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蒂尔顿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在北京“两会”落幕后、外界关注习近平与特朗普可能会晤之际，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观察窗口。与此同时，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推高了能源市场风险，也让亚洲经济面临新的变量。
他指出，波斯湾本来就是亚洲能源输入的核心来源，战争爆发后，亚洲受到的冲击格外明显。高盛因此把区内通胀预测平均上调逾一个百分点，并相应下修整体增长预期。不过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类拥有战略石油储备、且具备燃料补贴能力的经济体，增长预测只做了有限修正。相较之下，南亚和东南亚一些收入水平较低、外部能源依赖更高的国家，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
蒂尔顿认为，中国短期内仍有能力消化这轮能源冲击。中国虽然是重要的原油进口国，但煤炭仍占据能源体系的重要位置，部分进口能源还可经由俄罗斯管道输入。再加上战略储备、国企调节和财政工具，北京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国际油价上涨对终端消费者的影响。
当然，能源价格抬升仍会给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带来上行压力，也会削弱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降息的空间。如果决策层判断增长承压加重，财政端仍可能追加支持。输入型能源成本上升还会侵蚀贸易顺差，但高盛判断中国顺差规模依然可能维持在高位。
在增长预测方面，高盛预计中国2026年GDP增速约为4.7%，主要支撑仍来自出口。蒂尔顿说，房地产市场虽接近阶段性底部，但对投资、居民财富、消费信心的拖累尚未完全消散。官方今年把增长目标从去年大约5%的水平，调整为4.5%至5%的区间，整体政策思路仍偏谨慎，更强调科技、安全和适度扩大消费支持，而不是“大水漫灌”式刺激。
对于房地产，高盛延续此前判断，认为行业可能要到2027年前后才更明确地触底。原因在于，中国楼市调整已进入第五年，而国际经验显示，大型房地产繁荣后的回落往往持续时间较长。高盛研究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约20轮主要房地产下行周期，发现房价中位跌幅约三成、平均需要六年见底。考虑到中国此前楼市扩张更猛烈、人口结构变化更快、政策宽松程度又相对克制，因此这一过程甚至可能拉得更长。
不过他同时强调，若从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拖累来看，最坏阶段大概率已经过去。新开工、销售与施工规模较峰值已经大幅缩水，意味着这轮下行对增长的最大压制作用，在今年之后有望明显减弱。
谈到消费提振，高盛认为关键仍在两条主线：一是继续放宽户籍限制，让更多农民工能在大城市稳定落脚、提高消费意愿；二是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家庭出于不确定性而提高储蓄的倾向。北京对大规模刺激持保留态度，不愿让政府债务快速膨胀，因此更偏向成本较低的政策，例如增加休假、扶持低收入群体，以及补足养老服务等消费供给。
至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蒂尔顿说，“走出去”的主要逻辑大致分为三类：获取关键资源、进入当地市场，以及借道第三地更便捷地接触发展中经济体。例如，中国企业在印尼布局镍加工，是为了服务电池产业链；越南和墨西哥则吸引部分组装业务，但美国围堵转口贸易的举措，未来可能改变这些流向。
在价格竞争和通缩压力方面，高盛判断局势已有缓和迹象。消费者价格指数已重新转正，生产者价格虽然仍低于去年同期，但自去年底以来已有修复势头。强劲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偏弱，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可能继续抬高未来几个月的生产者价格。
技术和产业升级方面，蒂尔顿特别点名能源、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他说，中国在能源领域采取某种“杠铃式”布局：一边大规模押注太阳能等绿色能源，一边继续利用本国丰富煤炭资源，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脆弱性。同时，太阳能板、电池、电动车等产品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则被视为提升生产率、增强安全能力的核心领域。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上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仍希望在美国限制之下，继续向更高端环节推进。
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今年的贸易摩擦未必会迅速消失。过去一年，中国承受了全球最高水平的美国关税，北京则以稀土出口管制回应。两国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议程中讨论进一步降低关税，并交换更多采购承诺，但随着美国法律层面的关税调整、伊朗战争占据华盛顿注意力，以及双方会谈准备节奏不一致，短期谈判复杂度明显上升。
人民币走势方面，高盛预计今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有机会升至6.70，长期看在本十年结束前甚至可能回到6以内。不过蒂尔顿提醒，更值得关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由于中国通胀显著低于多数贸易伙伴，按通胀差异调整后的人民币汇率，仍比四年前低约15%到20%。换句话说，从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看，人民币其实并不算强。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前景存在，但也伴随制造业战略上的张力。要提高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度，中国需要扩展离岸流动性、对冲工具和人民币计价投资品的供给，尤其是固定收益产品。但若北京继续优先维持制造业竞争力，便不会轻易接受汇率持续过快升值。至少在眼下，制造业仍然是更优先的政策方向，只是这种取舍未来数年可能慢慢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