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近期涌现出大量声称「唐朝并不存在」的观点，这让人感到震惊。更加令人侧目的是，不少青少年因为在短视频应用中看到这类信息，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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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现象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是恰当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理解，更深层的思考应该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用什么方式才能准确区分历史的真假？面对不断翻新的各类「伪史学说」，现代社会应当培养什么样的思维能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洁：理智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学问，历史研究既非信念的产物，也非政治立场的体现，而是以事实根据为基础的学科。对历史事件的肯定和否定都应当适用同一套准则：即要有确凿的根据支撑。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我们之所以确信唐朝真实存在，并非仅凭《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述，而是因为当代学者已经积累了一套完整而丰富的证据链：史料文献、考古遗迹、器物出土、石刻题词、敦煌写本，以及来自波斯、阿拉伯、日本、新罗等东亚邻近文明的外来文献记录，这些证据相互验证、彼此印证。虽然单一的证据可能有其缺陷，但是当许多相互独立的信息来源共同指向同一结论时，这个结论的可靠性就会随之增强。
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绝对的「百分百确定」对人类来说几乎不可能获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历史学领域。所以学者所追求的，并非是某种绝对的必然性，而是基于证据而不断上升的相对确定度。证据越充分、来源越独立、相互验证的程度越高，某个历史论断成立的概率就会越大。这一原则已成为当代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共同基础。
认识论领域有一条重要的方法学原理，通常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原则」。其内核是：在两个都能解释客观现象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时，应该倾向于那个所含假设较少、能涵盖更多证据的理论，而不应该频繁加入新的假设以弥补理论的缺陷。
假设有人试图驳斥唐代的存在，这样做就要同时否定数千册历史典籍的真实性，声称它们均为后世精心编造；还需要说明国内众多的考古遗迹、埋藏墓穴和纪念碑文全系伪造；更甚至要证明来自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的古代文明的历史档案也都参与了一场持续千年之久的协同欺骗。这样的论断需要建立在远多于「唐朝确实存在」所需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其说服力和可信程度都明显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网络空间最近流行的这类「伪史学说」并不局限于国内历史范围。其实早在几年前，网上就曾大肆宣扬诸如「古希腊文明本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为虚构人物」「整个西方文明乃近代凭空捏造」的各式论调。如今，类似的否定论再次出现，这回针对的是唐代历史。
表面上看，这两派论点的立场截然对立：前者要否定西方的文化成就，后者要否定我们自身的历史。然而仔细剖析便会发现，这两类观点背后遵循的本质是相同的思维逻辑——即非理性的思维模式。
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特征：并非依据现有证据来得出结论，而是先行设定答案，然后有选择性地搜集零散的信息去印证预先的判断。对于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任何事实资料，均以「系统造假」「幕后策划」或「集体欺骗」的名义加以否定。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不可反驳的叙事体系，而非一种开放式的、鼓励质证的学术活动。
这类思维习惯的最大隐患在于，它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并不会固着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观点立场。这种逻辑今日可以被用来质疑古希腊的存在，明日就能被挪作否定唐代的工具，后日甚至可以被应用于否定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项科学成果、任何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处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人都具备了对既定权威发起质疑的能力，这本质上代表了文明的进步。历史学这门学科同样欢迎各种怀疑的声音，新的考古成果、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确实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历史的既往认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独立的思辨精神和敢于提出异议并非等同于随意推测。真正的质疑是指能够基于事实证据对自己的看法进行持续调整，正如哈贝马斯这位哲学和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应当「惟有更具说服力的论点方才令人心服」。
鉴于此，我们之所以需要抵触「伪史学说」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并不是说要否定某个具体的观点立场（无论是否定唐代还是古希腊），而是要对抗藏在这类观点深处的认知模式——即那种背离证据、拒绝证伪、用感情化的表述代替逻辑推导的认知方式。
当下，不少互联网平台的推荐机制持续强化和传播着极端立场、煽情性的言辞和耸人听闻的表述方式。这样的背景下，建设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社会理性意识变得尤为紧迫。唯有将理性原则确立为集体生活中的核心要素，历史虚无主义这类思想才能失去其滋生的沃土。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的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