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当你离家在外，入住旅馆时，接待台员工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件。你交付证件后，对方的眼光停留在民族那一项足有五秒，随后抬眼看你，继而又低头研究证件，再次看向你——那神情仿佛你是来自哪个时间隧道的访客。
证上那一栏记述的是”其他”。
并非汉族，非藏族，也非苗族或者其他55个官方认可民族之中的任意一个。就是”其他”。
这样的经历在西藏僜人社群中屡屡出现。僜人的人大代表坦妮娅多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分享类似的事例：她的同乡拿着这样的身份证搭乘航班，安检人员会比同组旅客多花好几倍的时间检验；预订酒店房间时，前台会疑惑这张证件的真伪；需要医疗住院并处理相关手续时，职员看到民族栏显示”其他”，会直接拒绝接待，声称碰到”不规范的证件”。坦妮娅本身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她证件上那两个词，成了她每次出远门的第一个困扰。
坦妮娅经历的所有事例，都是83.6万未确定民族身份人群日常生活的真实缩写。八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确切数字，其中男性四十三万九千零八十三人，女性三十九万七千四百零五人。换个角度，假使把这八十多万人作为一个单独整体看，他们的人数足以超出56个民族当中许多”正式编制内”的人口。然而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那份名册上。他们拿着标注”穿青人””革家人””僜人”的证件，生活在一个无法寻觅本民族分类选项的世界中。
【二】
这个故事需要从遥远的年月讲起。
五十年前，新生的共和国刚刚开启，全境各民族群众热烈报告民族身份——这种热忱堪比当代的娱乐海选，唯一的差异是反向，不是争取入选，而是提出申报。四百多个民族名称如潮水涌入，某些地方一个村寨、一个姓氏就可能自成一族。假设都同意了，那张人口统计名单会长得吓人。
这样的局面亟需一套整理规则。那个时期的民族研究学者从斯大林的著作中引入了一个分析框架——”四项相同”：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疆域、相同的经济构造、相同的精神特质。概念很漂亮，但真正施行时就尴尬了。这是欧洲学术界的建构，生硬套用在中华大地上，不少文化集团根本无法集齐这”四件东西”，就像”好车配破路”一样。
然而当代的学术者们不是死板的教条主义者。费孝通后来就坦言，具体执行过程中把”相同的文化表现”当作了主要衡量准则，采用的是灵便的做法。1953年进行第一轮人口普查时，记录的民族分类超过400种，单单云南地区就有260多种以上。经历数个周期的鉴别过程，到了1979年，基诺族成为第55个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体系从此划定。
虽然处理方式很灵活，但仍旧容纳不了实际情境的全部繁复性。在1964年的第二轮普查中，身份待定的”民族”依然存在80多个。80年代恢复民族识别工作后，陆续整理归类了一部分，但仍有大量被悬而未决，衍生成当今的未定民族。
这83.6万人，即是那次大范围整理中被”延后处理”的遗留物——如同企业进行人事精简，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调派去向，只留下少数人”暂时搁置”。
【三】
这83.6万人绝非铁板一块，他们的情况形形色色。从地理位置来看，大致遵循”西南地带为核心区，其余各省分散点缀”的分布特点：贵州集中最多，云南和西藏紧跟其后，浙江、广东、广西、江苏各自超过千人。假如把未定民族视为一个”编制外组织”，总部必然座落于贵州。
这个组织的”一号人物”是穿青人。围绕这群人的身份确认，经过的时间之久、涉及的复杂程度，足够成为民族鉴别工作上的典范式样本。
穿青人数量接近七十万，首要住居地在贵州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学术研究中关于他们的起源有三种理论：本地血统说、分化群体说、混生集团说。比较广泛接受的描述是：源自明末征讨士卒与本地人群的联姻，他们自认与汉人有差异，传统衣着尚有青色，使用贵州一带的方言。几个百年来与苗人、彝人等民族共处，既保留着明代遗留的某种风俗特性，又学习了西南地方族群的习尚，混融成了”夹在中间的族群”。
1953年第一次人口统计，穿青人被记述为一个自主民族。其后费孝通所领导的调查小组认为他们本质是明代来华汉人的后嗣，因而不属于单独民族。于是穿青人经历了一场”身份翻滚”——在”汉人””少数民族””待确认”的标签间不停地跳跃。直至2003年，公安系统推出了一种折衷做法：身份卡上允许记录”穿青人”，但官方的56民族表中仍然没你。相当于给了一张临时合同，却拒绝了编制。根据可获得的统计，在大约六十七万穹青人内，仅有百分之1.2表示愿意转换其他民族，其余的都坚持维持这样的状况。”穿青”这两个字，在他们心底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表述，更是一种内在的认同与归属。
还有一个困扰人心的难点是民族政策这个”利刃双面”——升学考试打分、公职招考定向、计生规定放宽这样的政策红利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发生了经典的”身份争夺”现象：被列为汉人的族群奋力去争夺”获得身份”，被划归入苗人彝人等大族群的集团则呼喊要”自立门户”。民族身份从一种文化现象变化成了实际利益考量。
未定民族的队伍中还存在许多居住在高山峡谷的人数较少的族群——达曼人仅二百多个，西家人不足八百个。他们没有自己的笔墨系统，没有有序的历史资料，集体组织化程度不够高。让国家专为几百名人口启动一回民族鉴别工作程序，就如要求一场国宴为一个客人专门改变菜式，从实际层面确实面临资源消耗和技术可行性的困难。
【四】
这一难题已经数十年无果，学术圈子里一直在研讨，对”如何着手”的问题，眼下大概梳理出了三个想法：
第一个观点：尽早给予正式身份。 这个学派以为，民族鉴别工作是一项留下的历史课题，需要纳进法律化的流程，设置科学的评定细则。思路是明晰的：若身份不明确，权利如何维护？然而问题的症结在——规则一旦有所放宽，大门一开，会涌进多少新的申报，没人能够确保。
第二个观点：暂缓身份事项，着手保障权利。 这个学派更务实一些，主张别等候了，立刻处理现实障碍。由于没有正规的身份确认，未定民族人群在教养、工作、健康照顾等领域的权利保障往往形成制度盲点。说的直白些就是：先把住旅馆不被赶出去、登机不被额外约束、有病就医不被卡在门口这类事处理好了，至于民族身份的官方确立，那可以是下一个阶段的事。
在2017年，经过坦妮娅多年不懈的努力推动，国务院公安门和民族事务管理部门联合颁布指示，僜人的身份证民族一栏总算从”其他”改成了”僜人”。坦妮娅第一时间就去换了新证，成为身份证民族栏首位正式登记为”僜人”的个体。这件事本身就体现了一个真理：很多困难其实根源在工程方面、制度对接上，不一定非得等到”第五十七个民族”的出现才能解决。
第三个观点：另辟蹊径，发展文化保护。 有些学者提议新的途径：与其在身份鉴别这条越走越窄的路上硬磕，倒不如转身看向文化遗产抢救，借助活化生产、文化旅游融通等途径急救濒危的民族文化。贵州麻塘革家集落就是个现实案例。革家人把传统的花纹装扮和蜡色染艺术做成了旅游特色，集落有一百多户家族，四百余村民，靠着这个每年的旅游总收益超过一百万元。等生活水平高了，身份证上写什么反而就显得没那么紧迫了。文化的真实活力，根本上靠不在身份证的字迹，而在新的一辈乐不乐意唱前辈的歌、穿前辈的衣物。
【五】
关于未定民族的出路，有没有尽善尽美的处理办法？现阶段，太难。
不过这并不等同于这一难点就应当永久地留在原地。有三个事项值得等候。
第一，社会保障最终必将朝”去身份区别”演变。
当数字化管理愈来愈深化时，社会福利体系就愈不应当以”民族”设置为必备通道。身份证框架中少一种民族登记也不该变成过不去的界线——这并非修订民族分类规范的事，只需系统策划能否变得更为灵活。坦妮娅和她的同乡用实际遭遇向众人表明：这份技术困难，越过了就是坦途。
第二，民族文化的命脉靠活的传递。
无论穿青人最后被标签什么，他们的传统剧艺、民间歌曲、青色的着装，本身即是中华多彩文化图景中不应消失的一块。让这类东西被看到、被保留、被年纪轻轻的人重新诠释，远比争取一个国营标签更有份量。费孝通从上世纪中叶就认识到了这类族群的文化意味，今时今日的大家更不应该遗忘。
第三，也许包容比编制分类更高等。
执政部门追求清晰的治理框线，族群的文化属性却与生俱来是融通变迁的。这种”硬的体制”与”软的现况”的冲突，即为未定民族问题最内部的那个症结。不急于将全部事物分类标签化，容许模棱两可的地带存在，尊重一个族群”就维持这样、谢绝归类”的自我认识——这份大度本身，即是一项人类的文明提升。
【六】
深究下去，身份证上那一格，承载的是83.6万人的身份困扰，也映照出了某类妥协的方式——在终极的答覆来临以前，至少赠予了一个临时的标识，让他们不需要在56个民族体系之外做出与心意相悖的抉择。坦妮娅费尽心力多年，乡里人的身份证上的”其他”最终变成了”僜人”——尽管距”第五十七个民族”还有漫漫长路，但那张小小的卡上，每一个人总算能够挺胸阔步地报出自己的身份。
那个能让每一个人都心满意足的解答，仍需光阴的推移。也唯有工夫，才可以真正融解全部的争议。协调包容，才是时代的总体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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