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当天，小姬见一名男子陈某在公交站吸烟，上前制止无效后，用饮料浇灭对方烟头。陈某随即将杯子掷回。她原本是报警求助，却在被带到深圳玉塘派出所后，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处理：警方以其“涉嫌侮辱”为由收走手机，在未出具手续、未明确告知违法事由的情况下，对她实施了强制脱衣检查。随后数小时里，她的如厕、换衣及视力需求也未得到正常照顾，最后在压力下签下谅解书。
事件曝光后，官方通报仅确认陈某存在违规吸烟并已被罚款，但并未解释脱衣检查是否必要、程序是否合法。多名受访法律人士和基层民警都认为，小姬灭烟的行为显然难以达到治安拘留所要求的“情节较重”程度，而通常用于羁押环节的裸检，被用于普通治安纠纷中的当事人，也涉嫌违反比例原则。多位女性网友随后表示，自己也有过相似经历。
文章还指出，部分地区控烟规定执行长期松散，甚至连执法者本身也未认真遵守。在女性二手烟暴露率依旧偏高的现实下，主动站出来维权的女性往往要同时面对吸烟者的攻击、公权力的不当处置，以及网络上的污名化。
以下为事件细节节选：
小姬回忆称，在进入执法办案中心前，没有任何人向她解释涉嫌触犯哪条规定，也没有登记、签字或下发文书。她反复追问，只得到“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没犯法”或“配合调查是公民义务”之类的答复。
她还说，在安检室里，先看到陈某接受普通检查：面对墙上的示意位置简单搜身。轮到自己时，女警却要求她双手撑墙、抬高臀部，并催促她把衣服全部脱掉，连内裤也要退到膝下。隔着一层帘子之外就是陈某和男警，这让她感到强烈羞辱。她也不清楚陈某是否接受了同等检查。更令她难以接受的是，警方还要求她摘下隐形眼镜。作为1200度近视并伴有散光的患者，她多次说明自己摘掉眼镜后几乎无法看见，但对方仍坚持，只同意她联系朋友送护理液和眼镜盒。
在候问室等待时，她与其他女性多次请求上厕所，却被警察以呵斥和敲打声回应。后来被带去厕所时，由于她穿着连体毛衣，上厕所前必须脱衣，而现场遮挡很低，外面就是登记区域，男女都有。监督她的女工作人员并未理会她的难处，只是一味催促。最终，她因慌乱和窘迫，把尿液弄到了衣袖上，申请换衣也遭到拒绝，情绪随之崩溃。
受访律师认为，小姬行为的主观目的在于制止吸烟，事情发生迅速、范围有限，也未造成持续性伤害，远不足以适用更严厉的行政拘留处罚。
对于脱衣检查是否合法，该律师解释，裸检通常是看守所收押流程中的固定程序，目的在于固定伤情、防止刑讯逼供，且应由女警对女性被收押者执行。但普通治安案件中的办案区，并无明确公开规定要求一律进行此类检查。
律师指出，关键问题并不只是检查方式，而是警方是否有充分依据先将小姬当作违法嫌疑人带入办案区。若缺乏必要初查，就将所有被报案者都按嫌疑人处理，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即便依法检查，也必须维护被检查者的人格尊严。
谈及维权途径，律师表示，当事人理论上可以就程序问题向公安、检察或监察机关检举控告，但坦言对此类程序违法的监督一向偏弱，行政案件中的追责机制尤其不足，结果难言乐观。
类似事件并非首次出现。2021年，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在成都餐馆劝阻邻桌男性吸烟后，反遭对方泼洒不明液体，报警后还被要求向对方道歉，之后更遭遇网暴与账号封禁。2024年12月，演员徐娇在长沙餐厅制止他人抽烟时，也曾遭对方抢走手机、把烟头丢入饭碗，警方当场表示“室内抽烟不违法，无法罚款”，并认可对方提出的“删帖换道歉”方案。
小姬说，自己在深圳生活四年，曾多次劝阻公共场所吸烟者，之前每次都成功。这一次，她第一次同时遭遇吸烟者的暴力、公权力的压迫以及网络上的攻击，甚至因性少数身份被扣上“境外势力”“女拳”等标签。
当公开社交账号全部被禁言后，她无法公开回应。4月25日晚，她在朋友圈写道，不确定下次还会不会继续这样做，但并不后悔这一次，也会记住每一个替她发声的人。
而在第二天，她经过高铁站看到有人吸烟时，还是忍不住出声提醒：“高铁是禁烟区啊，别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