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黄钰涵粗略统计了一下自己的求职投递情况，各大招聘网站上已有两百多份简历待审。
作为厦门某高校传媒学院的学生，她正步入招聘季节，自大三下学期起便开始物色实习机会。字节跳动、众多互联网大厂的品牌运营职位，其岗位说明书里频频出现一个高频词——AI。这些企业普遍期待应聘者「能够紧跟人工智能产业的步伐，最好已经深入体验过至少一款AI工具」。
她确实投了这些公司，但多数回复寥寥数语便无声息。那段日子里，她坦言自己就像「不知所措的苍蝇，四处碰壁」。
幸得老师引荐及学长指点，她最终在上海获得一份暑期实习机会。入职伊始，办公室里最常听闻的短语就是「降本增效」。学长透露，眼下大型企业普遍进行大规模人员精简，实习生更难幸免，因为他们的许多工作职能已被AI系统取代。
黄钰涵的经历，浓缩了当代青年求职的艰难局面。2026届全国高校应届生数量达1270万人，相比前年新增48万，实现连续十一年的增长势头，再度刷新历史高点。若计入往年未就业人员和海外学成归来者，求职队伍总规模突破1500万。
当规模空前的毕业生走出校园时，迎接他们的非是一片扩张的岗位市场，而是一个被人工智能彻底改造的就业生态。
用工单位的新思量
澳洲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沈凯玲向BBC中文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人工智能相异于往代技术创新之处在于，它对职场新人在前三年的职业成长阶段造成的冲击格外严峻。
「以往企业内部运作中，资深员工通过与新员工的团队协作来推进项目，同时肩负起培养后进者的重任。然而AI的介入改变了这一模式，初阶职位的人手需求锐减，这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
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庞国强（化名，Chris Pang）印证了上述分析。他创办的国际贸易服务商GenPark以AI手段开展海外营销活动。
团队分设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去年香港分公司聘用了五名实习生从事运营工作，表现称职。
但进入2026年，以「龙虾」等为代表的新型AI智能体工具步入主流应用阶段。庞国强的公司也迅速引进了这类AI agent系统。
时至今年盛夏，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不必继续聘用实习生了。
「从成本和效率这两个维度衡量，当前的AI agent技术已足以承担大量原由人工完成的日常运营任务。」庞国强解释道。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讲，实习生承担的业务量有限且聘用周期短暂，但招聘应届毕业生则需花费精力进行岗位适应，势必影响工作效能。除非公司日后开辟新的商业线条，他已不考虑录用应届生。
尽管通过多个大型招聘平台收到数千份简历，他却「基本未曾翻阅」，仅计划在新加坡地区招聘一名业务主管，打算委托猎头公司搞定此事。
2026 年 7 月 2 日北京大学毕业典礼
冲击的不对等性
沈凯玲指出，人工智能倾向于取代那些需要高学历背景、涉及「非程序化认知工作」的职位。这类岗位在传统劳动力体系中的薪酬往往超过蓝领等其他工种。因此，本轮AI革新，尤其冲击了「高学历应该获得更优厚回报」这一社会预期。
初出茅庐的黄钰涵从事新媒体内容运营，她认为撰写周报和月报等常规任务本质上属数据清理和总结工作，「AI完全胜任，前提是指令足够详尽」。而像品牌创意文案这类工作，AI只需摄取大量品牌既往风格数据，就能生成效果甚至优于人工的内容。她坦陈自己的职业「存在被AI淘汰的可能」。
但AI的破坏性并非全方位的。
在同一毕业季，不同专业方向的求职者所感受到的冲击天差地别。某些研究型工作中，AI的替代风险相对较小。
今年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学系的高同学（29岁）已入职内地一家药物研发公司。在其整个求职面试阶段，AI应用的机会并不多。
「AI能够协助获取市场资讯并提供建议指导，但这些无过是浅层的帮助。」
他的工作核心是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强调实验的真实效果和产出，这正是AI难以发力的领域。他观察到周遭同事对AI的态度冷淡，既未采用AI工具，也不甚看好。
7 月 28 日，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举办了一个人才夜市，连夜进行人才招聘
被替代的究竟是谁？
医药研究者高同学的抗风险能力相比广告运营的黄钰涵要强得多。这反映的是行业属性差异，还是性别因素介入？
当提及性别与AI替代之间的关联时，黄钰涵的直觉是「男女并无差异」。她认为女性不会更容易被淘汰，理由在于理工男性编写代码同样面临AI威胁，而IT领域本就男性居多，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对这个群体同样构成冲击。
但数据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景象。
2026年初春，Anthropic发布了一份研究论文，探讨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论文引入了全新的衡量维度——「现实暴露度」（Observed Exposure），以Claude工具的实际应用数据为基准，量化各职业所受AI冲击的强度。该报告综合美国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勾勒出了不同风险群体的从业者画像。
数据揭示，暴露度最高的前四分之一人群中，女性比例达54.4%，明显高于零暴露群体的38.8%，两者差距介于15.5个至16个百分点间。研究生学历占比达17.4%，约为零暴露群体4.5%的三倍有余。
研究强调，这项发现与既往认知形成鲜明反差：过往的机械化或经济全球化冲击往往率先打击低学历、从事程序化体力劳动的人群，但此次AI风暴的「前沿阵地」却指向了接受过高等教育、薪资水平相对靠前的白领阶层。
相比之下，快递配送、外卖递送等体力型行业，聚集了大量学历较低的男性劳动力。
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克林顿·福睿（Clinton Free）的评析认为，近十年间进入专业性服务领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数量已超越男性，这使得女性在当前AI浪潮的冲击面积上显著扩大。
换句话讲，AI并非刻意针对女性，而是女性密集的产业部门恰好是AI渗透最迅速的领地。
沈凯玲没有直接驳斥数据的论断，而是提出另一个维度的思考：今日职业领域的大部分设计逻辑源自工业时代的男性视角，初期的岗位架构、工作节奏安排均以男性生活方式为蓝本，女性进入后，体制上并未作出相应的优化调适。
她寄希望于AI的广泛普及能够为此带来转机——长期来讲，女性可能借此机遇争取更多发言权，在求职和创业领域展现出独有的优势和贡献。
在扬州的人才夜市上，一位求职在填表
试炼与潜在前景
面对AI的冲击波，学生群体的应对方式出现分化。
沈凯玲的观察发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趋势：一方面，某些人强烈渴望回归安稳、舒适、传统的保护体制，例如公职系统；另一方面，也有人展现出探索欲望和进取精神，跃跃欲试想要突破束缚。这两类人群轮廓清晰可辨。
然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新技术浪潮的冲卡之下，依然存在大量失意者，他们在走出校园的当月便陷入失业困顿。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占比（排除仍在校学生后）维持在14%到19%的区间。
沈凯玲补充指出，中国的劳动市场相比北美和欧洲存在显著差别。国内就业市场在非正式部门的灵活程度相对更高，薪资的「下行空间」相对充足，即薪水有向下调整的余地。这一特质格外关键，因为若工资缺乏向下调节机制，一旦就业滑坡，市场自我修复将变得异常困难。
「相对于往年而言，应届毕业生的首份工作薪资或许会有所下调，虽然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利的信号，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缓解了职位紧缺的压力。」
身为用人部门的庞国强虽然缩减了年轻员工的招聘，却对他们的未来前景保持乐观。他认为，大量机遇仍在等候。他的论断是，历来许多技能需依赖多年的工作历练才能掌握，而当代青年人借由AI的帮助可快速达成资深工作者的产能水准，当务之急是从「被动执行者」升级为「主动解决者」。最富竞争力的人，是那些懂得整合AI工具、行业洞察和创新思维的人。
沈凯玲的眼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人应该完整地存在而非只是工作的工具。她强调，在AI时代的影响下，如果还奢望回到十年前或二十年前那种从九到五、犹如螺钉般在办公室里重复既定工作的职场生活，既无必要性，也不应是这代年轻人该走的职业道路。
「将来的世界需要的，不是日日重复执行任务的「工具化人」，而是能够彰显自身审美品味和独有特质的「完整的人」。人愈能突出展现自己的美学追求、信念体系和个人风采，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反而愈可能获取更丰厚的经济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