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的经济数据看,消费复苏了吗?

2025年1-2月间,有很多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DeepSeek的出现,让舅舅婶婶们用上了AI;又比如电影《哪吒2》以150亿登顶中国影史票房。

此外,春节的旅游出行也在创造记录,春季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90.2亿人次,创历史新纪录。全国出游人次5亿,出游总花费6770亿,同比增长了7%。股市也不甘落后,上证指数在春节后从3320点上涨到3420点左右,似乎要再次挑战一年以来的高点。

与略显沉闷的2024年相比,这些数据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这是否预示着,我们已经走出了一年以来通缩的困境,完成对内需的刺激,让消费回温了?

内需依旧疲软

首先,电影《哪吒2》的票房虽火爆,但作为一个非典型的文化消费产品,对整体消费增长的影响极为有限。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3万亿元,而150亿元的票房仅占其中的0.15%,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实质性拉动。因此,有观点将该电影的票房作为经济观察指标,并不具备任何参考性。

如果要在众多经济数据中找出能较准确反映内需的指标,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春节假期对于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落在1月,有时落在2月,单月数据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因此我们以1-2月的累计数据来观察同比趋势,以减少干扰。

第一个是进出口数据。由于进出口数据有国外对手贸易国作为参照,因此相对比较准确。1-2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6.5万亿元,同比下降1.2%。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3.4%;进口2.6万亿元,下降7.3%。进口的明显下滑不仅反映了内需疲弱,也拖累了整体进出口表现。

第二个是社会融资数据。社融数据采集自银行信贷、债券、股票等多种融资方式,很多数据相对公开,准确且有一定参考价值。1-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9.2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2万亿元。表面上看似增长,但其中政府债券净融资2.39万亿元,同比增加1.49万亿元,几乎成为唯一的支撑来源。

如果我们进一步拆解社融数据,会发现个人短期贷款(主要为消费贷,占2/3)不增反降,减少了3238亿元;个人长期贷款(超过3/4为房贷)1-2月新增378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7.7%。这两项数据说明,居民整体的消费能力依然不足,房地产投资热情也在下降。

综合来看,1-2月社融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政府债券,而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则大幅下滑,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内需仍然低迷的现实。

补贴拉动需求,还是挤占消费?

市场需求通常遵循基本的供需曲线,这是经济学常识。因此,消费旺盛时,消费品价格往往会上涨,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通胀或通缩对经济影响巨大——它们改变了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直接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

有时候,价格信号很能说明问题。例如,2025年1-2月的汽车市场呈现“价跌量增”的趋势。1-2月,国内汽车销售达455万辆,同比增长13.1%;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183.5万辆,增长52%。从销量数据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增长。但与之相对的,是同期汽车消费额同比下降4%,这说明汽车的平均销售价格在大幅下降。

诚然,销售均价大幅度下降未必是坏事,这一方面代表车企有降价促销的行动。第二也可能是因为在国家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的带动下,让部分本不准备买车的人购买了汽车,而这部分人群收入相对较低,因而选择的汽车价格较低。这说明消费补贴政策确实拉动了新的需求。

然而,从整体消费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完全是个好消息。对于财富较少的家庭而言,因补贴政策购车往往会明显挤压其他消费支出。换句话说,政府的补贴政策可能只是改变了消费结构,而非真正提升了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中国居民的债务水平较高,尤其是房贷和车贷,对消费能力形成了长期压制。根据央行数据,我国居民家庭总负债规模为109万亿人民币左右,居民年总收入规模61万亿左右,二者比例为1.4。这一高负债率意味着,大量收入需要用于偿还债务,导致可自由支配的消费资金受限。

上述问题必然反映在了价格指数上。今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明显下滑。2月CPI同比下降0.7%,创下1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并远低于市场预期。从环比数据来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6.27%,占CPI总降幅的80%,说明春节过后,食品消费回落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指数继续走低。2月PPI同比下降2.2%,已连续28个月下跌,反映出供给过剩、需求疲弱的情况依然未见明显改善。

储蓄与消费的两难

从去年三中全会到今年两会,扩大消费规模一直是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两会结束后,两办迅速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振股市、解决政府对企业的欠款、提供生育补贴以及继续消费补贴。

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是政策重点之一,今年的补贴规模达到3000亿元,较去年翻倍。

简单来说,拉动消费扩张的方式没有技术性的取巧方法,核心在于提升家庭收入和降低负担,主要包括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政府对家庭的现金转移、提升实物补贴、缩小财富分配差距、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以及提供更完善的社会福利。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不在于增加收入,而是如何撬动中国庞大的储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已从34%上升至43.4%,这意味着即便当前收入水平不变,只要储蓄率下降,消费仍然可以增长。

但问题在于,储蓄并非平均分配。消费增长的潜力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和边际效应最高的政策,恐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虽能促进消费,却可能冲击利润率本就稀薄的制造业,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这使得政策在提振消费与稳定就业之间陷入两难。

没有结构改革,消费难靠刺激带动

2025年,中国的赤字规模将扩大,预计达到5.66万亿元。然而,消费补贴的资金仅为3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用于类基建项目的资金已达到8000亿元。这意味着,整体消费促进力度并不如预期。

虽然基建也算是一种内需刺激,但在经过多年大规模投资后,继续加码基建的效果已值得怀疑。特别是当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次集中于新能源汽车时,这实际上是在变相补贴车企,并没有真正促进居民的消费复苏。

我们上面提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虽能带来1万亿的消费增量,但相较于房地产市场每年约5万亿元的资金缺口,依然显得微不足道。正如荣鼎集团报告所指出的,不存在以战术方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空间。

因此,消费增长的根本依赖仍然是“分配”问题。这涉及到央地之间的财税分配,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及中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财富分配。如何在复杂的分配格局中找到平衡点,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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