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马兴瑞安排到新疆自治区执掌党的工作时,业界普遍认为这代表着中共在为新一代领导人进行铺垫与培育。不料此人却遭逢”双开”的厄运,随后被移交司法部门处理,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人瞩目的变故?

马兴瑞曾在中共权力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 Vincent Thian / AP
根据中纪委最近公布的调查报告进行分析,这位曾经执掌新疆的区党委书记、二十大党的政治局成员之所以陷入此般困境,根本上涉及多个层面的失职与违规。第一个层面在于政治理念动摇,其对党的根本纲领与历史使命的忠诚度存在明显滑坡,在维持党的政治底线和规章制度上表现不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周围工作人员的违规违纪现象采取了放任态度,虽然表述较为含蓄,但实质指向清晰明确。
其二关乎组织制度方面的问题。中纪委强调他在干部选任的过程中,没有向组织层面做出清楚说明,而是将人事权当作是为自我以及周围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这包括为身边亲友安排不当工作等不规范做法。从干部选拔的整个流程来看,存在决策过程不够透明的现象,权力使用显得武断随意。尤其是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更容易突破既有规范。以马兴瑞为例,他曾在广东地区的工作中与现任纪检系统的李希共事过,而他在地方施政中权限很大。任何工作上的纰漏都有可能被指控为权力寻租。这类措辞似乎在暗示事实确实存在,但从现有披露的信息看,到底是本人的直接行为,还是以他人名义进行的变相权力交易,仍需要更多细节印证。
其三则关涉廉政方面的严重问题。这里才是真正涉及贪腐行为的领域。但与其他落马高管的通报口径一致,官方在公开陈述时多以经济贪污为由,很少触及权力斗争方面的政治因素。然而一条关于”大搞家族腐败”的指控确实激发了各界关注。外媒曾报道过马的妻子在官场圈子中获取不当利益等信息,评论人士分析认为这可能在打击马兴瑞的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问题涉及不仅是利益输送,更关乎官员圈子内部的利益网络编织,既显现”家风问题”,又隐现了习近平所反感的”小圈子结党”现象。
逐项解析处理决定的每一条表述,可以发现两处令人回味的地方。其一是指他”对身边人员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和犯罪事实放纵监管不力”。其二是指他”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里所说的监管缺失,实际反映的是中共组织体系在干部评选和推荐环节上的一个重大漏洞。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但已经有包括马兴瑞在内的三名现任政治局委员遭受党纪和法律制裁。这种情况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实属稀见。这不禁引出一个疑问:马兴瑞这类官员在党的不同层级工作了数十年,从一般干部逐级升迁至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中共内部的组织评估系统是怎样对这些人进行审查和推荐的,竟然让他们得以进入最高权力机构?
纵观中纪委针对马兴瑞等案件的各项指控,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采用了经济贪腐的框架进行表述。这类公文的通常做法是避免暴露党内的分化,不愿意将体制内部的矛盾对外披露。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马兴瑞出身于技术官僚阶层,曾在与军工和宇航相关的领域任职,而这些产业与解放军的关系,特别是与火箭军等部队的联系相当紧密,因此有观察人士推测他的落马可能与当下进行的军队高层大规模人事调整相关联。
经过对处理文件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几个值得玩味的地方。首先是责任指向他”对身边人员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和犯罪嫌疑监督管理不力”。另外则强调其”十八大后仍未收敛收手”。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从权力交接的角度来看,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到十八大,再到现在自称的新时代,权力划分的分水岭相当明显。然而,虽然习近平已执掌权力近15年,而且还计划继续掌权,但腐败官员仍然源源不断,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往往与习的个人关系网相当贴近。这表明监督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尽管整体的反腐运动进行得相当猛烈,但还是有官员逃脱了公众和法律的审视。这难道不是说明在人事评估和任用上,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本人也存在着”失察失管”的问题吗?而且从习近平在十九大时阐述的反腐思路来看,对腐败官员的处置往往与领导者本身对下属的管理能力不足有关,这样的解释似乎模糊了最高领导在选人用人上可能存在的失误。
一些网络评论指出,根据习本人在十九大时宣布反腐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论述逻辑来看,腐败现象的总体发生率应当呈下降趋势。然而,现实却是违纪违法案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被查处的腐败官员通常与习个人的权力圈子有密切关系。这反映出整个监察制度存在结构性问题。整个治理体系面临了严峻挑战,但习近平仍然习惯性地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个说法来定罪官员。这样做是否是在回避自身在干部任免上的”失察失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