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川普访华之际，从战略角度考量，这位美国总统原本应该感到放心，因为从长期走势看，局势对美国有利。但问题的关键恰好在于此。
这个判断与广为流传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那种观点主张美国已成为一个衰弱的、维系现状的大国，其处境犹如当年走向衰落的英帝国，在地区冲突（过去是南非，当下是伊朗）上耗费国力，却缺乏应对主要战略经济对手（昔日德意志，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力。正是这类传统认知一再灌输给我们，中国总会在某个时刻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中国的经济潜力很难突破美国的水平，就如同曾经被视为潜在威胁者的苏联、日本和欧盟一样，最后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缘由何在？历史的经验表明，最强大的国度竞争力源于政治上的自由度与市场开放程度——自由度越高、市场越开放、竞争越激烈，表现就越出众。
许多人认为良好的经济状态体现了政府产业战略的英明——即政府将财政杠杆引向所谓”明日产业”——却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因此，中国最高权力层决策在机械装置、新能源汽车、能量储存电池和军事科技等领域投注巨资，这与本世纪初期德国当局倾力推进可再生能能源的做法无异，但最终当俄国入侵乌克兰时，人们才意识到柏林对廉价俄油的潜在依赖，这一产业支持政策已经陷入困境。
除了紧急局面（尤其是战争），这类方案的成效往往平平。被寄予厚望的”明天的技术”经常被证明名过其实。（还记得那些曾被视为环保希望的酒精作为燃油的汽车吗？）当政府资金被导入所谓”国家重点”企业时，经营者通常优先考虑政治诉求——例如保留亏本运作的厂房——而非严密的商业管理，结果常常是管理失序。而一旦商业运作与权力结构的分界线变得模糊，贪污腐败往往就成为挥之不去的顽疾。
美利坚合众国有时也受这类问题困扰，在现执政班子领导期间尤其明显。但中国面临的困局严重得多。
截至上一年度，由国家主导或”国企与民企混合”的企业群体，占中国顶级产业实体的大约六成。地产业泡沫的崩陷，催生了许多”幽灵般的都市”现象，使数百万普通百姓多年攒下的血汗钱付诸东流，同时引发了各省市财政困局。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部门逐步陷入”僵尸经济”的窠臼，因为厂商日益依靠廉价借贷来弥补经营赤字：按照《财星》的分析，”从2019年起，企业端的债务翻倍增长，而营业收益的增幅仅有三成。”
容我换个比喻来说，这座经济造型犹如用纸牌搭建在沙基之上：劳动力队伍趋于老化且数量萎缩、人口呈现净外流、年轻人普遍失业、海外资本流入大幅下滑、随意的执法方式令工商界人士惶恐不安、一再发生的队伍调整显示出疑虑而非坚定、以及毫无成果的强势外交态势除了招致邻国反感和孤立外别无用处。
依照约瑟夫·奈所总结的观点，一流国家同时具有强势权力和吸引力——强制手段加上感召力。而当今中国所表现的乃是一种”脆弱的力量”：虽有坚硬的一面，但欠缺灵活变通的素质。历史的进程终会让它分裂。
可这也正是当今中国令人为之不安的原因所在。处在上升期的国度——邓小平与江泽民执掌时期的中国恰是如此——拥有充分的耐心来等待机会。处于衰退中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优势。这往往促使它们倾向于冒险搏一把。正基于此，普京在意识到乌克兰不可避免地跨向西方势力范围后，做出了军事介入的决定。同样的逻辑驱动下，习近平也许会承受来自强烈的诱惑压力，企图通过军事突袭或围堵岛屿来占有台湾，尽管这对全球商业体系和他本身的安危都携带重大风险。
面对这种困局，美利坚合众国的良策应当是什么呢？简洁地说，就是在经贸事项中持温和立场，在友邦防卫上保持强硬态度。
这与现政府目前的言辞和举措可谓背道而驰：一边频繁放言要打贸易冲突，另一边在是否持续给予台湾防卫物资、冲突时是否参与保卫等事项上，做出模棱两可的表态。假设川普用此次北京之行，把承诺的110亿对台武器支持当作杠杆，去博取北京在交际或商业上的让步——无论是霍尔木兹通道题目还是稀有矿产供应——那时你就明白，此番访问成了一次彻头彻尾的败北。
一些评论者可能忍不住要指出，就压迫和腐败而言，川普与习近平大同小异。如果真是这样，这篇文章就根本上无法存在。正如克林顿在他的初次就职讲话所阐述的，现实是：”美国面对的所有难题，都能用美国本身的优势加以化解”——对当下政府也同样适用。但对于中共而言，就难以做出如此的评价。正是这一点，使它此刻对我们形成危险，但在未来它也会给自身带来更为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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