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刻板印象相悖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四日工作制算是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
2024年1月，史先生所在的公司开始试验“四日工作制”。他简单算了一下，按照最新工作制度，2024年他的实际工作日为184天，剩下182天为休息日。
史先生就职于加拿大西部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广告营销公司，半个月前入职已达三周年。
即便是在因WLB而闻名的加拿大就业市场，史先生所在公司的“四日制”试验依旧算得上相当先锋且罕见的人事制度。
试验分为两阶段。2024年1月19日至月底为第一阶段，每周五的例会改为线上召开，根据员工个人需要决定是否在家上班；第二阶段是2月，无需汇报进度，所有员工每周五都无需上班。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试验后，公司正式将其转变为一种长期制度，实施至今。史先生说，开始“上4休3”后，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只相差一天。
在混合办公和居家办公等制度不再新鲜的今天，传统的五日工作制正在松动。2023年9月，市场调查公司MilieuInsight调研显示，新加坡约有八成雇员希望落实四天工作制。在欧美国家，四天工作制的试验浪潮更是几度兴起。
2022年，英国参加四天工作制试验的大多数企业表示，他们有可能在未来正式实施这一制度。
在五日工作制尚且实行得磕磕绊绊的当下，一个更“激进”的四日工作制会更好吗？
一生爱卷的亚洲人，
也要“上4休3”
四日工作制的试验始于冰岛。2015年，冰岛公共部门的2500余名员工进行了这项试验。
在过去的五年内，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环境变化，让四日工作制有了生长的土壤。在英国、比利时、爱尔兰等传统欧美国家，四日工作制正在缓慢生长。
在一向被认为工作强度较大的亚洲，四日工作制在舆论场上也渐渐有了一些声量。印象中最盛产“工作狂”的日本，开始在部分企业内部小范围试验四日工作制。
据《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4月起，东京都政府计划实施每周“上4休3”制度，该制度将对都政府雇员实行。Wooden所在的医疗服务公司，则更早实践四日工作制。
2024年8月1日，访问护士Wooden主动申请了“上4休3”。Wooden告诉新周刊，她申请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但Wooden是分公司内唯一申请“上4休3”的员工。同事们没有主动申请，原因并不难理解——在这所医疗服务公司，四日工作制意味着“工资会变成原来的80%”。
收入减少，劝退了不少本地员工。“如果要想拿到全额工资，那申请者必须要在4天内完成40个小时的工时，否则就要打折。”谈到收入问题，Wooden坦诚地说：“能理解，现在物价上涨得厉害。”
近年来，日本的物价也在持续上涨。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数据，2021年日本的平均年薪为39711美元，比1991年的37866美元高了1845美元，30年的工资累计涨幅不到5%。
这也与《日本经济新闻》在2023年进行的一次民调的数据不谋而合。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上4休3”。并且，收入越高的人越赞成“上4休3”。在那些年收入不足800万日元的群体中，只有3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推进。
体验了半年的“上4休3”，Wooden说，“每周都有三天连休，真的很爽”。但同时，打了折扣的工资也难免令人焦虑。
多出来的休息时间，Wooden会偶尔兼职做医疗翻译，陪同患者就医并提供翻译服务。
这份兼职带给她一份可观的收入，也拓展了她的专业视野。
无差别的“四日工作制”，
对带娃家庭更友好
小红书博主，资深Global HR@JoHoo，目前在荷兰工作，此前有多个国家的出海中资和外企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她告诉新周刊，尽管“四日工作制”正在某些地区成为一股风潮，但在她来看，对于企业来说，短期来看的确有不少挑战。
但她也认为，从长远看，企业往往能获得可观的回报，“人文关怀和商业效率不一定矛盾。四日工作制的核心在于提升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压缩工时。”
与刻板印象相悖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四日工作制算是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据4 DayWeekGlobal的研究数据显示，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办公成本、降低离职率等方面，企业往往能够获得可观回报。
潘女士就职于韩国一家外贸公司，在入职面试时，公司明确表示正在执行“四日工作制”。
她同样告诉《新周刊》，公司的人事流动率并不高。薪资也许会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稍微低一点，但是因为四日工作制的关系，同事也更愿意待在公司里。
作为一名职场妈妈，四日工作制对于她的家庭生活有真实的改变。尤其对于育儿家庭来说，有不少需要工作日跑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事情。
这意味着父母不再需要频繁在工作日请“育儿假”来降低自己的职场信誉度和竞争力。这也是许多拥有生育率焦虑的国家选择推广四日工作制的原因之一。
此前，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上4休3”政策旨在应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
潘女士告诉新周刊，除了灵活的工作制度之外，韩国还有一系列降低家庭育儿成本的方式。“韩国有种叫作‘儿童之家’的机构，介于日托班和幼儿园之间。”
据了解，“儿童之家”归属于韩国的保健福祉部管理，最晚可以看护到晚上10点。
当更好、适用于全体、无需特意申请、不分性别的“四日工作制”诞生，意味着双方皆有均衡的时间空余以承担家庭照护义务。
四日工作制，
“工作成瘾”的戒断药？
工作成瘾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病症”，它是一种“既能获得社会认可，又能得到经济回报的成瘾”。
作家布里吉德·舒尔特在《过度工作》中提及，我们基本上将在岗时间等同于生产力。
对于阻断“工作成瘾”，预防可能到来的“工作倦怠”来说，四日工作制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特效药。
JoHoo观察到，“目前欧洲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五天工作制。从全球范围来看，四日工作制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试点进展”。
相比之下，JoHoo观察到更为广泛采用的是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模式。
2024年，Global TalentSolutions对亚洲11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及工作者进行了调研。其中，93%的内地工作人员希望每周工作四天，但仅有60%的雇主认为可行。
同时，在所有受访雇主中，只有25%表示有计划或可能尝试转向每周工作四天的模式。
也许比起“四日工作制”这么昂贵的特效药，对于当下的就业环境来说，推广并落实更加灵活的混合办公模式，才是更经济、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