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们在位于北京郊区拉斐水岸小区的家中商讨与物业管理公司的谈判对策。
鼓乐队抵达时已稍显迟到,成员们穿着鲜红服装从一辆面包车上跳下。其他人早已在音箱播放的音乐声中跳起舞来,或高喊着各自支持的候选人名字。
这幅景象,具备了热烈选举竞选的全部要素。然而这些人聚集于此,是在1月一个冬日清晨,地点是距北京西北约两小时车程的偏远地带,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支持政治候选人,而是为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在美国,业主委员会常因规定停车位置或限制圣诞彩灯悬挂时长而饱受诟病。但对这些中国业主来说,他们的组织已演变为一场小规模的基层自治实验,目标是夺回对封闭式小区”拉斐水岸”的掌控权。
在中国,即便是围绕物业管理这类平凡事务开展集体行动也充满风险,因为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现场,警察和保安站在不远处密切注视着,其间一名业主一度被警方带走。

业主们走访邻居、征集签名、起草章程,并为委员会领导层举行了选举。他们通过集会和抗议,试图挑战他们眼中对自身权利的侵害。
“法律赋予业主当家,”一面旗帜上写着。

“拉斐水岸小区业主自救自管求生存”,横幅上如此写道。
业主们最初的诉求其实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对管理约2000栋房屋的物业公司深感不满——一连串入室盗窃案发生后,该公司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改善安保的措施。
当业主们试图另聘一家物业公司时,由开发商运营的原物业拒绝撤离。向地方政府寻求援助的呼声,也大多遭到冷遇。
但阻力反而让成员们愈发坚定。1月集会那天,当他们再次尝试将旧物业驱离时,数十人在日出前便从北京驱车赶到现场。(这些业主中不乏富裕人士,许多人将拉斐水岸的房子用作别墅。)
76岁的柳信中(音)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曾任国企高管的退休人士说,他最初加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价值,同时也被其他业主的热情所打动。
“我参与进来,又觉得对他们的不守法有些憎恨,”他说,头戴绒线帽,手握保温杯御寒。
这些业主的抗争,是中国仍有人努力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缩影——尽管当局始终试图压制独立的集体行动。
近年来,中国各地的业主委员会方兴未艾,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当时许多居民被长期封控于社区内,人们才猛然意识到掌控自家门口的重要性。

盗窃案后,居民开始联合
2021年夏天,拉斐水岸——这个模仿法国庄园风格的高档社区——还是一派宁静。业主们在塞纳河餐厅用餐,漫步经过一座拿破仑金像。

这个高档封闭式社区约有2000栋住宅,多作度假或养老之用。
然而当年9月,15户住宅相继遭遇入室盗窃。业主们要求负责安保的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却发现小区内许多监控摄像头压根无法使用。
十几位业主建立了一个聊天群讨论对策,认为成立业主委员会刻不容缓。
“一个人的力量微弱,集体的力量才是庞大的,”早期参与其中的73岁退休金融工作者詹规(音)说。
业主委员会在中国是相对新兴的事物。1990年代执政党允许私有财产所有权后,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与日俱增,居民们开始抱团自保。2003年,政府正式认可此类组织,赋予其选举领导人并就社区事务作出决定的权利。

杜克大学法学教授乔仕彤撰写过一本关于中国业主委员会的著作。他指出,政府通常对独立组织抱有戒心,但又没有足够资源应付大量涌现的基层物业纠纷。
乔仕彤表示,业主组织对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初次接触自治实践:”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民主程序:坐下来、讨论、协商、然后投票。”
但当局也在试图管控这些组织,强调成员应以党员为主,有时还会推行内定候选人。乔仕彤说,党正在尝试”鱼与熊掌兼得”。

一名业主正在清理水管爆裂后的现场,这是业主对物业管理诸多不满之一。

业主委员会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现象。
拉斐水岸的业主们行动迅速。
他们广泛收集签名,推动业主委员会成立。退休高管柳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凝聚人心。13名候选人角逐7个委员席位,承诺改善垃圾处理、提升物业费使用的财务透明度。
退休金融工作者詹女士未参选,却每天花数小时协调居民群聊,处理各种诉求和投诉——游泳池从未兑现、脱落墙面至今未修、冬天管道频繁爆裂。

“我们养老的血汗钱都押在这里,”她说。
最终,逾1600名业主投票支持成立业主委员会。
党的介入
起初,拉斐水岸所在的官厅镇官员拒绝为该委员会办理注册登记。迫于压力才勉强同意后,又试图撤销其资格,指责该组织运作过于独立。
“任何形式的业主自治都应在党和政府的指导监督下进行,”政府在一封信中如此表示。

保安人员在居民集会时于一旁注视。

居民们与阻止他们进入小区参加集会的保安发生了对峙。
2023年,部分业主前往县政府抗议,包括柳先生在内的几人随即遭警方拘留,被冠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柳先生称他被扣押了六小时。他说警察宣称抗议违法,并施压要他指责业主委员会。他坚持认为业主们的行动出于自愿,最终获释。

在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关系密切,通过卖地获取财政收入。拉斐水岸业主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控政府与开发商存在勾连。
《纽约时报》未能独立核实上述指控。
镇政府曾表态支持业主自治。”但仍有必要指出,保护业主的自治权不等于放任不管,”其在致委员会的信中写道。物业管理公司利鸿公司呼应了政府立场,称该委员会的运作不具合法性,并对拒缴物业费作为抗议手段的业主提起诉讼。
这种压力本可令他人望而却步,但拉斐水岸的业主们有着独特的优势:时间和金钱。
他们当中不乏退休官员、教授和高管,聘请了律师,还组织各类活动提振士气——其中一次,他们边唱卡拉OK边起草给当地法院的信。
他们也颇具政治头脑,深知必须将矛头指向官员的不当行为,同时又不能看起来是在挑战政府权威。

拉斐水岸业主委员会的办公场所,墙上挂着当选代表的照片。

柳信中(手持手机者)与右侧的贺树忠等人正与地方政府进行仲裁会议。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位于一名成员家中的业主委员会总部,墙上张贴着效忠政府的标语。致当局的信函中引用了党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相关口号。
“说到底就是保持常识,保持开放,发现哪里不公正,”另一位业主、64岁的退休官员贺树忠(音)说,”然后利用现有体制中可以借力的地方。”
尽管如此,一些成员已逐渐失去耐心。贺先生说,他曾与那些希望直接批评政府官员的业主发生过争执。
1月集会当天清晨,贺先生与退休高管柳先生一同从北京驱车前往。原物业合同即将到期,业主们打算尝试将新选定的物业公司员工带进小区,哪怕没有开发商的同意。
在车上,两人讨论着何为成功。是要求开发商的物业公司彻底清场,还是让新公司员工得以入驻就算达到目标?
柳先生驾着他的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语气中隐含着某种觉醒的意味。
“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物业问题了,”他说。
正面交锋
日出后不久,柳先生和贺先生与约50名业主在拉斐水岸大门口汇合。
委员会负责人卫肖扬(音)宣布了当天的安排:她和另几名业主将与地方官员及物业公司负责人会谈,其余人则在广场上集会。

卫肖扬与业主委员会成员复核当天的议程。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官员和公司代表均未露面。保安试图撕毁业主悬挂的横幅。
业主们毫不退让,挥舞着国旗,高唱爱国歌曲。
数人设法将他们属意的物业公司——瑞赢物业的员工带进了小区。人群顿时爆发出欢呼。
“热烈欢迎瑞赢物业公司!”他们高喊。
几名官员最终现身,尽管物业公司仍拒绝派人出席。双方在一间会议室里谈了数小时。
入夜后,众人走出会议室,卫女士宣布官员已同意要求开发商的物业公司撤离,尽管官员表示无力强制执行。(卫女士拒绝接受采访。)
对一些业主来说,这听起来不过又是一张空头支票。退休官员贺先生则相对乐观。
他说,整段经历是一场他始料未及的社区动员实验,而他很高兴事情还能继续推进下去。
“因为这真的太珍贵了,”他说,”我希望慢慢发酵,如果太快结束,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