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远远超出消费需求，向美国出售商品换取美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了自身的生产，以持续的贸易逆差的形式填补差异，并通过举债为这些逆差融资。
特朗普总统不愿接受这种状况。他的政府加快了向现代重商主义的转变：认为贸易逆差对国家财富和实力构成了威胁。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持续的贸易赤字使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危险的依赖，危及国家安全并破坏了中产阶级就业。这就是他征收关税等政策的主要原因。
尽管现代重商主义政策旨在对抗所有竞争对手，但它们对欧洲的经济引擎构成了尤为严峻的威胁。如果美国不愿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可供其他国家生产多于消费的“蛋糕”正在缩小。
不过，这一挑战最终可能会促使欧洲走向迫切需要的变革和经济振兴。在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采取行动后，欧洲突然意识到它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障安全，同样也不能把经济稳定寄托在美国身上。
美国在这场贸易冲突中有优势，恰恰是因为它目前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如果美国企业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并将供应链带回国内，美国将获得更多收益。
这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贸易战中的处境截然相反，当时美国是贸易顺差国，更容易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
随着关税不断提高，每个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都会发现向美国出口变得越来越难，但欧洲国家受到的损失最大，因为它们最重要的产业恰恰是中国已建立最大优势的产业。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现代重商主义，利用政府工具补贴战略产业。经过几十年的技术进步，中国在汽车、先进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了强有力的竞争者，完全有能力争夺现存贸易顺差“蛋糕”最大的一块。
另一方面，欧洲将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挤压，因为美国不愿意吸收其产品，而中国在欧洲以及其他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
欧洲的汽车行业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挤压。外国电动汽车制造商颠覆了这个市场，尤其是特斯拉以及比亚迪等中国车企。欧洲各国政府却始终在犹豫是否向私营企业注入公共资金，陷入了保护本国车企还是担心中国回应的两难境地。
欧洲汽车工业面临生存威胁。如果淘汰重要产业带来的经济痛苦扩大到经济的其他领域，将加大欧洲领导人采取保护主义和竞争性产业政策的压力。
虽然保护传统产业的压力很大，但如果欧洲不能首先解决生产力增长缓慢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远超欧洲。
欧洲之所以落后于美国，是因为其监管体系混乱、重复监管，而且劳动力市场僵化。
2024年，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牵头发布了一份欧盟竞争力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变革建议。
报告中的一些建议，例如在技术和国防领域进行近9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会解决欧洲生产力和创新方面面临的一些最严重障碍。到目前为止，欧洲决策者在落实建议方面进展缓慢。
欧洲大陆的安全危机或许最终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德国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放弃了对财政政策的自我限制。问题在于，欧洲是否会借此机会更广泛地进行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