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环境下，对中共统治体制的政治异议立场往往伴随重大风险。画面为2025年7月台湾立法院外民众举办的抗议示威。图片摄影者：Sarah Yu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镜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捕蝇草的盛宴——中共「强制恢复国籍」的荒诞与冷酷》的分析文章，撰文人李志铭评述了一个在网络与海外华侨圈流传甚广的典型案例。事件主角系一位定居日本已达十三年之久的华商，旗下拥有数家企业。七月初，他携带家族五口成员返回中国探望亲属。然而在七月底搭机返回日本前五分钟，他在登机处被当地人员阻止。随之被带入「小黑屋」，被迫在摄像机记录下宣读并承诺「自愿放弃日本籍、复归中国籍」的言辞。短短数日之后，此人收取了一份强行恢复国籍的正式文件，其银行账户、微信钱包和支付宝账户均遭冻结。
李志铭的评论认为，这一看似荒诞离奇的个案并非孤立的暴力事件，而是中共利用国家权力作为强制手段、对境外人员扩展法律控制的极端表现。文章列举了几个历史案例来支撑观点。拥有瑞典身份的出版人桂民海在泰国遭失踪，其后现身电视承认「违法」；两年后，北京当局做出惊人之举，宣布桂民海已「主动申请恢复中国籍」。桂民海最终被控「泄露国家秘密」入狱十年，沦为无法获取外国驻地使馆领事援助的囚犯。
台湾出版社《八旗文化》的主编富察（真名李延贺）从前为台湾出版业带来丰富的亚洲文化视角，出版了许多人文与历史著作。2023年3月，富察在赴中参访家人时遭上海国家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其后被依「分裂国家罪」判刑三年。虽然他在2025年五月已刑满释放，但因需继续履行一年的「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处罚，仍遭出入境限制，被困大陆，无法返回台湾的生活与工作。
李志铭进一步阐述，通过控制国籍来堵断外国领事机构保护权的做法，实质是把国籍这一身份属性转变为侵吞个人财产与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工具。他强调指出，透过中共法律框架的解读，台湾民众所处的位置实则是一道更加危险的「法治断崖」。中共法律的基本假设就是否认中华民国的护照及主权现实。台湾公民进入中国大陆领土的刹那，依照当局的行政与司法逻辑，直接被界定为「中国国民」。这说明，台湾人不需走过任何名义上的「国籍复原」手续，因为当局已在法律层面预先宣布对其具有十足的控制权。
如何应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转变？
台湾《上报》刊载评论《2027真正改变台海战略平衡的是AI》，作者周宇平提出，应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美日台三方宜构建融合人工智能、通讯、电磁作战、反无人系统和网络抗御的新型防御框架。
周宇平阐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八一」前夕通过集体学习的形式，将重点置于国防与武装力量现代化问题上，由习近平直接发布了「强化无人及智慧科技的军事运用」、「逐步完善智能型战争体制」的任务指示。这非常规性的信号宣示了AI已成为2027年「建军一百年愿景」的战略支柱。值得深入关注的是，不仅仅是解放军无人机数量的增长，更要看其是否建构起一套由人工智能、信息链路、电磁频谱管制、航天能力与自主作战系统组成的当代智能型作战体系。
周宇平认为，在中共军事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日台三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并非盲目追加人工智能投入，而应打造能够融合人工智能、指挥通讯、电磁防卫、防御无人蜂群和网络韧性的防卫体系。其中，美国需打破对大型平台的执念，加快小型化生产与边界管制。日本应着力于第一岛链前线的分散布局与反蜂群作战策略。台湾则应破除传统造舰思维，克服体制与战术层面的通讯缺陷。
北京为何压制企业员工薪资增速？
谈话类节目《不明白播客》的主持者袁莉对话了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围绕中国官方为何持续性压抑劳工收入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袁莉指出，眼下舆论最为关切的是台湾及韩国这两个地区，二者均系芯片生产与输出的最核心基地。故而这两处员工的薪酬待遇，特别是三星、海力士在年终分红上的大手笔，在中文互联网引起普遍艳羡，因为这些企业给一线员工派发达数百万元的年末奖金，在中国内地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黄亚生在《外交事务》期刊的论述中披露，自1990年代中期以降，各省市当局每年为产业界制订了薪酬增幅的上下限范围，盈利充分的公司方可接近上限涨薪，亏损的公司则允许冻薪甚至低于下限。
黄亚生分析，这类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对商业部门的庇护，而非对劳动阶层的保障。多年来，中国从官方到企业形成的思维惯性即为：降低劳动力成本或放缓薪资增长对经济更为有利。这个观点从直觉上获得许多人的共鸣，但其中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系同一人这一基本事实。一个人既是劳动提供者，又是购买力供给者。收入过低则消费力萎缩，难以形成内需。诚然，许多学界人士赞扬中国的增长模式，夸赞国人的节俭习性、对劳作的投入和超时工作的承受力，这些褒奖有其道理。然而这忽视了一个问题：所产之物终需有市场消纳，而这个市场机制的功劳应记在谁头上？需求侧的能量从何而来？需求的诞生显然无关乎儒家伦理中的勤劳美德。这一点陈志武在著作中论述过，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足，书名本身就阐明了本质——勤劳属于供给概念，繁荣属于需求概念。
黄亚生表示，某些中国高端经济学家的论调是不必顾及消费，投资驱动增长才是重点，这类说法令人困惑。因为投资最终必须转化为商品，最后还是依赖消费来实现。倘若本土消费潜力缺乏，模式的延续必然仰赖外国市场的消费动能。实际上，过往的台湾、韩国也曾采取这种出口导向策略，但他们迅速调整并转向内需拉动。两个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的地区已能实现这一转型。而中国如今正在建立马克思担忧过的经济形态：生产过剩、内需匮乏、通货紧缩、贸易盈余创历史高位——2025年对外贸易顺差达1.2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