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再次面临1989年的总危机时刻
黄榆
资料照：中国军队士兵向中共党旗宣誓。
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5开年才一周，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人权律师辩护的余文生；陕西蒲城因为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一个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当全中国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关键在于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党内改革力量分享政治权力。要求政治分权是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中共领袖“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的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中国最高层释出的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下手轻一点儿。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
相应地，各地方的“远洋捕捞”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
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