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佛得角在与阿根廷队的较量中被击败，但这个黑马球队依然以昂扬的姿态载誉而归。
然而功成名就之际，一场风波却长期笼罩在这支队伍的头上。
进入六月下旬后，一位巴西翻译员针对球队队长瑞安·门德斯提出指控，称其在今年三月赴新西兰参赛期间侵犯了自己。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国际足联也与当地执法机构进行了沟通。截至当前，该球员尚未被正式起诉。
6月15日，佛得角队队长瑞安·门德斯（右）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王楷焱 摄
本届赛事中，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加纳中场球员托马斯·帕尔特伊背负着多宗性侵指控参赛；摩洛哥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则陷入了一起强奸案的审理程序；日本队的阵容中，两名曾因性暴力案件引发舆论关注的球员也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至本次新闻发布，这个赛事期间已经曝光五起涉及球员的性暴力疑云。
这些案件各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涉事球员也多数否认了相关指控。
全球范围内，性暴力案件的处理往往困难重重。证据的采集较为困难，司法程序需要时间，受害者承受的心理压力巨大。与此同时，足球比赛的日程表从不会为司法程序让步。指控浮出水面后，有关球员的选拔、出场与球队的态度声明，通常都笼罩在不确定中。
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足球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此类风波？除了沉默还有别的出路吗？
竞技体育强调公正与道义，无论对手是否为国脚，面对性暴力指控也会被舆论和球迷所唾弃。
英格兰迎战加纳的比赛中，每当帕尔特伊触球都会引起观众的嘘声。
在比赛前的握手环节，英格兰防线上的杰德·斯彭斯刻意把手放在了口袋里。根据公开报道，他似乎是英格兰整个球队中唯一没有与帕尔特伊进行握手的人。这样明确的立场表示在职业足球中相当罕见。
帕尔特伊目前仍在应对多起性暴力指控，已在英国法庭作证否认这些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控涉及的事件都发生在他效力阿森纳的期间。
阿森纳作为英超的传统豪门，帕尔特伊也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自2020年从马德里竞技加盟以来，他长期是球队中场的核心力量。直到他离队后，才被司法机构正式提起诉讼。
这也是外界感到愤怒的核心所在。在漫长的调查和传闻期间，帕尔特伊继续参加比赛，俱乐部也鲜少进行任何表态。主教练阿尔特塔仅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完全相信”俱乐部遵循了恰当的程序。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一家顶级俱乐部若知悉球员正在接受重大性暴力犯罪的侦查，除了等候法律的判决，还应当作何行动？
阿什拉夫·哈基米，摩洛哥队的队长，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复杂处境。
6月24日，摩洛哥队球员阿什拉夫在比赛前热身/新华社记者 王楷焱 摄
哈基米因发生于2023年的一起强奸案而陷入司法程序。对此，哈基米本人予以否认。这个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国球星姆巴佩曾被传唤作为证人参与询问。
姆巴佩和哈基米是亲密朋友，曾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期间做过队友。据媒体报道，姆巴佩转述了哈基米事后对其说的一些话，其中涉及两人之间是否存在身体接触。根据检控方的看法，这些陈述与哈基米当初向调查人员讲述的内容不尽一致。
日本队的参赛名单也重新引发了讨论。
2024年亚洲杯期间，伊东纯也由于性暴力指控而离开国家队。他对指控提出否认，检察机构后来因证据不足而放弃起诉。到了这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大名单中既有伊东纯也，也有佐野海舟。佐野海舟曾在2024年因涉嫌性暴力被逮捕，检察机构之后终止了调查，同样没有提出起诉。
6月29日，日本队球员佐野海舟（左）在比赛中突破/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从广泛的社会层面看，绝大多数的观众与网络使用者对于这类包庇涉及性犯罪指控球员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与质疑。人们认为，让身背严重性侵立案指控的运动员身着国服在全球转播的赛场亮相，对受害方的人权构成了忽视，也违背了女性安全保护、公众的价值引导以及体育竞技本应坚守的公正与道义。
因此，赛场内外重复出现了针对这些球员的嘘声、抵制横幅，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声音呼吁国际足联建立刑事案件调查阶段的临时禁赛机制，禁止有性暴力立案纪录的球员出现在高规格国际赛事中。
然而现实却是，尽管背负性侵指控，尽管激起了民众和球迷的强烈愤怒，这些球员的职业生涯却基本未受影响，照常被征选进国家队，照常代表国家的荣誉参加比赛。在体育领域中，这类纷争早已屡见不鲜，甚至可说是司空见惯。
但这些问题往往被刻意忽视。本届赛事让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多个争议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汇聚，使得问题已无法再被轻描淡写为个案。
人们不禁想要追问：面对指控缠身的球员，怎么能若无其事地走上球场？
这反映了足球权力机构所面临的微妙局面。
各国足协对待有性侵嫌疑的球员的标准不一。佛得角、摩洛哥足协以”无罪推定”为名义，始终未曾限制各自队长的出场时间，日本足协则只对涉事球员进行了内部劝诫，并未采取停训等措施。
最具争议的无疑是加纳中场手帕尔特伊。起初，他的世界杯之旅并未一帆风顺，在签证审查环节，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拒签决定，他缺席了球队在多伦多与巴拿马队的首场较量。
但加纳政府随后对此表达了强烈反对，谴责加拿大的举动”武断且不公正”。身为世界杯的首要管理机构，国际足联则选择了保持中立，仅表示签证及入境审批权属东道国政府。
然而这一限制并未能得到扩展执行。球队到达美国后，帕尔特伊便重新回归阵容，在英格兰队的比赛中首发登场。
加纳队内上下保持了高度统一。中场球员克瓦西·西博表示，看到帕尔特伊的首发令大家感到欣欣然，强调”他对球队至关重要，我们会始终与他同在”。主教练卡洛斯·奎罗斯则刻意回避案件本身，要求不要将”政治因素”引入足球竞技。
英格兰一方的立场同样含糊其辞。虽然后卫斯彭斯的握手拒绝行为有所表示，但主教练图赫尔在被问及此事时，媒体官员则以”法律因素”为由阻止了提问的继续。在赛前对加纳队的评价中，曾与帕尔特伊在阿森纳同队的中场手赖斯，也只是从竞技水准来评价他是”一名很有实力的运动员”。
6月22日，英格兰队球员德克兰·赖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这正是职业竞技体育应对性暴力指控时的常见做法。倘若司法判决尚未作出，相关纠纷就会被视为”场外的问题”。
在职业竞技中，获胜的能力是衡量运动员的首要标准。涉及到球队内部时，这个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运动员的身份不仅是被指控者，更是队友、是战术的执行者。容忍、忠诚、团结、不影响比赛表现，往往被置于首要位置。
这种价值体系并非足球所独有。篮球、橄榄球等高度商业化的运动同样反复出现过类似的事件。
美式橄榄球领域中，德肖恩·沃森曾面临数十起女性提出的不当行为指控。虽然他并未被刑事起诉，但仍遭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禁赛与罚款处罚；不过在此前夕，克利夫兰布朗队已经用巨额合同将他纳入麾下。
篮球圈中，科比的陈年往事仍会被人谈起，而足坛巨星C罗也不例外。
这一切都揭示了体育世界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一旦某人能够获胜，他在品行和操守方面的诸多问题就会被当作”困扰”而被搁置一旁。
加拿大冰球青年队的性暴力事件，则将问题的指向直接指向了体育权力结构本身。
2018年，加拿大世界青年冰球队获得冠军后赴伦敦参加了冰球加拿大组织的一场活动。随后，一名女性宣称自己在当地一家酒店房间里被多名球队成员侵犯。多年后，五名前球队成员因此被起诉。这些被告在刑事诉讼中都被判无罪，但此案件早已超越了几名球运动员的法律问题这一范畴。
它引发了社会对加拿大冰球协会的深入质疑：当初如何处理投诉的，用于和解的资金出自何处，企业赞助方为何相继撤离，管理层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演变成了加拿大体育系统的一场信任危机。
体育团体、俱乐部不承担司法的职能，不能对犯罪进行定罪。但它们也不应该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面对重大性暴力指控，它们至少需要澄清：为什么许可球员继续出场，是否进行了风险评估，采取过何种临时措施。
职业竞技中的沉默，是建立在一种隐含的默认之上的——运动员有权越界。
很多体育项目不单单奖励胜利，还会宣扬一类带有强势、甚至暴戾色彩的表现风格。尤其在世界杯、欧洲杯这样规模宏大、商业价值巨大的赛事里，这类气氛会被推向顶点。
看台、酒馆间，球迷聚集在一处，激情相互渲染，观看比赛、饮酒、呐喊、为胜负愤怒，甚至爆发冲突，这些言行往往被默认为正常的情绪渲泄，是对比赛投入的体现。顺着这个逻辑，体育环境中时常见到的”失控”现象也显得微不足道，做出超越底线的举动也变得容易多了。
女性球迷对这一问题可能有更深的认识。慈善组织”踢出去”在2024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超过50%的女性球迷在观赛时曾遭到过性别歧视的语言或举动，85%的女性观众在目睹或经历过性别歧视、性骚扰等不得体行为后，缺乏有效的维权渠道和保障机制，很多人认为即便投诉了，这类行为也难以获得公正的制止。调查报告还指出，部分人还曾经历过不适当的身体接触、暴力行为乃至性侵。
女性新闻从业者也常被卷入这类气氛中。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至少四位女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遭遇了抓拽、猥亵或者直播中被性骚扰的情况。保护记者权益的非营利组织在其报道中指出，这些公然发生的骚扰事件反映了女性体育新闻工作者长期面临的问题：她们是在工作，却不得不同时承受陌生人的不当身体接触和性化评价。
尽管大多数这类行为还未涉及强奸或性侵指控的程度，但它们表明，体育赛事中关于性骚扰乃至性犯罪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极端案件之中。
这样的气氛也不会只被限制在球场范围内。大型赛事造成的情绪波澜会扩散进入家庭内部。在英国，反家暴机构和司法部门长期追踪足球赛事期间的家庭暴力风险。一所英国大学对2002、2006和2010年世界杯期间的报警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英格兰队赢球或打平后，家暴风险增加26%；输球后则增加38%。
更令人触目的是，有些越界事件甚至是在摄像头前的公开场合发生的。
西班牙足协前任主席鲁比亚莱斯事件是最直接的案例。
2023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之后，西班牙队刚刚赢得冠军，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在颁奖典礼上强吻了球员珍妮·埃尔莫索。本该是西班牙女足最辉煌的时刻，却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不对等、性别与体育文化的社会讨论。
这个事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鲁比亚莱斯最初坚持说亲吻行为是两方面都同意的，还把批评者污蔑为”虚伪的女权分子”；他的这些言论甚至在足协内部获得了部分支持。
这其实是体育界众多争议事件的共同特征——大赛越重要，越容易激发观众的情绪高涨，这种背景下的越界甚至违法行为也越容易被视作情有可原。
然而，当包括当届世界杯冠军队在内的81名西班牙女足运动员集体宣布，在足协领导层进行改革之前将不再为国效力的决定后，这件事才得到了应有的严肃对待。
之后，国际足联对鲁比亚莱斯进行了禁赛处罚，西班牙司法机构也认定了其性侵犯罪成立。
由此可见，”自己不吃亏是意识不到问题的”，在强调竞技精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舞台上，如果没有明确有力的制度防线，即便是世界冠军也无法捍卫自身的尊严。
因此，当这届世界杯爆出五起球员性侵纠纷时，许多组织和机构都强烈呼吁完善职业反性暴力体系。如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启动了规则修订工作，打算健全跨境赛事对涉案运动员的临时管控机制，建立全球范围的球员操行档案库，把性侵案件的立案记录纳入参赛资格的前期审核程序；又如国际职业球员协会在2026年的多个文件中都阐述了国际足坛现行”仅在刑事判决后才进行处罚”的规则缺陷，并倡导把反性暴力、尊重性别纳入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必修内容，反对用金钱和解来推卸道德责任。
然而功成名就之际，一场风波却长期笼罩在这支队伍的头上。
进入六月下旬后，一位巴西翻译员针对球队队长瑞安·门德斯提出指控，称其在今年三月赴新西兰参赛期间侵犯了自己。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国际足联也与当地执法机构进行了沟通。截至当前，该球员尚未被正式起诉。
6月15日，佛得角队队长瑞安·门德斯（右）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王楷焱 摄
本届赛事中，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出现。加纳中场球员托马斯·帕尔特伊背负着多宗性侵指控参赛；摩洛哥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则陷入了一起强奸案的审理程序；日本队的阵容中，两名曾因性暴力案件引发舆论关注的球员也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
至本次新闻发布，这个赛事期间已经曝光五起涉及球员的性暴力疑云。
这些案件各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涉事球员也多数否认了相关指控。
全球范围内，性暴力案件的处理往往困难重重。证据的采集较为困难，司法程序需要时间，受害者承受的心理压力巨大。与此同时，足球比赛的日程表从不会为司法程序让步。指控浮出水面后，有关球员的选拔、出场与球队的态度声明，通常都笼罩在不确定中。
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足球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此类风波？除了沉默还有别的出路吗？
竞技体育强调公正与道义，无论对手是否为国脚，面对性暴力指控也会被舆论和球迷所唾弃。
英格兰迎战加纳的比赛中，每当帕尔特伊触球都会引起观众的嘘声。
在比赛前的握手环节，英格兰防线上的杰德·斯彭斯刻意把手放在了口袋里。根据公开报道，他似乎是英格兰整个球队中唯一没有与帕尔特伊进行握手的人。这样明确的立场表示在职业足球中相当罕见。
帕尔特伊目前仍在应对多起性暴力指控，已在英国法庭作证否认这些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控涉及的事件都发生在他效力阿森纳的期间。
阿森纳作为英超的传统豪门，帕尔特伊也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自2020年从马德里竞技加盟以来，他长期是球队中场的核心力量。直到他离队后，才被司法机构正式提起诉讼。
这也是外界感到愤怒的核心所在。在漫长的调查和传闻期间，帕尔特伊继续参加比赛，俱乐部也鲜少进行任何表态。主教练阿尔特塔仅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完全相信”俱乐部遵循了恰当的程序。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一家顶级俱乐部若知悉球员正在接受重大性暴力犯罪的侦查，除了等候法律的判决，还应当作何行动？
阿什拉夫·哈基米，摩洛哥队的队长，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复杂处境。
6月24日，摩洛哥队球员阿什拉夫在比赛前热身/新华社记者 王楷焱 摄
哈基米因发生于2023年的一起强奸案而陷入司法程序。对此，哈基米本人予以否认。这个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法国球星姆巴佩曾被传唤作为证人参与询问。
姆巴佩和哈基米是亲密朋友，曾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期间做过队友。据媒体报道，姆巴佩转述了哈基米事后对其说的一些话，其中涉及两人之间是否存在身体接触。根据检控方的看法，这些陈述与哈基米当初向调查人员讲述的内容不尽一致。
日本队的参赛名单也重新引发了讨论。
2024年亚洲杯期间，伊东纯也由于性暴力指控而离开国家队。他对指控提出否认，检察机构后来因证据不足而放弃起诉。到了这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大名单中既有伊东纯也，也有佐野海舟。佐野海舟曾在2024年因涉嫌性暴力被逮捕，检察机构之后终止了调查，同样没有提出起诉。
6月29日，日本队球员佐野海舟（左）在比赛中突破/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从广泛的社会层面看，绝大多数的观众与网络使用者对于这类包庇涉及性犯罪指控球员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与质疑。人们认为，让身背严重性侵立案指控的运动员身着国服在全球转播的赛场亮相，对受害方的人权构成了忽视，也违背了女性安全保护、公众的价值引导以及体育竞技本应坚守的公正与道义。
因此，赛场内外重复出现了针对这些球员的嘘声、抵制横幅，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声音呼吁国际足联建立刑事案件调查阶段的临时禁赛机制，禁止有性暴力立案纪录的球员出现在高规格国际赛事中。
然而现实却是，尽管背负性侵指控，尽管激起了民众和球迷的强烈愤怒，这些球员的职业生涯却基本未受影响，照常被征选进国家队，照常代表国家的荣誉参加比赛。在体育领域中，这类纷争早已屡见不鲜，甚至可说是司空见惯。
但这些问题往往被刻意忽视。本届赛事让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多个争议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汇聚，使得问题已无法再被轻描淡写为个案。
人们不禁想要追问：面对指控缠身的球员，怎么能若无其事地走上球场？
这反映了足球权力机构所面临的微妙局面。
各国足协对待有性侵嫌疑的球员的标准不一。佛得角、摩洛哥足协以”无罪推定”为名义，始终未曾限制各自队长的出场时间，日本足协则只对涉事球员进行了内部劝诫，并未采取停训等措施。
最具争议的无疑是加纳中场手帕尔特伊。起初，他的世界杯之旅并未一帆风顺，在签证审查环节，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拒签决定，他缺席了球队在多伦多与巴拿马队的首场较量。
但加纳政府随后对此表达了强烈反对，谴责加拿大的举动”武断且不公正”。身为世界杯的首要管理机构，国际足联则选择了保持中立，仅表示签证及入境审批权属东道国政府。
然而这一限制并未能得到扩展执行。球队到达美国后，帕尔特伊便重新回归阵容，在英格兰队的比赛中首发登场。
加纳队内上下保持了高度统一。中场球员克瓦西·西博表示，看到帕尔特伊的首发令大家感到欣欣然，强调”他对球队至关重要，我们会始终与他同在”。主教练卡洛斯·奎罗斯则刻意回避案件本身，要求不要将”政治因素”引入足球竞技。
英格兰一方的立场同样含糊其辞。虽然后卫斯彭斯的握手拒绝行为有所表示，但主教练图赫尔在被问及此事时，媒体官员则以”法律因素”为由阻止了提问的继续。在赛前对加纳队的评价中，曾与帕尔特伊在阿森纳同队的中场手赖斯，也只是从竞技水准来评价他是”一名很有实力的运动员”。
6月22日，英格兰队球员德克兰·赖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这正是职业竞技体育应对性暴力指控时的常见做法。倘若司法判决尚未作出，相关纠纷就会被视为”场外的问题”。
在职业竞技中，获胜的能力是衡量运动员的首要标准。涉及到球队内部时，这个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运动员的身份不仅是被指控者，更是队友、是战术的执行者。容忍、忠诚、团结、不影响比赛表现，往往被置于首要位置。
这种价值体系并非足球所独有。篮球、橄榄球等高度商业化的运动同样反复出现过类似的事件。
美式橄榄球领域中，德肖恩·沃森曾面临数十起女性提出的不当行为指控。虽然他并未被刑事起诉，但仍遭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禁赛与罚款处罚；不过在此前夕，克利夫兰布朗队已经用巨额合同将他纳入麾下。
篮球圈中，科比的陈年往事仍会被人谈起，而足坛巨星C罗也不例外。
这一切都揭示了体育世界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一旦某人能够获胜，他在品行和操守方面的诸多问题就会被当作”困扰”而被搁置一旁。
加拿大冰球青年队的性暴力事件，则将问题的指向直接指向了体育权力结构本身。
2018年，加拿大世界青年冰球队获得冠军后赴伦敦参加了冰球加拿大组织的一场活动。随后，一名女性宣称自己在当地一家酒店房间里被多名球队成员侵犯。多年后，五名前球队成员因此被起诉。这些被告在刑事诉讼中都被判无罪，但此案件早已超越了几名球运动员的法律问题这一范畴。
它引发了社会对加拿大冰球协会的深入质疑：当初如何处理投诉的，用于和解的资金出自何处，企业赞助方为何相继撤离，管理层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演变成了加拿大体育系统的一场信任危机。
体育团体、俱乐部不承担司法的职能，不能对犯罪进行定罪。但它们也不应该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面对重大性暴力指控，它们至少需要澄清：为什么许可球员继续出场，是否进行了风险评估，采取过何种临时措施。
职业竞技中的沉默，是建立在一种隐含的默认之上的——运动员有权越界。
很多体育项目不单单奖励胜利，还会宣扬一类带有强势、甚至暴戾色彩的表现风格。尤其在世界杯、欧洲杯这样规模宏大、商业价值巨大的赛事里，这类气氛会被推向顶点。
看台、酒馆间，球迷聚集在一处，激情相互渲染，观看比赛、饮酒、呐喊、为胜负愤怒，甚至爆发冲突，这些言行往往被默认为正常的情绪渲泄，是对比赛投入的体现。顺着这个逻辑，体育环境中时常见到的”失控”现象也显得微不足道，做出超越底线的举动也变得容易多了。
女性球迷对这一问题可能有更深的认识。慈善组织”踢出去”在2024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超过50%的女性球迷在观赛时曾遭到过性别歧视的语言或举动，85%的女性观众在目睹或经历过性别歧视、性骚扰等不得体行为后，缺乏有效的维权渠道和保障机制，很多人认为即便投诉了，这类行为也难以获得公正的制止。调查报告还指出，部分人还曾经历过不适当的身体接触、暴力行为乃至性侵。
女性新闻从业者也常被卷入这类气氛中。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至少四位女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遭遇了抓拽、猥亵或者直播中被性骚扰的情况。保护记者权益的非营利组织在其报道中指出，这些公然发生的骚扰事件反映了女性体育新闻工作者长期面临的问题：她们是在工作，却不得不同时承受陌生人的不当身体接触和性化评价。
尽管大多数这类行为还未涉及强奸或性侵指控的程度，但它们表明，体育赛事中关于性骚扰乃至性犯罪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极端案件之中。
这样的气氛也不会只被限制在球场范围内。大型赛事造成的情绪波澜会扩散进入家庭内部。在英国，反家暴机构和司法部门长期追踪足球赛事期间的家庭暴力风险。一所英国大学对2002、2006和2010年世界杯期间的报警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英格兰队赢球或打平后，家暴风险增加26%；输球后则增加38%。
更令人触目的是，有些越界事件甚至是在摄像头前的公开场合发生的。
西班牙足协前任主席鲁比亚莱斯事件是最直接的案例。
2023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之后，西班牙队刚刚赢得冠军，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在颁奖典礼上强吻了球员珍妮·埃尔莫索。本该是西班牙女足最辉煌的时刻，却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不对等、性别与体育文化的社会讨论。
这个事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鲁比亚莱斯最初坚持说亲吻行为是两方面都同意的，还把批评者污蔑为”虚伪的女权分子”；他的这些言论甚至在足协内部获得了部分支持。
这其实是体育界众多争议事件的共同特征——大赛越重要，越容易激发观众的情绪高涨，这种背景下的越界甚至违法行为也越容易被视作情有可原。
然而，当包括当届世界杯冠军队在内的81名西班牙女足运动员集体宣布，在足协领导层进行改革之前将不再为国效力的决定后，这件事才得到了应有的严肃对待。
之后，国际足联对鲁比亚莱斯进行了禁赛处罚，西班牙司法机构也认定了其性侵犯罪成立。
由此可见，”自己不吃亏是意识不到问题的”，在强调竞技精神和公平竞争的体育舞台上，如果没有明确有力的制度防线，即便是世界冠军也无法捍卫自身的尊严。
因此，当这届世界杯爆出五起球员性侵纠纷时，许多组织和机构都强烈呼吁完善职业反性暴力体系。如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启动了规则修订工作，打算健全跨境赛事对涉案运动员的临时管控机制，建立全球范围的球员操行档案库，把性侵案件的立案记录纳入参赛资格的前期审核程序；又如国际职业球员协会在2026年的多个文件中都阐述了国际足坛现行”仅在刑事判决后才进行处罚”的规则缺陷，并倡导把反性暴力、尊重性别纳入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必修内容，反对用金钱和解来推卸道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