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公司说法，张某任职期间违反了持仓限制，未把单只股票仓位压在规定范围内，最终令产品出现损失。随着案件进入审理，争议焦点也从个人责任，逐步扩展到风控执行、制度设计与公司治理层面。
少见的“反向追偿”案
二审判决书显示，涉事私募以劳动争议案由起诉前员工张某，主张其应为公司承担23.77万元经济损失。公司认为，张某在管理产品时触碰了内部风控红线，尤其是单只股票仓位不得超过总仓位20%的限制。
但张某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表示，公司在2022年突然推出相关风控要求，却没有留出足够的调整窗口，若匆忙减仓，反而可能把损失放大，甚至还会引发其他持仓被动超限。
争议落在风控规则本身
庭审中，公司提交了《二级权益类及债券类产品风控政策》，证明相关规定已通过邮件发送给张某。文件提到，自2022年6月起执行个股仓位控制要求，并规定当单只股票因上涨等原因突破一定比例后，应进行止盈并把仓位降回限制以内。
不过，这套制度的表述本身也引起疑问。所谓“按照成本计算仓位不得超过产品总仓位20%”，究竟是对应总资产、净资产还是股票仓位总额，文件并没有明确说明。若与公募机构更成熟的风控规则相比，这种写法显得相当模糊。
邮件反复提醒，却迟迟没有强制动作
一审认定的事实显示，公司曾在2022年7月至10月间多次通过邮件提醒风控问题，频率相当密集。按公司说法，张某一直没有依照要求完成调整，直到10月25日才把仓位降下来，而期间形成的23.77万元“超限损益”，也成为双方彻底翻脸的导火索。
但张某则强调，他并非简单无视，而是解释过操作上的现实困难。更关键的是，从提交的邮件记录看，风控部门以及法定代表人郑某其实都知道整个处置过程，却始终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控制或强制调整措施。
这也把案件推向了更深一层的问题：既然公司已经发现产品突破风控限制，为何没有启用应有的系统或管理手段及时纠正？如果制度落不下去，频繁发邮件也只是停留在口头提醒。
暴露出的治理尴尬
从案情往来可以看出，这家私募的治理链条并不顺畅。其一，风控部门能够持续示警，却无法真正落地执行；其二，法定代表人虽握有关键否决权，但是否及时履职同样成疑；其三，基金经理对产品盈亏究竟承担多大责任，也没有被清晰界定。
庭审还揭出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对于张某何时入职，双方说法竟相差三年多，公司称是2021年3月1日，张某则坚持自己早在2017年7月便已加入。不过，无论起点如何分歧，双方劳动关系都已在2023年2月28日解除。
法院最终未支持公司索赔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的操作确有不妥，也违反了公司内部风控政策。但如果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赔偿损失，就必须证明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且与该员工行为之间存在明确因果关系。
法院进一步指出，涉案基金并非只持有单一股票，不能仅凭某一只股票的仓位情况就认定张某一定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基金投资本身具有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张某未按要求调仓，并不必然等于公司因此受损，所以公司索赔请求未获支持。
进入二审后，双方都没有提交新证据。法院最终认定，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起劳动争议，实际上却把私募行业在风控规则、执行能力和内部治理上的灰色地带一并摊开。相比追责个体，制度能否真正闭环，也许才是更值得追问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