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的执政期间,2021年时中央宣布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延续了1981年的立场,强调必须”彻底否定”那场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并指出这场运动是最严重的内乱,对党和国家造成了自建立以来最深重的损害。该决议清楚地表明,官方对文革灾难性质的评价保持一致。
然而,2021年的历史决议与1981年版本存在显著区别。1981年的决议旨在为党和全民解释毛泽东何以犯错,详细阐述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现象。相比之下,2021年的决议受习近平领导,更注重强调党一百年历史中的伟大成就,虽然同样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事件细节的讨论有所回避。
这种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何在?我认为政府清楚认识到这段历史对共产党形象的打击。例如,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名校学生曾殴打教师致死;”破四旧”运动中,民众摧毁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物古迹;党内斗争演变为群众两派武斗,某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局部冲突,造成大量伤亡。因此,当代领导层虽坚持否定文革,但可能担忧民众和青年一代过度了解这段历史的具体细节。
德国之声:习近平及其家庭本身也是文革受害者——他的父亲遭受迫害,他本人被强制下乡。既然有此经历,为何在他掌权后,中国社会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批判性审视反而面临更严格的约束?从他个人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您认为文革对习近平的人生轨迹产生了什么影响?
文浩:这很难解答。实际上他很少提及此事。文革结束后上台的领导人大多是这一时期的受害者,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可能更多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比如邓小平当年有多个理由彻底否定毛泽东,党内甚至讨论过是否应该进行”去毛化”,效仿苏联的”去斯大林化”,但最终的结论是:毛泽东虽有错误,但仍是伟大的革命家。完全的否定会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
在习近平的人生经历中,还有一个重要片段——他青少年时期在乡村的劳动经历。现在官方宣传特别强调那段时光的积极意义,将他描绘成与普通群众紧密相连、充分理解民众生活的形象。我认为这代表了一种重大转变。文革后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书籍和回忆录中经常将经历过下乡的知识青年称为”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当代中国,这种话语已经改观,取而代之的是”青春无悔”的新论述,这可能与政府宣传策略密切相关。
习近平多次强调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声称某些人利用共产党曾犯的错误来否定其成就。他也反复谈论苏联解体,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十月革命和党史,导致不少人开始否定这些基础事件和历史人物。习近平认为苏共这样做等同于自我摧毁。他致力于防止中国出现类似情境。因此,虽然历史问题可以讨论,但政府必须对其规模和范围进行控制。
德国之声:当前中国政府对此话题的管控采取了什么具体的形式和规模?
文浩:与十年前相比,大学领域出现了明显变化。学者们过去可以在有限范围内研究文革,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或组织专项研讨会。如今这变得极为困难,特别对于年轻研究者而言。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转向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研究,这些领域不涉及1949年后的历史。
敏感议题的范围在持续扩大。十年前,还有一些亲历者组织讨论会。有一份名叫《记忆》的期刊,主要撰稿人是曾经的知青、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致力于反思文革。这类小规模讨论曾一度延续。但后来,这些编辑大多离开了中国,现在他们在美国继续出版。讨论的范围因此不断缩小。
另一方面,亲历者正在逐渐凋零。许多当年二三十岁的参与者如今已迈入七八十岁,部分已离世。这些亲身经历者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但随着他们的离世,我们不知道由谁来继续提出这些问题并进行思考。
德国之声:一些海外学者和活动人士的工作是记录官方叙事之外的中国历史,包括文革的原始材料。例如”民间档案馆”和宋永毅先生的”文革数据库”。您如何评价这类工作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价值?
文浩:文革是一个异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在1966年秋季至1968年间,中央权力对群众运动的掌控并不完全,许多群众组织因此散发各类内部资料、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自办小报。到了八十年代,大量文革资料被当作废旧物资售出,政府当时对此也未加过多干预。因此,大量文革资料实际上掌握在民众手中。
这与文革前后的情况迥然不同。此后,政府对档案系统实施了严格管制,虽然可能查阅地方档案,但中央档案对学者开放程度很低。因此文革历史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领域。如您所提,某些资料已经流落国外——宋永毅及其团队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库;德国弗莱堡大学还维护着一个公开的网络数据库,其中包含大量关于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错案的资料。
这些资料仍然存在,许多人可以利用它们撰写论文或著作。我了解到中国境内仍有不少人在收集民间资料,虽然难度确实增加了。但从文革初期来看,我们拥有相当丰富的资料库。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当今许多青年人对这段历史缺乏关注,或者不敢从事相关研究,导致真正的研究者数量严重不足,这我认为是目前最核心的困境。
德国之声:您提到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缺乏兴趣,这是否也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公开发表内容极为有限,只能从社交媒体上获得零散的、个人怀旧式的碎片化信息?这会不会造成认识的空缺或偏差?
文浩:我认为在哔哩哔哩平台上仍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虽然直接搜索”文革”不会有结果,但搜索相关受害者的名字,会出现许多有趣的视频资源。当然也存在怀念文革的声音,特别是一些新毛派人士,他们对当代中国的贫富分化、青年就业困难等现象表达不满。但这些新毛派的声音和影响力同样受到官方管控。
我认为官方同样不希望民众深入了解文革初期的历史——那时民众开始反抗地方干部,运用毛泽东提供的话语如”造反有理”等。这类内容官方也在进行管制。新毛派内部也存在分裂,有的反对现政府,有的表示支持,形成了复杂的内部矛盾。
我也注意到,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许多学者对文革的基本历史也缺乏充分认识。他们或许认为文革仅指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时期学生与教师的冲突,却对后来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最为残酷的武装对立发生在广西、四川、安徽、山西和浙江等地,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军队内部分裂导致的局部战事。
近期的研究表明,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时期,并非红卫兵实施”红色恐怖”的1966年,而是1968年所谓的”绿色恐怖”时期,当军队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大量人员遭到逮捕和处决。我认为讨论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是中国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
德国之声:当代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掌控、意识形态传播以及人物个人崇拜,许多人感受到了浓烈的文革特征,甚至出现了”文革2.0″或”二次文革”的说法。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文浩:我不同意这个论点。我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与今日存在本质差异。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标准,无论个人想法或利益如何,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同时也存在民间自发的个人崇拜,人们借毛泽东的话语进行权力斗争;政府也安排了正式的个人崇拜活动,林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多元化特征。众多中国人仍能接触到世界多元信息。虽然官方宣传存在,但新儒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依然活跃。另外,习近平自身并非理论家,官方塑造的关于他的思想体系远不如毛泽东的系统完整。
在习近平上台初期,官方曾展现出某种程度的个人崇拜现象。但经过一段时间,领导层似乎发现这种做法可能并不利于政府形象,因为许多人对此并不重视。例如,官方出版的书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的某些表述,后来沦为网络笑料。因此,在21世纪,建立这样的个人崇拜机制远非易事。
文浩(Felix Wemheuer),汉学研究者、文革历史研究专家,现为德国科隆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著有《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社会:共产党如何改变中国阶级与人民面貌?》(台湾商务印书馆,2024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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