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8日
布鲁内拉·蒂皮斯马纳报道，发自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本以为对困苦生活有所认知的我，出生于利马的一个劳工社区。祖辈务农，曾住过草房茅舍。然而，当我在阿肯色、肯塔基和俄克拉荷马三州的土地上行驶，与美国最穷困地带的人相识后，我最初的反应竟令自己感到汗颜。
我接触的这些贫困者有车有房，空调洗衣机样样俱全，还能用福利卡采购日用品。他们的生活状况让我难以产生共鸣，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倒像是利马中产，而非真正的贫民。
但随着我穿越千余英里的旅程深入，我所遇见的人与他们诉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他们的困顿远非表面那样简单。失业工业区的年轻人倾诉着被历史遗忘的感受，对前路满是忧虑；一位阿州母亲每小时仅以13.40美元的薪资供养六个子女；肯州东边一位奶奶坦言，她所在的小镇，没有哪户人家能逃脱毒瘾的魔掌——这样的叙述在我经过的众多城镇里不断重复上演。
这些美国人的物质条件确实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同龄人。然而，贫困的真髓绝非财富多寡所能诠释。接触过的美国劳工阶层深陷药物滥用、精神孤寂和社会鄙视的泥沼，这些困扰在我故乡的贫民身上却鲜见。
到美后我最先体悟的贫困特征，乃是毒物泛滥与之的紧密相系。拉丁美洲承载毒品生产的社会重负——黑帮暴力与官员腐败——而美国则遭受毒品消费的人道主义灾难，其规模之宏大，世界其他地方难以比肩。2023年，该国过量吸毒致死率高居全球之首。
此次危机的致命代价主要由美国贫困的劳工阶层来承担。
塔尔萨一位名叫德鲁·梅的28岁女性给了我深刻印象。她述说，其家族女性连续四代都经历过青少年孕育、药物成瘾、心理障碍及性虐待的困扰，不幸这些创伤也在她身上循环重现。年仅五岁时她已开始自毁行为，至七岁因心理疾病被送进医院治疗。
「我所渴望的是有人关切、有人倾听，」她表示，「毒品世界里的人给了我这个。」她透露13岁就踏入冰毒的深渊。学校曾把她列为天才生，但她最终选择了辍学逃家。
19岁时，她与伙伴踏入犯罪的道路。「我们觉得遭到时代的抛弃，」她解释道，欲借此宣泄心中的愤懑，尽管矛头并非特定指向谁。她进一步说明，「我缺乏任何根本的信念，我只想沉浸其中，拥抱这份混沌。」
美国贫困呈现的第二个特征令我印象深刻——它带来的孤立感无法估量。许多接触者都与家人失去了联结，唯有自力更生。地理空间的分割加重了这份情感的疏离：居家与教堂、商超、他处之间距离遥远，交通既费时又耗财。
这与我的故乡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物理布局还是人脉构成皆然。我的人生是一个广泛人脉网络中的一个点，周围是姑妈、表亲、远房亲戚以及朋友的朋友。我的双亲至今忆及那些邻里，在他们困顿无粮的日子里，街坊会递来一袋燕麦。社会组织体系瘫痪时，邻里就化身为社会保障——虽非国家力量的完整替代，却是真实的守护。
美国制度相比秘鲁掌握更多资源，其福利体系却不如其他富国厚实，当权者还在进一步削弱。阶级凝聚力与社群框架能够缓解困顿的创伤，而美国那些失去这些支撑的人注定陷入前所未有的隔绝与恐惧。
美国的自我叙述可能培育出对贫民的鄙视。旧金山的独立日派对上，我与一位从事全球发展写作的友人谈及此事。他的解释直言不讳：美国的「人才筛选机制」运行效率之高，致使人之所以持续贫困，只能自我归咎。
他的言论证实了我旅程早期的迟疑。虽然我俩的视角大相径庭，但问题的内核一致：美国的困顿到底多真切？他只是机械地复述了「勤奋与天赋得以回报，因此人人可兴」这一美国承诺。这套逻辑使我的经历——从贫困走出，移居美国，现已脱贫——可被讴歌。它将少数幸运者的路径神话为美国梦的明证。
然而，我既见证过精英制度的胜利，也目睹其失败的诸多面向，看到勤勉如何被幸运与处境轻松抵消——这两股力量对无可翻身者的打击尤其沉重。末了我们可能将失败归咎于个人。
阿州派恩布拉夫的年轻教育工作者克里斯托·巴恩斯勾勒出建国两个半世纪的阴郁图景。「我们处于一个资源渐枯、把人逼向穷途末路的世界。当足够多的人无路可走时？」她顿了顿，「我们只能等着看。」
我遇见的多数人的绝望仅显现为无奈与担忧。然而对德鲁·梅一类人士而言，它转化为虚无与仇恨。倘若一国笃信其人民的苦难自作自受，那么当部分民众决定拥抱这份混沌时，也无足为奇。
然而当我与梅女士相遇时，情景已然不同。三年多的清醒生活已成事实；她重拾对两个长子的养育，并盼望五个孩子首次聚首。她已完成俄州一项名为「女性康复计划」的课程，这是为药物成瘾女性设计的替代性矫正项目。
项目由塔尔萨家庭儿童服务机构主持，提供约两年的深层干预（住居、心理咨询、职技培训），是关押的替代品。仅有约4%的结业者在三年内再次入监。该计划年均投入约3万美元培育一名女性——花费少于州监狱关押等长时间。
梅女士如今在家庭儿童服务二手店驾驶卡车。
令我最深刻的并非数据本身，而是项目对梅女士等人生命的深远影响。此项目为女性恢复了完整的尊严，为每一个人构筑社群，尊重其困境，承认其痛苦的真实性，并致力于解决。
说到底，美国这样的富裕社会纵然不完备，也应具能力为民众提供物质与消费，并指引未来之路。
「往日我一无所有，眼中唯有己身，如今大相径庭，」梅提起「女性康复计划」时说。我交流过的众多人士困顿于日衰的小城、停滞的经济、漠视她们的政坛。如梅所言，她们当有「充满可能的人生」。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8/08/opinion/america-poverty-per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