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员去承接这双重任务：控制社会以汲取财富，汲取财富以支撑控制。这样的循环，便是帝国统治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一是打造严密的控制体系，防止叛乱、维持秩序、保护生产，这是统治的基础。二是设计强悍的汲取体系，通过汲取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庞大的体系运转，这是统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层级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县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军、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礼教、科举制度、正史编纂等等；四是资源管控，比如户籍制度、盐铁专营等等。
汲取体系主要也有四个方面，一是赋税，比如田赋、丁税、户税、商税等等；二是徭役，无偿修水利、筑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专卖制度，盐、铁、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垄断经营；四是官营贸易，朝廷和官府控制关键产业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贸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稳定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动力，维持庞大的治理体系，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这就有两个困境，一是官员作为连接皇权与社会、执行控制和汲取双重任务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个需要被巨额资源供养、且极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的关键一环。它的规模和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汲取的规模和社会的负担，一旦汲取过度，超过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体系崩溃。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对象都是百姓，控制过度、就会失去活力，从而难以汲取，而汲取过度，又会激化矛盾，从而难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间复苏，汲取量小于财富的增长量，汲取相对合理，社会因此蓬勃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丧心病狂，基本都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体系因为腐败、堕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为维持控制力度，官僚体系便开始膨胀，为维持供养体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员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他们自然会利用手中权力，在汲取过程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控制能力进一步瓦解，最终突破阈值，王朝崩溃、皇权脆断。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环重启。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官员队伍臃肿、边军庞大，导致财政开支巨大。为应对开支，不得不加重赋税，扩大盐铁专营的范围，甚至发明“交子”等等纸币，不惜用疯狂的通货膨胀来竭泽而渔。
还比如明末的财政，40%用于供养官员，30%用于供养宗室，10%用于供养皇家，20%用于支付军费。虽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极强，民间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资源却没有到达朝廷，而是被中饱私囊，从而陷入了一个越汲取越没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强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这也解释了大名鼎鼎的“黄宗羲定律”。明末启蒙思想黄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员体系膨胀带来的无限汲取与社会有限承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回望历史的烟云，帝王的倚仗从来不是水，而是与帝王一条船上的官员，然而官员又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工具，它是一个具有自身意志和庞大胃口的巨兽，只要没有给它套上缰绳，关进笼子里，它就会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从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韩非子对帝王的谆谆告诫：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国若将控制和汲取的双轨循环奉为圭臬，却把真正的根基当做予取予求的矿藏，那么它终将在困境中迎来命定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