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爱在叔叔那座简易博物馆里东翻西找。威尔弗雷德·西尔维斯特（WilfredSylvester）是个热忱的业余历史学家，更是个痴迷珍稀文物的收藏家。
他把祖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房子腾出两间屋，亲手改成了一座藏品颇丰的陈列馆。墙上整齐排列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燧发枪，以及美国内战时期的滑膛枪；玻璃展柜里，400年前的法文圣经与南部邦联纸币静静陈列；一尊罗马投石机的迷你复制品旁，立着一顶顶部带尖刺的一战时期德军头盔。
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是一只不过橙子大小的小陶罐。陶土材质的罐身上塑着一张人脸，罐口边缘凿着个小孔，看得出来，曾有人将它贴身挂在颈间。
这是一件玛雅文物，我总忍不住浮想联翩：或许是古玛雅工匠用来盛放颜料，勾勒神庙里精美壁画的；又或许是医者随身携带，装着治病草药的容器。
叔叔早看出我对这只小陶罐爱不释手，1999年他离世时，特意把它留给了我。叔叔威尔的藏品大多都配有详尽文字说明，标注着文物来源、用途与历史背景，这些信息全是他耗费心血调研得来的。
唯独这只陶罐的说明寥寥两句：其一，上世纪60年代，他的邻居——杜兰大学一名挪威籍人类学研究生，将这只陶罐赠予了他；其二，据称这是玛雅古典期文物，年代跨度为公元250年至900年，这条信息想来是叔叔从那位挪威邻居口中得知的。
如今陶罐落到我手里，一连串疑问在我心头盘旋：它是真品吗？当年是如何离开玛雅故土的？那位神秘的挪威人究竟是谁？最要紧的是，彼时34岁的我，一个住在亚特兰大市，真的有资格拥有这件玛雅文物吗？
我写信给杜兰大学中美洲研究所求助。研究所的专家看过陶罐照片后，笃定这是一件货真价实的玛雅文物，还推测那位挪威邻居大概率就是芬·威廉姆森。这位人类学家离开杜兰大学后，一直在南加州的查普曼大学执教多年。
我一番打听后得知，威廉姆森彼时已临近退休，定居在洛杉矶的雷伊滩。我们通电话时，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叔叔，还有那只小陶罐。
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为了研究高地玛雅族群，常去危地马拉考察，那时的危地马拉城堪称文物交易的“法外之地”，小贩们沿街兜售各类古物，陶罐、骨灰坛、面具，应有尽有。
可故事听到这里，便生出了争议：威廉姆森当年买了大批文物，一部分自留，一部分当作礼物送人。他曾给本科母校——缅因州的贝茨学院，送过一块刻满象形文字的大型祭祀盘；而送给我叔叔的这只陶罐，是他在泛美酒店隔壁的店铺里，从一个德国商贩手中买下的。
“那时候这都稀松平常，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这般说道。想来他当年压根没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即便在60年代，这类行为也早已触犯法律。我问他是否曾有过道德上的愧疚，他答道：“现在我对这类事顾虑重重，可那时候年纪轻，是真的不懂。”
但他又强调，为了稳妥起见，当年每买一件文物，他都会送到危地马拉国家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核验，拿到书面许可后才带出境外，只是那些许可文件如今早已不知所踪。
当我问他是否介意我带着陶罐去危地马拉，和当地官方核实文物的来龙去脉时，他的语气瞬间紧张起来，接连罗列了一堆反对的理由：过于严苛的官员或许会刻意刁难我，陶罐说不定会被直接没收，而他最担心的，是几十年前他帮忙将文物带出境外的旧事被翻出来追责。
“你听我说，我实在不想惹上麻烦。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追溯旧账，所以你千万别提我的名字。”通话快结束时，威廉姆森甚至含糊其辞，不肯承认自己曾送过我叔叔这样一只陶罐。
和威廉姆森的这番谈话，非但没让我心安，反倒更添疑虑，文物所有权的问题像块石头，一直沉甸甸压在我心头。
这只小陶罐，承载着数百年前灿烂的玛雅文明，它的故土曾矗立着巍峨金字塔、华美神庙，孕育过显赫王族，如今却静静躺在我亚特兰大那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日复一日蒙着灰尘。
即便威廉姆森当年的手续一应俱全，这事往轻了说也透着别扭，往重了想，我手里握着的，说不定就是一件赃物。深思熟虑几天后，我下定决心：带着这只陶罐去危地马拉，找到它真正的主人。
或许是威廉姆森提到的那家国家博物馆，又或是蒂卡尔那样声名远扬的玛雅考古遗址。若是实在找不到归属，只要机场安检没查出来，没以走私文物的罪名把我扣押，我就再把它带回家。
可日子一天天流逝，数月转眼变成数年，这趟归乡之旅终究没能成行。比起拥有它，失去它反而更让我难以承受。
每当我把这只造型别致的小陶罐握在掌心，摩挲着它温润的弧度与细密的纹路，眼前就会浮现叔叔在那座迷人的小博物馆里，兴致勃勃为访客讲解藏品的模样。
把陶罐送去危地马拉，大概率意味着要和它彻底告别，而这，无异于与叔叔留给我的念想生生割裂。
其实早在2007年，我和危地马拉之间，就因一件与陶罐毫无关联的事，陷入了一段心力交瘁的纠葛。我和妻子当时正在办理收养手续，想把危地马拉城一家孤儿院里的小女孩玛塞拉接回家，可手续却迟迟卡在原地，毫无进展。
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去看了她十二次，有段时间我干脆搬到当地，频繁对接政府官员，还在孤儿院和玛塞拉及其他35个孩子同吃同住了半年。直到2011年，我们才终于把她接回了亚特兰大的家。
那时我已经买好了一个博物馆同款的展架，本想把陶罐摆上去好好陈列，可心里始终过意不去，所以它多半时间都被我收在衣柜的盒子里，不见天日。
差不多同一时期，国际社会正为流失文物的归还问题争论不休：埃及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罗塞塔石碑，要求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归还卡内弗内弗木乃伊面具，可两家博物馆都没有应允。大英博物馆更是辩称，这类珍贵文物属于全人类，而非某个单一国家。
但也有不少文物归还的案例成功落地：瑞典将吉普斯格洛克斯图腾柱还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斯拉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收藏家，把巨型摩艾石像归还了复活节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将欧弗洛尼奥斯陶瓶送回了意大利。
我衣柜里的这只小陶罐，虽比不上罗塞塔石碑那般举世闻名，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我实在想不出，我凭什么比当下700万玛雅后裔，更有资格拥有它。
2012年，得知布鲁克林博物馆开始向哥斯达黎加归还2286件前哥伦布时期文物时，我重新拾起了带陶罐去危地马拉的计划。
为了弄清到了当地该去何处、该对接何人，我联系了范德堡大学的玛雅考古专家阿瑟·德马雷斯特——他每年都会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危地马拉。
他一眼便预判了我的结局：当地官方会直接没收陶罐，然后送去国家博物馆，“除非这只陶罐品相绝佳、极具价值，否则最终只会被丢进博物馆地下室。要知道，就连那些极具看点的文物，博物馆都没地方安置。”
他还告诉我，当时危地马拉各地的考古遗址正遭武装盗墓者肆意破坏，他们用锯石机硬生生凿下石碑上的精美浮雕，肆无忌惮地盗掘金字塔，当地文物部门根本无力抗衡。比起这些棘手的难题，我叔叔留下的这只小陶罐，在他们眼里实在不值一提。
德马雷斯特坦言，多年来，收藏家们总拿这样的理由当借口，为自己占有文物辩护，可即便许多国家确实面临重重困境，也绝不能成为占有不义之财的托词，他将这种处境称作“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
挂了电话，我把陶罐从盒子里小心翼翼取出来，放在展架上，久久凝视着它。它理应属于危地马拉，这一点我无比笃定，也始终清楚，总有一天要送它回去。
可转念一想，若德马雷斯特所言属实，它很可能会被尘封在博物馆地下室的储藏柜里，从此被遗忘、被冷落，再无人问津。
我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这个结果，于是再次压下心头的负罪感，终究还是取消了行程。
2020年，玛塞拉上初中时，主动提出要做DNA检测。她一直猜测自己身上有原住民血统，想弄清楚这份血脉的具体渊源。检测试剂盒寄到后，她认真地往塑料试管里吐了唾液，小心翼翼寄了回去。
六周后，检测结果出来了：她身上有91%的玛雅血统。或许你早已猜到后续——这只承载着玛雅文明的陶罐，难道不该属于她吗？
我的想法，和史密森学会不谋而合：1990年《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正式通过后，该学会便着手将馆藏的数十万件文物，逐一归还给美国各地的原住民部落。我当即决定，把这只陶罐送给玛塞拉。
这次赠予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不过是某天我随口跟她提起这件事。对于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朋友和手机的孩子来说，她能给出回应，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这罐子说不定是被下了诅咒吧。”
她笑着说道，想来是想到了过去60年里，先后经手它的三个白人。说完这话，她便又低下头，专心摆弄起了手机。
最近，我把这只玛雅陶罐的来龙去脉，细细讲给几位研究文物归还的原住民专家听，其中就包括布莱恩·瓦洛（BrianVallo）——他是阿科马普韦布洛部落的族人，在文化资源管理与历史遗产保护领域深耕了30年。
听完我的讲述，他感慨道：“这件文物对你一家人来说意义非凡，如今你能把它传给女儿，而她恰好发现自己是玛雅文化的后裔，这才是真正的物归原主啊。”瓦洛最关心的一点是，这只陶罐是否与古玛雅人的墓葬有关。
原住民部落有着各自多样的宗教传统，但大体而言，许多部落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随逝者一同下葬的祭祀品或圣物，是万万不能被惊扰的。他提醒我，若这只陶罐是陪葬品，那玛塞拉和我们全家，就该郑重考虑将它正式归还给玛雅族群。
于是我再次联系了德马雷斯特——他在中美洲的丛林与高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已有30多年，亲手发掘过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
我给他发去玛塞拉那只陶罐的照片，他仔细看过之后说道：“这大概率是前古典期的文物，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之间的物件。”
他从陶罐简约质朴的造型、没有任何彩绘装饰的特征，判断出了它的年代，同时也指出，这恰恰说明它大概率与墓葬无关——毕竟陪葬用的陶罐，通常工艺更为精美，彩绘也更为繁复考究。
他还推测，这只陶罐很可能出土于洞穴之中，正是洞穴里稳定的气候与相对隔绝的环境，让它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他说，考古学家们已在中美洲的洞穴中发现了数万件文物，“洞穴在古代就是玛雅人的圣地，直到如今依旧如此，他们认为洞穴是通往冥界的入口，会专程进去为祖先举行祭祀仪式。”
而这只陶罐，或许就是当年玛雅人用来盛放仪式所需颜料或草药的容器，若是这般，那玛塞拉手里的这只小陶罐，“在当年定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们最近正忙着在客厅安装专用的置物搁板和照明设备，准备好好陈列玛塞拉的这只陶罐。如今17岁的女儿，对这件我执念了整整25年的文物，依旧是一副淡然的模样，但这并不代表她不认同自己的玛雅血统。
去年夏天，她回到曾经待过的那家孤儿院做志愿者，回来时带回了一件色彩艳丽的玛雅织物披肩，说要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披在学士服外面；她还计划在肩胛骨处纹上一只凤尾绿咬鹃——那是危地马拉的国鸟，更是玛雅文化里极具象征意义的图腾。
或许有一天，这只小陶罐对她而言，也会拥有这般厚重而特别的文化意义。在那之前，它会稳稳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静静伫立着，承载着她的过往，也珍藏着我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