它们完全有可能选择「壮士断腕」。
张丹丹的建议是由政府或平台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20%至50%不等），这个观点笔者表示赞同。「美团模式」就是一种不错的尝试：符合条件的骑手（最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当地社保缴费基数）可自愿参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美团补贴50%的费用。
不过这也不是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就外卖行业而言，骑手流动性大、工作零散、收入有限，且不必固定在某一平台，很难被统一纳入这样的制度框架。
路径三：建立普惠养老金制度。
接下来才是本文真正的关键所在。
还记得前面的建议吗？
第一步，将现有的养老财政补贴进行均等分配，所有人获得相同额度，每人每月约560元左右（根据「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财政养老补贴2.16万亿元，除以3.2亿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推算）。这部分完全由财政支撑，无需任何额外费用。
第二步，职工养老保险实行自我平衡。多缴就多得，少缴就少得，财政分毫不补。既然很多人鼓吹「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那就彻底按这个原则执行，但前提是别想着从纳税人这儿占便宜。
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最佳方案。思路简洁，执行干脆，不仅能解决农民的养老困境，也完美适配灵活就业的特点。
过去我一直在讨论农民养老金问题，但准确地说，中国并无专门的「农民养老金」这个分类（只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我说的一直是普适的、覆盖全体的方案。
用最简单的话说，我的主张就是：将财政养老补贴进行平均分配，这就是「普惠养老金制度」。
普惠养老金的含义是：无论是否缴纳过养老保险，无论身份如何，只要是中国公民且达到法定年龄，就能获得固定额度的养老金。
资金来源是全社会纳税人，具体金额由财政能力和基本生活保障需要共同决定。根据财政部当前的补贴规模计算，完全不增加财政支出，就能达到人均560元/月的水平。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实行，其出现的时间仅比现在的缴费型养老保险晚了数年。
与缴费型养老保险相比，普惠模式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天然适合那些没有固定雇主的群体——农民、灵活从业者。换个角度说，农民和零工参保意愿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制度本身不适配他们的处境，这是制度设计问题，而非他们的过错。
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需要强调，非缴费型的普惠养老金特别适合外卖、网约车这类劳动密集型（labor-intensive）产业。如前所述，当前职工养老保险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巨大（人多利薄），但对高科技和金融企业完全没有压力。若改为纳税人承担普惠养老金，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和技术密集型（technology-intensive）企业就相当于间接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分担了社保成本，这才是更为合理的安排，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上承载了更多的就业责任。
道理就在这儿：并非美团、滴滴不如腾讯、阿里更富有良心，而是企业性质决定了社保压力的分布。若能通过制度来让后者帮助前者，那就是更优的社会安排。
那么，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问题真的如此复杂吗？其实相当简单。只要每月有五六百块钱的基础养老金，在小城市吃饭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若觉得还不够，自己再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缴职工养老保险或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事情就迎刃而解。
普惠养老金制度的应用范围远超灵活就业人群。若干年后，假如人工智能带来大规模失业，这些人进入老年期后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想想也就不那么悲观了。
而这套制度的唯一诉求，就是对财政养老补贴进行平均分配——它不是要实现所谓「天之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要摒弃「人之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项制度既解决农民的养老金问题，也解决灵活就业人群、城市低收入人群、失业群体的养老金问题，对每一个中国公民做到了公平对待。
对现在职的职工养老待遇几乎无影响，他们获得的财政补贴基本维持现状；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同样能拿到这笔钱——他们仍是全国养老金最高的群体，只不过相对收入差距会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