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之声中文网)大批中国年轻人为规避35岁后可能遭遇的职场年龄歧视,纷纷转而创立”一人公司”,并将大量事务性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
小型初创企业的模式在硅谷及其他地区早已盛行。随着AI工具持续迭代提升,它既给传统岗位带来了威胁,也逐渐成为创业者不可或缺的”助手”。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认同并践行这一理念。各地政府承诺以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补贴和租金减免来扶持此类创业项目,这与北京”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科技自立”的政策方向高度契合。
“一人公司本质上是AI时代催生的产物,”上海SoloNest创业圈创始人戴雯倩(Karen Dai)说。她创立的这家机构每逢周末都会为独立创业者组织研讨活动。
戴雯倩介绍,过去单打独斗办企业几乎举步维艰,但如今AI能协助完成的任务之多,已大幅”拉低了创业门槛”。
某个周日,在上海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约20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挤在一起,参加戴雯倩举办的第134场、时长三小时的实战研讨会。
参与者之一王天一(音译)目前为企业提供AI生成广告服务,月收入最高可达4万元人民币。这位26岁的年轻人去年辞去了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一职,他判断独立创业正在成为”一大趋势”。
“借助AI带来的技术赋能,一人公司在效率层面具有明显优势,”他对法新社表示。
AI×情欲——中国千亿生意的新赛道
“看不见的一道坎”
多年来,”35岁魔咒”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挥之不去的话题——指的是科技、政府及其他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现象。
“到了35岁,就像撞上了一堵隐形的墙,”现年38岁的戴雯倩如此形容。
“人们在职业发展上可能会遭遇阻力,企业会重新评估谁更值得留下。”
不过戴雯倩认为,经历了中国过去十年高速增长的这批年轻人,内心有着强烈的上进心。她还撰写出版了一本实战商业书籍《一人公司》。
“当你30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会开始问自己:等到我快触碰那道35岁的边界时,我该做哪些准备?”她说。

不再当打工人,自己当老板更自在?图像来源: Stringer/HPIC/dpa/picture alliance
在上海生活的魏欣(音译),今年34岁,早早意识到自己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担任的文件审核工作,迟早会被AI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她报名参加了谷歌Gemini课程,尝试打造AI生成的”数字分身”,后来又转向社交媒体内容创作。
“确实有一点AI焦虑,”去年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国的她坦言,”如果我不主动去用它、不去接触它,可能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
政府乐于”画大饼”
中国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支持AI驱动的”一人公司”发展,官方政策文件中甚至直接采用英文缩写”OPC”(One Person Company)——这在以往的政府文件里十分罕见。
去年11月,苏州市政府宣布,计划到2028年培养”超过10000名OPC人才”,并向AI机器人、医疗健康、智能交通等领域投入约7亿元人民币。
成都市政府上个月也作出承诺,将为大学毕业生创办AI驱动的一人公司提供最高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表示,上述举措是”帮助初创企业起步、助其走向成功的激励机制”。
扶持OPC,也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方式,用以应对中国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16至24岁人群中,每六人便有一人处于失业状态。
“对地方政府来说,支持一家OPC所需的成本极低,”陈凯欣说。
曾任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的王天一表示,他身边许多朋友宁愿自己做项目,也不愿与人竞争企业职位。
不过他也坦言,”未来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因为许多新公司长期难以实现盈利。
戴雯倩说,中国年轻人正在为自己提前布局”备选方案”,同时也在不断追问自己:借助AI的便利,凭借一己之力,能否真正去探索那些内心真正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