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从业期间，笔者接触并采访过众多省部级高官。秦玉海身兼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多职；何挺和王立军曾分别在重庆任职副市长和公安局长；刘杰履职山西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盛光祖则是铁道部的最后一任部长；还有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经历严重降职后又遭再次调查。诸如此类的官员不胜枚举。
2012年采访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
那么，当时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使得这些高官愿意接受采访呢？这些年来积累了不少有趣的故事，但鲜少向公众透露。有时会在新闻业务培训的现场分享，然而讲义资料从未对外公开，讲座也不进行直播处理，导致这些经历长期处于隐没状态，未曾向外界公布过。
在从业过程中，业界人士对笔者存在诸多误读。他们无法理解笔者何以能够接触到众多意料之外的采访对象，遂将其方法论片面化、庸俗化。有人夸大其词地说笔者采访时端着茶水，有人渲染笔者的长相酷似基层官员，还有人放大了公文包和白衬衫这类细节的作用。更有甚者，暗中揣测笔者与官员之间存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勾连。
关于利益关系的传言，实属荒唐无稽，无需正面回应。过往十余年间经历过多番明暗调查，调查结果早已证明笔者的清廉。至于茶杯、公文包和基层风格打扮，曾有过零星解释，此不赘言。事实上，这些外在要素偶尔确有助益，但若过度强调，易对缺乏一线采访经验的新人造成误导，让他们错误地认为化妆改装即可轻松完成采访任务。
实则新闻采访之路充满荆棘。伪装打扮或许能在突发事件现场收集碎片信息，或许能蒙混过政府机关的门卫，然而即便笔者成功迈进政府大院的大门，携带茶杯公文包作为掩护，也难以确保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高官们岂会为一个茶杯和公文包所动？他们使用的茶具远比记者讲究，品茶的境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公文包等物更是随从代劳，对「县委副书记」之流的基层身份完全不会放在眼里。
笔者的采访对象不仅限于省部级高官。同样也曾深入接触县市区一级的基层领导干部，如全国模范县委书记陈行甲、湖北鹤峰前任县委书记杨安文、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王振伟、湖南嘉禾和桂阳的原县委书记陈荣伟与李向阳等人。这些基层官员的配合，显然也并非源于茶杯、公文包或白衬衫这类表面文章。
任何既定的形式套路，难以适用于所有情景，更谈不上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时政记者尤其如此。茶杯公文包之类，不过能骗过门卫保安罢了，这只是最初级的环节。真正的难题在于后续——面对形形色色的官员，如何打开他们的话匣子需要周密的前期调研，需要对采访主题有充分的认知储备，需要深入了解采访对象的性格特质、所处的具体处境及其他关键细节。
说到底，记者工作大多没有什么诀窍，唯有死办法。资深媒体人士在这方面想必感受深刻。2013年9月间，江西赣州龙南县四位常委长期空缺——县委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纪委书记，本地官场讽刺为「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编辑社安排笔者赴龙南采访，初入县城便身份曝露，之后的采访工作毫无技巧可言，仅是逐日往返于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等各部门挨个走访，逐间办公室提问，最后完成了报道。到了2016年12月采写湖南衡阳三位市委书记相继落马的调查报道时，做法如出一辙——每天在市级四大机构的办公楼内逐个房间问询。
采访之路无有相同之处，每一次都面临独特的困难与遗憾，特别是在涉及高官时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笔者对披露高官采访的细节保持低调，至今仍认为业界的某些工作方法不应向外公开。但随着岁月流逝，许多陈年往事已成历史，某些案例已可适当拿出来讨论。
因此，笔者选取若干可公开的事例，简述当时说动官员接受采访的方法。读者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在阐述新闻实务，与「新闻实战」专栏形成一脉相承的脉络。
倘若有人质疑创作这些内容的价值，笔者只能坦白：实在无法为当下的写作赋予崇高意义。摆在眼前的是狭隘的表达空间，写作者日益式微，没有脸面为自己鼓吹伟大使命。若一定要谈意义，勉强有两点：其一，透过梳理那些可以公开的工作方式，让读者了解我们那代记者当年的工作状态，为闲居时刻增添谈资。其二，借助文字这一媒介，将自己在媒体行业十多年的部分职业经历记录和复原下来。
此乃笔者个人回忆的权利所在。
2025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