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3日，当郭小玲谈及自身被人贩子掳掠的经历时，泪水不禁滑落脸颊。（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今年61岁的郭小玲常常追忆自己二十出头时的光阴。
1986年的初夏，经人介绍，她与年纪稍长的任金明在集市上首次会面。陌生的场景令她局促不安，简短寒暄后就躲在附近的电线杆后。成婚后，高中学历的任金明时常用英文给她朗诵诗篇。识字困难且言语不通的她，每当忆起这段往事，都会含笑望向身旁的任金明，轻声说道，”当年的日子啊，真美好”。
值得追忆的婚后时光却很短暂。不到四个月的光阴，在1988年盛夏，拐卖妇女的罪犯将她从甘肃平凉家乡拐运到山东聊城。一年又多月的时光后，任金明把她救了回来。
这样的”幸运”，源自任金明听从律师的计策：向法院控诉妻子犯重婚罪，借此推动司法机关介入。1989年金秋十月，郭小玲与男方买主同样获罪重婚，二审认可了一审判决。
至今她仍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逻辑：被胁迫而生活在别人家中，为什么就演变成了犯罪行为？这位遭人贩拐掠的受害人回到原籍后，乡民们在背后称她为”犯人”。这种说法无法反驳，从司法角度讲，她的确戴上了罪名的帽子。
多年来，郭小玲与任金明从未停止提起再审申请。在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和聊城检察部门接连驳回申请后，2026年5月末，两人把申请状送至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这件事的意义远超一纸判决，他们是在向三十多年的不公正讨要说法。
人贩子的圈套
地理位置上，灵台县在平凉的南陲，坐落于黄土高原沟壑地带。在这片与陕西省接界的陇东角落，各乡镇散布在稀少的开阔地。
每年端午月份，上良乡会举办物品交换集市，这是全县范围最为宏大的活动。在郭小玲的记忆深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集会，自她儿时就存在了。市集内应有尽有：牲畜交易、手工面食、衣物买卖、齿科服务、民间技艺展演和地方戏曲演唱。
1988年6月2日，集市正式开张那一天，郭小玲乘班车来到二十来里外舅舅的家，方案是逛集市、走亲戚。
当时郭小玲23岁，与任金明新婚刚过三个多月。二人都是灵台人，认识仅一月就订了婚约。郭小玲没读过书，任金明却有高中学位。在生产队的十三个适龄女孩中，仅她一人找到了文化程度高的伴侣，这让她暗自欣喜。
他们在农历腊月下旬办了婚礼。过完正月，任金明就赶往周边村落，从事修建和零工业务。娶妻给他添增了不少经济负担：聘礼一千二百块钱，回门花了两百块，结果还欠了债。
1988年春末，经朋友引荐，任金明前往兰州建筑工地做活。在本地，月薪仅两三十元，但兰州的报酬能翻倍。
对郭小玲而言，成婚最显著的改变在于活动范围扩大了。成婚前，她的行动被限制在生产队范围，仅有交公粮时才能进镇上，城里她更是从未涉足。
到上良乡赴集，是郭小玲有生以来独自赶集的初次。6月3日上午，她在物资交换会入口附近一个五金摊点停留。买把剪子的打算，是想用来做鞋。
摊位主人匡华英，与郭小玲年纪相仿。议价完毕，她向郭小玲抛出诱人条件：随她赴四川进货，充当搬运手。来回三日，工资一百块，另赠一把剪子。身高一米七七、体重超过一百三十斤的郭小玲，觉得摊主看中的是她强壮的体格，”干粗活我也行”。
一百块对她而言不是小数。任金明在工地日薪才一块五。尽管心存疑虑，但匡华英塞给她十块定金后，疑虑消散了。
首次远途出行，她选择保密，也没回舅舅家取行李。”不能让舅妈知道”，她想，一旦透露，那一百块说不定要被抽走一部分。
两人收拾好摊点，把物件存放到匡华英租住的窑洞，便出发了。
将近千公里的路程，交通工具变换多次。先坐长途客车，下车换乘解放大卡车，再转乘客车抵西安火车站。凌晨登车，十多小时车程后又换客车，傍晚到达县城住进招待所。
次日清晨，匡华英叫了三轮车往村镇方向行进。下车后，几个骑自行车的男性出现，送她们进了某户农家。在这一刻，郭小玲才察觉有个男人一路尾随。但匡华英自始至终没与他交谈。
来程已耗费三天，上火车后，郭小玲就失去了方向感。匡华英仅说要先看个熟人。
但她并未多虑。眼前的稀奇事物足以吸引注意力。在西安火站，她初次目睹了外国人，”鼻子又高，皮肤又白，身材又挺”；列车里人满为患，走廊、厕间、座位底下都是人群；窗外掠过的村镇，窑洞逐渐转变为平房。
她还幻想着一百块的用途。购买一只母羊需八十块，这笔钱加上之前的积蓄二十多块，再从娘家借三四十块，就能凑足两只羊的价钱。按照一只羊每年生一只羊羔的速度，两年后她就拥有六只羊了。
虚假的承诺
进村的第二日，郭小玲感觉事态不对。
匡华英领她去一户人家串门。进屋后，桌上摆满水果、瓜子和糖果。一位口音略有口吃的男子递给她一把糖果，穿着浅蓝衬衣，呈现出与农村环境不符的得体感。
这是匡华英介绍给她的”男友”。郭小玲这才明白，”她是把我卖了”。村民的方言她基本听不懂，只能用甘肃口音反抗：”我已经有丈夫了，结过婚了。”
随后，匡华英和那个同行男性把她拽进院里的柴屋。两人恐吓她：不能说自己来自甘肃，不能说已成婚，最好别开口。若问起，就说自己十九岁，四川人，未婚女孩，”要是坏了我们的事儿，就用刀子戳死你”。
之后，二人把她押回”朋友”家中，关进一间屋子。
第二天，好几个男性把她强行拉到了买主李金玲的住处。晚饭过后，李金玲的妹妹喊她进屋取东西。房间暗无天日，郭小玲才迈进门，门就从外被上了锁。李金玲早已躲在房内。
两人都是文盲，口音方言天差地远，互相完全听不懂。日后与村民交流时，郭小玲才知悉自己被送到了山东聊城（当今的聊城市）临清市所属的老赵庄乡李将夏村。
临清市人民法院后续调查披露，匡华英口中的”朋友”实为她的表妹匡某荣，四川大足县（现为重庆大足区）籍贯。那位始终尾随的男性，则是匡华英的丈夫。
1989年5月，匡某荣接受法院讯问时供述，她与表姐一起把郭小玲卖给李金玲家，表姐收入两千块，分给了她五百。
匡某荣的人口买卖不止郭小玲一桩。据她笔录显示，1988年农历五月中旬，即郭小玲被卖走一个月后，表姐又领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这个未成年少女以一千五百块的价格被转卖他人，匡某荣分得二百块。
购买媳妇在李将夏村并非隐秘。
村委主任李德连和大队会计的证词表明，两人都知道郭小玲是被骗来的。村里给李金玲和郭小玲开了婚介信证，让二人赴乡里办理了婚姻注册。1989年开春，村里还给郭小玲分配了地块。
李金玲办婚时自报29岁。临清市人民法院调查询问李德连，为什么李金玲这么大岁数才娶媳妇？”李金玲家经济条件差，加上言语有口吃。”李德连回答。他还透露，在买郭小玲之前，他还娶过一个外地女人，没几久那女人逃脱了。
聊城市坐落山东西部，与河北、河南省毗邻。报告文学工作者贾鲁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聊城、菏泽、徐州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与写手谢致红合著《古老的恶行——人贩纪实》。著作记述了两位聊城贩子：其中一名一年作案二十四起，贩卖女性二十八人，非法获利三万多元；另一人一年贩卖女性十八人，同样获利三万多元。
贾鲁生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当年对临清的观感：地都是盐碱地，收获不丰，农民缺乏其他谋生方式，仅能依靠手中的几亩田地度日。正因如此，临清”在山东范围内也属拐卖(妇女)的重点区域”。按其观察，贩卖来源地与接收地，大多是贫苦地域。
农户愿意出钱买媳妇，主因是拐来的妇女价钱低廉，不及明媒正娶。
书中一位农民表现出自己的困惑，”从媒人手中买和从人贩手中买有什么差别呢？我真搞不清楚为啥通过媒人买女人是合法的，通过人贩买女人就是违法。”
郭小玲初抵买主家，李金玲和家人下地耕作时，她被囚禁在屋里，唯一消遣是数房梁上的椽子和檩条，”尿桶在床下，饭菜放桌上，眼泪不停地流”。
2002年，郭小玲与任金明在西安的合照。（受访者供给）
来自远方的讯息
1988年7月初，在兰州做工的任金明回家割麦，才察觉妻子离家已将近一月。
任金明的母亲李汪氏以为儿媳妇回了娘家。相隔近三十里的距离，没有通讯工具的时代，数月音讯无着并不鲜见。任金明赶到妻子父亲郭亨达家寻人，得知行李留在舅舅家，人却不知去向。
妻子的消失，让两个家庭陷入长期怀疑与纠纷。任金明怀疑是岳家把老婆卖掉了。
他陆续听到传言。有人说郭小玲在宁夏银川某玻璃企业打工，也有人说在甘肃庆阳，还有人说在陕西凤翔出现过。任金明拿着妻子照片，乘大巴车处处打听。五个月里，他足迹遍及陕、甘、宁三省区的三十五个乡镇，寻人无果，欠账却越来越多。
而郭小玲双亲，则把女儿失踪的责任推给任金明一家。两位老人如今已故，郭亨达当时留下的笔札记录了女儿与婆婆的嫌隙，认为女儿是赌气出走。
郭亨达整理的”证据”，多系农村琐碎小事。如，李汪氏曾抱怨郭小玲胃口大，”没见过哪个媳妇，一次吃两三碗”；任家婚前允诺给郭小玲购置的”三大件”（衣柜、自行车、缝纫机）和两套衣物，因经济窘困一再拖延。
1988年年底初日，两家爆发激烈冲突，惊动了当地派出所。按郭亨达记述，”任金明的叔父领了十多人来我家捣乱，把我和妻子都打伤，大闹一场”。
这场冲突的源头是一封来自山东的信件。
郭小玲抵达李金玲家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最初她试图逃脱。绝大部分情况下，她都逃不出村子。一次晚间，趁上厕所机会她逃了出去，没一会儿就被在树下捉知了的小孩发现，很快被捉回。另一回，也在夜间，她爬上村里一株柳树。夜色漆黑，加上树叶遮蔽，李金玲一家没找到她。但计划因一条狗而流产——李金玲家的犬畜蹲在柳树根部，眼睛不离树。她再次被发现。
唯一一次逃出村外的尝试，郭小玲说，是她去了乡派出所。可是，李金玲一家追赶而至。”他们跟警察嘀嘀咕咕说话，我听不懂。警察让我先回去吃饭。”
去过派出所后还是被带了回去，这摧毁了她继续逃脱的勇气。加上腹部日渐隆起，她转而寄望于给娘家写信。
李金玲的弟弟读过初中，勉强能与郭小玲沟通。”我就跟他好言好语说，说我马上要生孩子了，不走了，就在这里生活了”。郭小玲回忆，大约在1988年十月末，李金玲的弟弟帮她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填上了她娘家的住址。
一个多月后，这封来自山东的信传入任金明的耳朵。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复述，那时候，他从郭家的同村人口中获知，郭小玲已经在山东与别人结婚，而且从山东寄过信回家。他找岳父郭亨达索要信件，岳父说没收到，他以为岳父故意隐瞒。
之后他才弄明白，信被村干部截获，信件被私下拆启，在村民间当稀罕事传阅。可是，真正的收件人郭亨达却没被告知此事。
直到腊月末期，1989年正月时段，郭亨达才找到这封信，但仅把信封交给了任金明。根据任金明的记述，自己始终没看到信的内容，仅仅从信封上的发件地址得知，郭小玲住在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老赵庄乡李将夏村的李金玲处。
记忆与笔记的矛盾
任金明拿着信封，寻到灵台县公安分局，期望警方助力把妻子带回。
他那时以为是岳家把媳妇卖了。但工作人员告诉他，缺乏凭证表明郭小玲系被强迫，公安力量无法参与。
县里的一位法律人士给任金明出了个办法：他能向临清市人民法院控诉郭小玲，指控其重婚罪。重婚罪可由受害者直接自诉，无须公安机构侦办，只要起诉，法庭就务必受理。
1989年1月末，任金明向临清市人民法院寄出民事起诉书。眼看案件无进展，1989年5月末，他写信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催办。6月上旬，山东省高院将信件转给临清市人民法院，”鉴于涉及外省，望贵院认真处置”。
到了6月中旬，任金明还未获回复，决定亲赴山东。
1989年6月中旬，临清市人民法院的一个办公间里，任金明碰面了失踪一年有余的郭小玲。郭小玲的记忆是，任金明问她怎样来的，她就讲述了如何被一百块钱的谎言骗来。任金明说起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寻她。两人才说几句，眼泪就滑了下来。法庭工作人员、李金玲和他的亲属把二人拉了开。
这次短暂的见面中，任金明才得知妻子被骗到了山东，他们的女儿在1989年正月已经在山东出生。
临清市人民法院没有给任金明更多资讯，仅表示案件还在处理，先回家等讯息。
法庭出面协调，买主李金玲给任金明掏出六十块，作为返程路费。因为没钱，又不敢单独进村，任金明回了甘肃。
三月后到头，1989年十月初，临清市人民法院组织了一审庭讯。郭小玲与李金玲站在被告台。
关于这场庭讯，郭小玲的记忆与法庭笔录存在显著落差。
在官方庭讯记录里，法官问郭小玲愿否回去。郭小玲作答，”我认为我与任的婚配是父亲主张的，我宁可重婚也不回去”。
但郭小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的是，自己在法庭上根本没说话。任金明还在读诉状的时候，她就因激动流了鼻血。法警把她从二楼法庭带下来，到一楼后院处理鼻出血。等处理完准备上楼，法庭讯问已经完毕。李金玲的亲属从楼梯下来，然后她被他们领了回去。
任金明的记忆是，还没等郭小玲回到法庭，审理官吕合峰就宣判了：郭、李两人构成重婚，郭小玲判有期徒一年，考虑哺乳期获缓二年，李金玲则判有期徒六个月。
为郭小玲申诉辩护的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告知南方周末记者，案件的多个文字记载与郭小玲的记忆有矛盾。
1989年6月中旬，也就是任金明和郭小玲在临清法院相见这天，郭小玲在案讯问笔记上记述了相反的立场。
在法庭，办案员问她，”任金明诉你重婚，你如何解决？”
郭小玲答，”我不回任金明那儿。就死在山东也不回甘肃”。
同一时日，李金玲也作了口供。他说，任金明起诉后，自己已经数次让郭小玲离开。”她不走，你法庭看着怎么好怎么办吧。”
三十多年后，郭小玲现在的回忆是，没有人找她谈话、做过讯问笔录。”我每天都想回去，心想任金明是高中学历，李金玲连字都不识。”南方周末记者从临清市人民法院刑庭一名工作人员获知，法官吕合峰已经退休。而另一位被告李金玲已经去世。对于庭讯到底发生过什么，暂无法弄清。
一审宣判后的五天，任金明向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主张郭小玲在被迫条件下与李金玲结婚，不应承担刑事义务。作为受害人，应该送回原籍。
1989年10月末，此案二审审理官付保文到临清市人民法院，与吕合峰等相关人员谈话。南方周末记者获得了谈话的笔字记录。
“郭小玲的表现如何？”付保文问。
“郭表态，宁愿坐监也不回甘肃跟任的日子，态度坚决，就是想与李金玲的日子。”吕合峰补充说，老赵庄乡法庭、刑审等部门多次劝阻，”她就是不肯走”。
付保文继续追问，”郭小玲真的不愿回去吗？”
参加谈话的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回答，开庭以后，郭小玲在院里大声哭闹，说死也不跟任金明生活，”院长制止说，再闹就关禁，郭才停下”。
郭小玲现在还记得这场”大哭大闹”，但缘由与马姓人员所述有差异。
她说，哭是因为没再见到任金明。事件发生在庭讯之后的早上，还不到九点，她同李金玲就到了临清法院，李金玲被关押。之后，她问周围的人任金明去哪儿了。没见到任金明，她开始哭闹，”我话多，又是甘肃话。他们听不明白我在说啥”。
1989年十一月初，聊城中院二审宣判，驳回任金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2026年6月初，郭小玲与任金明在北京的出租房内，讲述了申诉三十多年的故事。（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家乡已遥远
郭小玲回到甘肃，时间点在几个月之后。
任金明的记述是，1990年春季，岳父找了在灵台县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校友出具公函，任金明等人才得以到临清市人民法院把郭小玲接回。
接到法院通知时，郭小玲不知何故，没把女儿带上。等她和人接了面，想回去接女儿时，法庭工作人员劝阻，若再进屋接孩子，可能大人也走不掉。
因此，任金明等人打算，先把大人带回，孩子暂时留下。当时，任金明和郭小玲的女儿才一岁出头。
回到甘肃以后，郭小玲没敢直接回家。在灵台县城的宾馆里住了好几天，才在一个晚间，摸黑回到了夫家。
这名被骗拐的受害人，在乡间传言中变成了违法人。任金明因丢过媳妇、对岳父动过手，也没留下好评。回到村子后，夫妻两人与亲戚基本没有往来，包括郭小玲的父母。
郭小玲是在去往舅舅家时失踪的，为此，当地派出所多次到舅舅家调查，这给舅舅造成了很大困扰，也导致舅舅与郭小玲母亲断了来往，”我妈没了娘家，她也不认我这个女儿了”。
1991年，任金明和郭小玲的长子任飞出生。名字是郭小玲起的。结婚前，她就想好了未来的儿子要叫”海军”，后来遭遇拐卖，她更加希望儿子能够”飞”出去。1993年，二人的幼女出生。
这个四口之家，除了维系基本生计，还要清偿往年的债务，以及一项久久未完的任务：申诉。
1994年，因为觉得灵台县公安不愿出面处理郭小玲被拐的案子，任金明拒绝交纳公粮，由此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一家四口迁至陕西咸阳，靠经营凉皮、肉夹馍勉强度日。
2009年，郭小玲查出胆囊结石，预感来日不长。长子和幼女相继去往外地读书，她觉得可以专心处理自己的事了。
这一年，她赴临清，见到了失去联系十九年的长女。长女在买主李金玲家养大，小学三年级就停学了，早早进厂务工。 之后的岁月里，她往临清的脚步逐渐频繁。后来，她常年在山东奔波，为自己的重婚案申诉。
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在此案一审期间就注意到被拐卖妇女涉嫌重婚的问题。1984年，三部门共同发出《针对当前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阐述》（以下简称”阐述”），明确指出：对有配偶的妇女遭拐卖后重婚的，不作重婚处置。
这份文件未能改写郭小玲的遭遇。
2016年3月下旬，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郭小玲和任金明的申诉恳求。法院的理由是，虽然郭小玲起初因被拐与李金玲结婚，但案卷讯问笔迹和法庭笔迹显示，郭小玲明知与李金玲的婚配不合法，仍旧以配偶关系过日子，明显故意违法，符合重婚罪的构成条件。
2025年年底的十二月末，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也驳回了两人的申诉。
郭小玲递交的一个申诉根据是，笔迹中自己”宁可坐牢，不回甘肃”的陈述是捏造的。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则以为，郭小玲的讯问笔迹、法庭笔迹都有自己的手签认证。所以这个申诉根据不能成立。
律师张亮则告知南方周末记者，临清市人民法院对郭小玲所作笔迹中，郭小玲的笔迹笔画顺畅，且与笔迹记述者相似。除郭小玲外，李金玲和部分证人的笔迹同样呈现出这种景况。
郭小玲说，她虽不读书，但父亲教过她写自己的名字。她在2026年签署的一份申诉文书上的名字，笔画生硬，与前述笔迹中的签字距离颇大。
1989年9月中旬，郭小玲讯问笔迹上的签字（左）；2026年5月末，郭小玲在递交给最高法的申诉文书上的签字（右）。（受访者供给）
徒劳的坚持
除却母亲过世时回乡奔丧，郭小玲已有接近十年没回过家乡。她的语调如今混合了甘肃、陕西、山东的口音。她的长女，到现在仍未曾叫过她妈。两人偶有通话，女儿会说”你是娃儿的姥姥”，或者干脆用”哎”代替。
她和任金明在2014年协议解除婚关系，一个与幼女同住，一个与长子相伴。虽然分了婚，但关于郭小玲被骗拐的事儿，双方的认识相同：”这个气必须出”。
要出的”气”，不仅仅是要推翻重婚罪的判决，还包括追究人贩子的责任。
事实上，临清市人民法院在一审郭小玲与李金玲重婚罪案时，曾尝试侦查人贩子匡华英。可是，法院在匡华英的居址上似乎出了纰漏。
1989年6月下旬，临清市人民法院向四川省大竹县人民法院发了核查函，期望对方帮助调查人贩子匡华英。大竹县人民法院回复了这份函件，声称”县内无核查函所指的位置与此人”。
大竹县现属四川省达州市。而1988年5月临清市人民法院向匡华英表妹调查时，她报告的位置是”四川大足县”。当时大足县所属四川省，1997年重庆升为直辖市后，大足由重庆操持，并在2011年改县为区。
此后的长期里，直到2012年，郭小玲出现了短暂的曙光。因为她的持续控告，这年六月末，临清市公安局把郭小玲被拐案立案予以刑事调查。
可三年之后，2015年5月中旬，郭小玲收到了一份取消案件决议书。临清市公安局以为，匡华英和她丈夫的作案已经超过了法律追诉时段。
郭小玲被拐卖在1988年，按当时适用的1979年刑法，若成罪，最高可判五年，对应的追诉时段是十年。仅有当司法机关对作案人施行强制措施后，逃跑侦查或审理的，才不受追诉时段的约束。
1997年刑法修改时，追诉时段的例外情形增补了一项：被害人在追诉期内提起控告，司法机关应该立案而未立案的，不受追诉期的制约。如果照此条款，郭小玲被拐案就不存在时段超期的问题。
任金明想起，临清市公安局向他讲述为什么撤案时，援用了公安部在2000年发出的《涉及刑事追诉时段问题的批示》。
批示中规定，对1997年9月中旬之前施行的犯罪，追诉时段条款使用1979年刑法。也就是说，郭小玲被拐案在1998年时已过追诉时段。
“从旧兼从轻是刑法的基本准则。”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刑事辩护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吴宏耀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解。不过，他也说明，当追诉时段跨越新旧刑法时，这一问题就比较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14年发出《对刑事追诉时段制度相关规定怎样理解适用的反馈见解》，规定对1997年之前发生的举动，受害人及其亲属在1997年后刑法规定的时段内提起控告，不受追诉时段的制约。
也就是说，按照1979年刑法，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的追诉时段是从1988年至1998年，这个时间段穿越了两版刑法。如果能证明1997年至1998年之间，郭小玲及其亲属曾提起控告，那就按照1997年刑法规定，不再受追诉时段制约。
此外，郭小玲的另一位申诉法律代理人郭鹏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1984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印发了《针对当前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阐述》，界定了拐卖妇女儿童多名或数次、拐卖未达十四岁幼儿并同居等情况属于”情节严重”，可判最长十五年的监禁。这就是说，如果能寻到匡华英曾拐卖的其他受害人，或能够增加对她的追诉时段。
2026年五月末，任飞回了一趟甘肃灵台。父亲告知他，在控告申诉的过程里，他把一些寄信的凭据交给了灵台县人民检察院。任飞想把这些资料要回。不过，灵台县人民检察院回应他，无凭证证实他父亲曾递交过资料。
小时候，任飞心里的父亲，一直在傍晚回了家，点亮煤油灯笔笔不停地写信。邮局里两分钱一个信封，他一次就买一块钱的。
长大后，任飞明白了父亲一直埋头拿笔写的物件。过去三十七年里，一张信的价钱，从八分钱涨到一块二。他觉得父母”像牲畜推磨一样”，”眼睛被蒙住不停走，认为自己走在远方，但一直停在原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