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武卓韵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律博士
2026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对Trump v. Barbara案的判决明确表示：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即便其父母身份为非法居留或临时合法身份，仍然按照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属于”受美国管辖”的人，从出生之日起就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争议的源头在于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月20日颁布的第14160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两类新生儿不得被联邦行政机关认可为美国公民：第一，母亲在美国非法停留且父亲既非公民也非永久居民；第二，母亲虽合法入境但仅处于临时身份（如旅游、学生、工作签证）且父亲同样不具有公民或永久居民资格。
在多个地方法院发布禁令的背景下，Trump v. CASA案随之诞生。但最高法院在CASA案中的关注重点并未触及出生公民权的实体层面，而是聚焦于下级法院是否有权颁布适用全国范围、约束非诉讼参与者的广泛禁令。
Barbara案判决宣布后，舆论第一时间争议的焦点落在：特朗普赢了还是输了？表面上看Barbara案的结果很清晰——特朗普失利。但若将CASA案和Barbara案联系观察，结论就要复杂得多。
真正值得瞩目的，并非输赢的表面结果或程序层面，而是判决书中多位大法官提供的推理逻辑指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多数意见与反对意见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不同的反对意见之间也并未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
多数意见暂时捍卫了美国长期坚持的最广泛、最明确的出生公民权规则，但其他几份意见的存在则清楚表明：美国社会对于谁应属于这个国家共同体边界的认识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未来可能会更加鲜明。这些分歧能从以下几个维度去理解：
多数立场：地理出生原则对抗血统制度
多数大法官的立论出发点很明确：具有非法或临时居留身份的父母所生育的儿童，能否被列入第十四修正案所言”受美国管辖”的范畴。
多数派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一个人降生于美国土地，从降生时刻起即处于美国法律的支配与保护之下；除却极少数历史性例外，此人就符合第十四修正案定义的”受美国管辖”的人。
多数意见的一个关键论述是：第十四修正案的文本之中，并没有”父亲””母亲””合法””临时””永久居民”诸般词汇。行政命令试图依据父母的移民身份来界定儿童的公民身份，然而这些条件在宪法原文中并不存在。
儿童是否生育于美国，是否受美国法律统辖，这些都属于出生那一刻就可以判断的客观事实；父母移民身份的合法性与临时性，无法改变儿童自出生之时即处于美国法律权力支配之下的这个现实。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第十四修正案在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天然带有强烈的反血统目的和平等精神。杰克逊大法官的附议意见正是从此视角加强了多数意见的力量。他强调，第十四修正案之所以被写入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为了毁弃Dred Scott案带来的宪法恶遗——在那场判决中，最高法院曾宣称黑人无法成为美国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纵然他们出生于美国，也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
这恰好是特朗普行政令的致命缺陷所在。多数意见见出，该行政令的核心逻辑是：用父母的身份决定子女的身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改变了公民权的关键——从儿童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关系，变成了”儿童要通过父母来证明与美国的关系”。
卡瓦诺的位置：总统的权力边界
卡瓦诺大法官处于一个微妙的中间位置。他赞同特朗普行政令无法实施，然而对多数意见的宪法推理并非完全认同。
在卡瓦诺看来，这道行政令的根本缺陷在于违反现存的联邦成文法规定。国会已通过法律条文认可在美出生且受美管辖者具有公民身份，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任意添加新的例外情况。
但卡瓦诺没有声称第十四修正案已经完全穷尽了所有可能的未来例外。他指出，当代大规模非法移民、国际旅行便利化以及”生育旅游”等现象，在1868年宪法制定时代是难以完全想象的新状况。
在卡瓦诺的理论里，国会是否可以借由立法重新设定出生公民权的边界，仍处于一个开放的、有待决定的状态。
卡瓦诺意见的价值在于凸显权力分配问题：谁具有决定谁是美国人的权限？他的答案是：肯定不是总统单独决定，应该由国会通过立法的程序来完成。
托马斯的视角：以家园而非地点为中心
托马斯大法官提出的反对意见最为详尽，试图重新建立出生公民权的历史基础。他否定多数意见将第十四修正案解读为广义出生地主义的做法。按托马斯的理解，美国并非专制王权国家，美国民众并非因为生于国王疆土而自动成为国王之臣。美国国籍的基础应该超越地点因素，涵盖定居、归属和永久住所。
基于这一观点，托马斯反复突出”住所”的含义。住所在他的定义中，不是指短期的居住位置，而是指一个人在法律意义上的永久之家。按这种逻辑，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并非所有碰巧在美国出生的人，而只包括那些在美国出生且本人或家族以美国为永久家园的人。
需要强调的是，托马斯并未简单鼓吹血统制度。他承认，即便父母不具有美国籍，只要他们已经把美国视为家乡，其子女仍有可能获得美国身份。但短期访问者、只是暂时停留者或尚未真正融入美国共同体的人，在托马斯看来，仅因孩子在美国出生就自动赋予其公民身份是不合理的。
阿利托的关注：排除外国权力的影响
阿利托大法官的反对意见着眼于与托马斯不同的角度。他更加重视1866年《民权法案》中”出生于美国且不受任何外国权力支配”这一措辞。他的主张是，第十四修正案所说的”受美国管辖”不能单纯理解为身体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接受美国法律约束，还应涵盖排除受外国权力约束的人。
这样的推理方式下，父母的国籍和外国法律体系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假如一个孩子因父母国籍身份而自动获得外国籍，或依然能被某一外国政府视为该国国民并声称有权保护、管理或要求忠诚，那么在阿利托看来，美国不一定非要认可其公民身份。
阿利托意见的核心关怀，就是区分美国公民身份与外国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界。他担心多数意见对出生地这一要素的过度简化，而对双重国籍、国家安全和外国权力等现实问题的忽视。不过也有批评指出，这一方向的理论存在反向困境：如果美国国籍的宪法界定要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规定其国籍法，那美国人身份的边界反而会被外国法律间接影响。
戈萨奇的思考：区分临时访客和真实定居
戈萨奇大法官支持托马斯的反对立场，但他撰写了独立意见，并没有完全采纳”非法居留等同于无美国住所”的结论。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虽然在技术上违反移民法，但已经在美国长期居住，实际上把美国当作永久之家，那么仅因为他的居留身份违法，就能说他在美国没有住所吗？倘若他的住所不在美国，究竟又在何处呢？
这一观点使戈萨奇意见与特朗普行政令拉开了距离。行政令的划线标准是非法居留和临时身份，而戈萨奇关心的是临时访客和永久定居者之间的区分。对他而言，移民法规范下的非法身份和宪法层面的永久家园，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便移民系统给定某人是非法移民的身份，宪法层面仍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人的家在哪里？
深层问题的显现：什么使得一个人属于一个国家
多数派强调地点和法律管辖，卡瓦诺强调国会在当代移民变化中的立法权，托马斯强调住所和永久家园的意义，阿利托强调排除外国权力的影响，戈萨奇则寻求区分瞬时驻留和事实上的长期定居。
这些意见综合来看，Barbara案已不仅仅是行政令合法性问题，而涉及多种不同的公民身份理论：国籍归根结蒂由哪些因素界定？是地理位置、血缘继承、法律授权、生活的长期塑造，抑或是政治共同体的主动承认？
美国第十四修正案之所以确立出生公民权，并非因为地理位置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在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中，出生地原则把一项复杂、敏感、容易引起政治争议的议题，转化成了尽可能客观、具有稳定性、易于操作的标准。在这个制度下，国家不必逐一查证孩子的双亲身份，不必追问血统是否符合标准，不必判定家族忠诚度如何，也不必把婴儿的身份交付给行政部门去自由判断。
这种制度选择显然会产生成本。它可能会涵盖那些真正短期来美生育的家庭，也可能被某些人有意利用。但多数派所坚守的——在本质层面——代表另一种判断方式：与其让少数人在规则框架内作弊，不如避免赋予国家一种更大的权能：在新生儿出生时刻，基于父母的身份而决定谁有资格进入公民身份，谁必须被拒在共同体的门槛之外。
Barbara案的判决结果在当下保护了出生地这一基本原则。然而判决所呈现出的意见分歧说明，这场讨论不会因为特朗普行政令的败北而终止。在今后的国会立法、移民政策调整、个案诉讼过程中，对出生公民权边界的质疑依然可能继续出现。
接下来的讨论方向，或许短期内不会再采用从根本上否定出生公民权的激进方式，而可能以更精细的方式开展。比如，是否应将短期访客排除在外，非法移民是否能够形成永久住所，双重国籍地位是否代表受外国权力约束，国会能否为应对现代移民状况而创设新的豁免类别，如此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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