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荣膺菲尔兹奖之后，全球网民特别是国内舆论掀起了广泛思考。在她的获奖纪录中，这位数学家坦诚自己在大学阶段为了精进数学而倾注的心血与自律，历经数年煎熬，心境一度跌入谷底。
此言一出，众多听众瞬间唤起了尘封的记忆——那些关于数学学习的痛楚回忆，有人历时短暂，有人伤痛深刻。
也许那些磨难的根源，并非出于学生资质的先天不足，毋宁说是高压的教育生态使众人陷入窒息之感、滋生自我怀疑、最终放弃了反抗。
人们为王虹敢于表达这份沮丧而感谢。
在国内，导师们时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既然你选定了这个研究方向，那你就应该成为行家里手。」这句看似鼓励的言辞，实则暗示了一套苛刻的期许——你需要洞悉每个细节，不仅要自我突破，连导师的疑惑你也得为之解答。当学生陷入困顿、进展受阻时，他们会反思：「我为什么还会在这里被难住？」随之而来的是焦虑漫延、精力内耗、对自身能力的否定。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法国执教时，王虹分享了截然相反的经历——她如何在那里找到了数学的自信，这段话让许多人为之动容：
「导师的做法完全不同。他对我说，遇到问题不用急，把它们整理下来，咱们下回见面时逐个探讨。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原来我不必孤军奋战、依赖自己生硬的理解。有人支持我。这份从容给了我力量，我变得更加耐心、心境也趋于平稳；最后，我逐渐掌握了数学知识的大部分内容。」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卧虎藏龙，素以竞争激烈著称。虽然王虹天赋异禀、曾是省状元、学科成绩亮眼，但因未参与过学科竞赛、中途转入数院，她在众星捧月的氛围中显得并不突出，性格也偏向内向。她曾言，跨入数院那刻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摸索：
能活着走出来就已是万幸。
抛开毅力和科研潜质不谈，北大理科专业里有一大批学生，踏入校园时已经「功成名就」。即便他们选择完全放松、对学业漠不关心，凭借往日的光辉依然能维持生活——他们可以辅导中学生、充当竞赛教练，拿出几枚曾经赢得的奖牌就足以保证衣食无忧。
与此对比，那些平庸的「普通考生」对学科知识依然渴望求知，却已被师长和同龄人踏在脚下。在多个「捷足先登的天才」的压力与相对单调的评价标准夹击下，绝大多数心理承受力有限的人陷入身份危机——他们无法找到自我认同、开始否定自己的选择与能力。可能在转机降临前，他们就已经对自己判了死刑，最后满怀恐惧与侥幸心理，自我放弃。
有评论指出，王虹所言的沮丧乃是对「有害环境」的含蓄概括。在很多场景中——即使不如数学学院那样竞争激烈——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每个学生都惴惴不安，生怕被集体否定或制度淘汰，无论表现优劣。
小红书有位网友总结了「东亚小孩沮丧的一生」，即使其中主语是「我」，很多动作也是由别人完成的。
学前：compared、busy；
小学：tested；
小升初：ranked；
初中三年：challenging、struggling、overwhelmed；
高中三年：stressed、dehumanized、traumatized；
大学四年：discouraged、confused、hopeless、useless；
读研究生：suffered、toxic；
写论文：tortured；
答辩：abandoned；
读博：trapped；
找工作：rejected；
上班：exhausted；
35岁：replaced。
或许在这类环境中受伤最深的，并不一定是那些资质平凡的「多数人」，恰恰可能是那些善于思考、反思深刻的学生最先崩溃。
许多学生最初对自己的学科领域热忱高涨、充满好奇，但在他们尚未展露这份热忱之前，枯燥的研究选题、形式化的工作流程、无休止的压力纠缠以及或明或暗的人格摧残，已经让这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逐渐失去了生气。
更有甚者，一些学生从一开始就压抑着对学科的渴望，甚至不敢展现出「过分」的用功模样。在只看短期成果的评判体系中，表现出对某学科的热爱但成绩未能匹配的学生，难逃被讽刺为「作秀」「假积极」的命运；而那些产出尚可、却表现得过于投入或做事颇为认真的人，也可能被打上「拼命三郎」的标签、因为「过度用力」而遭人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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