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7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宣布，自下一届奥运会起，跨性别女性将不能参加女子项目。（图源：盖蒂图片社）
文/朱若晚 编辑/漆菲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日前宣布，下一届奥运会开始，所有女子项目参赛者都需接受一次性的基因检测。这意味着，过去曾被采用的“自我认同”或通过药物降低睾酮后参赛的路径，将被更强调生物学标准的新规则替代。
其实，这一转向并非突然发生。早在去年2月，特朗普签署《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行政令时，就已明确表示，允许男性参加女子项目既不公平，也会伤害女性和女孩在竞技体育中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该行政令还规定，凡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的机构，可能面临联邦资金被切断的风险。
这种政治压力很快转为实际动作。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上，跨性别泳手莉亚·托马斯曾保持的三项校史纪录被撤下并归还原纪录保持者。从大学泳池到奥运赛场，围绕“谁有资格参加女子组比赛”的争论，正在进入一个更尖锐的新阶段。
◆莉亚·托马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创下的三项自由泳纪录已被取消。（图源：《宾夕法尼亚日报》）
运动场上的公平之争
跨性别与性别边界问题，在体育史上并不是新议题。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斯特拉·沃尔什后来被发现具有男性生理特征；1940年代，捷克跑者库布科娃与德国跳高选手拉特延在被认定为雌雄同体后失去奥运资格；1968年起，染色体检测被正式引入竞技体育。换句话说，围绕女子项目边界的争论，早已持续近一个世纪。
现代体育中较早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之一，是美国网球选手蕾妮·理查兹。她完成变性手术后申请参加1976年美网女子组被拒，随后提起诉讼；1977年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仅以染色体测试决定性别“极不公平”，理查兹最终获得参赛资格，并在同年美网女双闯入决赛。
◆1978年，蕾妮·理查兹参加西雅图女子职业网球锦标赛。（图源：美联社）
理查兹胜诉后，争议并未结束，反而开启了长时间的制度摸索。2004年，国际奥委会首次规定，跨性别运动员若要参加女子组，需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变更法律性别，并接受至少两年激素治疗。
加拿大山地自行车手米歇尔·杜马雷克是这一规则下的代表人物。她在完成变性后转入女子职业比赛，很快击败原有冠军并拿下全国冠军，但这也引发强烈反弹。2006年全国锦标赛领奖台上，亚军施罗特穿着印有“100%女性冠军”的T恤抗议，尽管她后来因此被禁赛，杜马雷克仍坦言，那一刻几乎摧毁了她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纪录片《100%女人》讲述了杜马雷克的人生故事。（图源：Marina Dodis）
2015年，国际奥委会进一步放宽规定，取消了手术要求，跨性别女性只要通过激素治疗把睾酮控制到规定范围并维持一定时间，就能参加女子赛事。这套“降酮门槛”一度被视为兼顾包容与公平的折中方案，但科学界对此始终没有形成单一结论。
一项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称，经过三年激素治疗，跨性别女性的肌肉量与力量平均仅下降约5%；而另一份由加拿大体育道德中心发布的综述则认为，接受激素治疗的跨性别女性并未在竞技表现上展现出稳定而明显的生物学优势。正因为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争议才持续扩大。
东京奥运会成为争论最直观的舞台。新西兰举重选手劳雷尔·哈伯德成为首位以公开跨性别女性身份参加奥运个人项目的运动员；尽管她遵守当时的睾酮标准，反对者依旧认为这对其他女性选手并不公平。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又进一步要求跨性别女选手必须在12岁前完成性别过渡，结果切尔西·沃尔夫、哈尔巴·迪乌夫等人因此无缘参赛。
◆劳雷尔·哈伯德是首位参加奥运个人项目的跨性别运动员。（图源：美联社）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处在争议中心的几乎一直是跨性别女性，而非跨性别男性。原因在于，女转男运动员通常需接受睾酮治疗，竞技表现未必被视为拥有结构性优势；反之，社会争论的核心始终落在“男性青春期留下的生理差异，是否会在女子比赛中转化为不公平优势”。
反DEI浪潮的一部分
随着竞技场上的公平问题被不断放大，原本围绕性少数与身份政治形成的联盟也开始出现裂缝。
曾被称为“跨性别教母”的凯特琳·詹纳，本人就是典型例子。她曾以男性身份夺得奥运十项全能金牌，后来完成变性并高调出柜，但她在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项目这一议题上却持反对态度，理由是“XY染色体不会改变，男性在体育上确实具有更大优势，这对女性并不公平”。
◆凯特琳·詹纳曾以男性身份夺得奥运金牌，后来以跨性别女性身份公开生活。（图源：盖蒂图片社）
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体育规则收紧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欧美“反DEI”浪潮的一部分。DEI强调多元、公平与包容，过去几年在企业、教育和公共机构中被广泛推动；但当这套议程进入主流，也激起了更强烈的反作用力。
特朗普2025年重新执政后，这股反向力量得到制度化推进。他要求联邦层面只承认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禁止使用公款推广“性别意识形态”，并要求官方文件使用“生物性别”而非“性别认同”。美国教育部随即把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莉亚·托马斯的案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被重新翻案。学校最终与联邦政府和解，删除托马斯留下的比赛纪录，向与她同场竞技的女选手致歉，并承诺不再允许“男性参加女子项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政府曾把“跨性别可见日”作为重要价值表达，强调跨性别者“被爱、被听见、也属于这里”。
◆2024年3月31日，拜登出席“跨性别可见日”活动。（图源：盖蒂图片社）
特朗普政府则在声明中回击，批评拜登政府把“跨性别”议题置于宗教、家庭与生物学真理之上。这种对立也折射出美国社会更广泛的撕裂：曾被视为进步象征的“觉醒文化”，如今已成为一部分精英与保守派共同反思甚至反击的对象。
体育法律学者南希·霍格谢德-马卡尔总结得很直接：当下碰撞的，其实是“性别认同优先”与“科学/生物学判断优先”这两套理念。她同时提醒，在医疗和竞技领域，意识形态并不能代替事实本身。
生物学标准也并非没有争议
国际奥委会过去长期没有统一规则，2021年甚至要求各单项国际联合会自行制定标准。考文垂上任后则选择重新集中权力，强调在最高竞技舞台上，哪怕极细小的差距都可能改变胜负，因此让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运动员参加女子赛事，既不公平，在某些项目中还可能不安全。
按照最新规定，自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起，所有申请参加女子组赛事的运动员都必须接受SRY基因筛查，只有生理性别为女性者才具备资格。此前，国际泳联、国际橄榄球联合会、国际田联、美国拳击协会等机构也已相继提高门槛或直接禁止经历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顶级赛事。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选择了更包容的路线。例如澳大利亚板球允许球员按自我认定性别参加社区赛事，加拿大在国际规则正式适用前也相对宽松；但英国最高法院、印度新法以及美国多州立法，则都在朝更强调生物学分类的方向收紧。
◆2025年2月5日，特朗普展示新行政令，身边站着多名女性运动员。（图源：盖蒂图片社）
不过，支持跨性别者参赛的人士认为，单纯把竞技结果归因于生理差异，其实过度简化了体育竞争。训练资源、社会环境、长期性别规范乃至心理因素，同样会塑造所谓“优势”。
◆美国西雅图法院外，支持跨性别者参赛的人群举着标语。（图源：路透社）
强制基因或生物学检测本身，也可能制造新的伤害。遗传学家维兰指出，一些染色体为XY、但外表与自我认同均为女性且本人并不知情的运动员，可能因新规遭受毁灭性打击。还有学者认为，若只针对跨性别女性，却允许天然睾酮水平较高的顺性别女性参赛，这种执法逻辑本身就存在双重标准。印度短跑选手杜蒂·昌德曾因天生高睾酮遭禁赛，最终在仲裁后翻案，就是典型例子。
◆杜蒂·昌德曾因天然高睾酮被禁赛，后在上诉中胜诉。（图源：盖蒂图片社）
医学物理学家乔安娜·哈珀则表示，如果真要以“公平”为名把某一群体排除在外，前提应是科学上能够明确证明他们具有无法抵消的不当优势，而现有研究还没有给出如此坚实的答案。
排版 /孙天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