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这轮中东局势首先冲击的是亚洲。由于波斯湾大量油气原本就流向亚洲,能源涨价会抬高通胀,并压低区域增长预期。相比之下,中国、日本、韩国因为有战略储备,也更有能力通过补贴等方式缓冲居民端的压力,所以预测下修幅度相对有限。
相反,印度、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对外部能源更敏感、财政承压也更明显的经济体,所受冲击会更直接。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压缩补贴或控制需求,而这类做法往往又会进一步拖累增长。
谈到中国时,蒂尔顿认为,现在还难对战争影响下最终判断,但从年初数据看,中国在冲突爆发前的贸易表现相当强劲。中国长期强调降低外部依赖,这次冲击也等于对这一思路进行现实检验。
中国虽是能源进口大国,但煤炭等本土能源占比不低,部分油气还可经俄罗斯管道输入,再加上战略石油储备和国企、财政工具的缓冲,能源价格上行未必会迅速全部传导给普通消费者。

不过,能源涨价仍会给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带来上行压力,也让中国央行降息的空间比战前预估更小。如果增长受到影响,财政端则可能追加发力。贸易顺差或因进口能源变贵而被压缩,但整体规模仍可能保持高位。
高盛预计,中国2026年GDP增速约为4.7%,主要支撑依旧来自出口。房地产虽然还没真正走出低谷,但已经逐步逼近底部。其拖累主要仍体现在投资、居民财富感受、信心和消费等层面。
蒂尔顿指出,全球经验表明,房地产繁荣后的深度调整往往持续多年。中国楼市下行已经进入第五年,从国际样本看,价格中位数跌幅大约三成、平均需要六年左右见底,因此中国在2027年前后触底并不意外,甚至可能更慢。
但他同时强调,从经济增速角度看,最糟糕的一段可能已经过去。新开工、销售和施工已较高峰大幅萎缩,意味着此后房地产继续拖累增长的边际影响,会比此前几年明显减弱。
至于消费,他认为中国这些年收入增速放缓,但低通胀也让实际收入并未同步恶化。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偏弱、养老保障仍不充分,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而非花钱。要真正提振消费,关键还是放宽户籍限制、完善养老体系,并增加服务型消费供给。
他还提到,政策层面对大规模刺激始终保持谨慎,更偏好成本较低、定向支持的做法,比如增加休假、扶助低收入群体,以及通过消费税改革激励地方扩大消费基础。
对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他认为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去资源国获取关键原材料,二是前往越南、墨西哥等地贴近市场和出口通道。不过,美国打击转口贸易的动作,可能改变其中一部分布局。
在物价方面,他判断通缩压力已有所缓和。CPI已重新转正,PPI虽然仍低于上年,但近几个月也开始回升,外需强劲和大宗商品涨价都可能继续推高工业品价格。
技术与产业上,他认为中国正采取一种“杠铃式”布局,一端是太阳能、电池、电动车等新能源产业,另一端则是继续利用本国煤炭资源,核心目标都是减少外部能源脆弱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更广义的技术体系,也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谈到中美关系,他认为到今年年底,贸易摩擦大概率还会继续,只是节奏未必一路升级。若要缓和外部摩擦,人民币适度升值、扩大进口会是可能选项之一。
他预计人民币兑美元到今年底可能升至6.70,更长时间里甚至有机会升破6。但人民币国际化与制造业导向之间仍有张力,北京需要在扩大制造业份额和增强人民币全球吸引力之间不断权衡。
总体而言,在高盛看来,中国经济并未脱离压力,但楼市拖累最重的阶段也许正慢慢过去,接下来更值得观察的是消费修复、财政力度,以及外部地缘风险如何继续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