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据称在中国大陆被要求全面下架。时评作家长平认为﹐假如明朝统治者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世袭专制王朝那样的“国”也是必然要亡掉的。
明思宗朱由检是清朝入关前最后一任明朝皇帝﹐年号“崇祯”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讲了明末崇祯皇帝的故事﹐然后论述李自成建政之后骄奢淫逸﹐很快“亡国”。毛泽东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学习。今天﹐被认为崇拜毛泽东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崇祯的故事却不让讲了。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被要求全面下架。
据网友查证﹐这本书其实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故宫出版社）的更名重印。尽管上海文汇出版社称下架原因为“印刷问题”﹐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遭遇了新时代的“文字狱”——随着舆论中“今上”与明朝这位“亡国之君”的关联越来越多﹐这一话题也就越来越敏感﹐尤其是新版书名以及封面推广语让人浮想联翩﹕“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亡国之君”亡掉的到底是什么﹖
该书作者为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据报道﹐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崇祯传》也受到牵连﹐被迫下架。
至少从2015年开始﹐就有评论文章指“毛似洪武﹐习如崇祯”﹐并有网民总结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模式是“崇祯模式”。据悉﹐近年来已有多篇谈论崇祯的文章遭到审查删除﹐进入“404档案馆”。
作为一个投机文人﹐郭沫若的历史考证不够严谨﹐但是他对崇祯皇帝的看法和陈梧桐先生大体一致﹕虽然他勤于政事﹐厉行反腐﹐但是独断专横﹐治国无能﹐昏招频出﹐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砍杀多名家人之后﹐自缢于皇宫后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
陈梧桐的书是为大众所写的学术著作﹐既没有做“国师”的投机之心﹐也没有政治进谏或者异议讥讽之意。但是﹐他笔下的崇祯皇帝﹐怀抱中兴之梦却无所作为﹐打压党争却按下葫芦起了瓢﹐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却又能力不足﹐无论如何很容易让人产生现实的联想。
现实联想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更看重“歪脖树上吊”的结局﹐带有愤怒的诅咒性质。同样的情绪还见于“素女愿一生吃素”而“祈翠”等网络迷因。另一类则着重于历史镜鉴﹐期望当权者吸取血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习近平似乎颇有一些“亡党亡国”的忧虑。据称他很看重所谓“苏联解体的教训”﹐曾在内部讲话中说﹕“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还痛心疾首地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实“亡党”和“亡国”是两回事。崇祯作为“亡国之君”﹐亡掉的也只是一个家族世袭政权而已。如果国家是指土地和人民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亡国”之说。取而代之的清朝不也被认为是中国吗﹖而且还出现了令民族主义者骄傲的“康乾盛世”。
现代国家都经历过政权的更替和消亡﹐而且还一直在重复这个经历（比如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并没有什么“亡国之恨”。对民众来说﹐历史上的“亡国之恨”﹐除了“忠君爱国”的洗脑教育之外﹐还来自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因此﹐人们盼望能够长治久安的“好皇帝”。
历史的纵向比较与现实的横向比较
然而﹐“好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按照现代人权标准﹐所谓汉唐盛世也充满了奴役和剥削。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但是更不必用古人的“低人权标准”来苛求现代人。
我之所以提到郭沫若的文章﹐是想说毛泽东是一个熟读历史的人﹐中共官方宣传说他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结果又如何呢﹖他成为了一个“好皇帝”吗﹖他当然没有白读﹐因为他学到了各种权谋伎俩和冷酷无情。随便一说﹐崇祯皇帝也饱读诗书﹐他从中学到的大概也是这样的东西。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也对古代历史有兴趣﹐但是他对中共党史和苏联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已经可以让我们发出疑问﹕用崇祯皇帝的故事提醒他有用吗﹖如果有用﹐会是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的纵向比较远远不如现实的横向比较重要。陈梧桐先生在他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一书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比较﹐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他说﹕“晚明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明朝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世界市场的雏形已初具规模﹐全球化趋势已初露端倪”﹐“未能抓住这个基于﹐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推动社会的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快速向前发展”。
在我看来﹐假如明朝统治者抓住了这样的机遇﹐让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那么就跟西方民主国家的经历一样﹐世袭专制王朝那样的“国”也是必然要亡掉的。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