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今日杨丞琳，昨日邓丽君？
中国河南省有关部门接受检举，调查台湾出身的歌手杨丞琳在郑州演唱会上的“河南人爱骗人”风波，虽说公众人物绝对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是有必要上纲上线到河南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动手调查吗？
台湾艺人杨丞琳在河南演唱会上称“河南人爱骗人”，遭到网友挞伐。图为台北101大楼。（资料照）
（德国之声中文网）杨丞琳嫁给中国歌手李荣浩、成了“台配”（台籍配偶）、事业重心也移到了中国，但是似乎还不太瞭解中国的风土民情，居然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说出：“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你们已经有些名声，你们知道吧？爱骗人的事情。”这种话让中国网民炸锅，多少可以看成是杨丞琳咎由自取。
她为什麽会说出这种话？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杨丞琳自己知道，当然后来她也知道捅了马蜂窝，迅速地在微博上“郑重”道歉，但是很快地也传来河南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接受民众举报并著手调查的消息。只不过官方的介入，却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麽不能以消费者抵制的市场机制来“教训”杨丞琳？
杨丞琳在微博上有1457万左右的粉丝，假设因为抵制令每个粉丝平均少买10元人民币的杨丞琳相关产品，杨丞琳就会少了1.4亿人民币的收入，这个数字无论是哪个艺人都会感到痛、而且是无比的奇痛吧？
对比来说，杨丞琳之前在中国实境秀节目上曾经说“在台湾吃海鲜是奢侈的事”，因此惹火了不少台湾人，但是台湾民众不会去举报、官方单位更不可能介入，因为杨丞琳有其言论自由，所以虽然造成争议但是并不违法。至于很多人不爽，那就通过抵制来告诉杨丞琳“我们不高兴”。
如果杨丞琳的言论涉嫌歧视，在台湾就是到法院提告，不会去县市政府的文化局或者中央的文化部举报。因为在台湾认定是否歧视而决定裁罚的是法院，不是行政部门；能不能达到处罚的效果，由粉丝或者消费者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找上官府衙门因为可以“一锤定音”，所以效果绝对“卓著”，这在不讲民主的封建社会并不罕见。官字两个口，一切以官老爷说了算数，而且台湾也经历过这种日子，演艺人员的命运就是操纵在当官的手上。
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让许多人怀念的邓丽君。话说1979年爆出了邓丽君因为以印尼护照入境日本被拒的事件，那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很不受到欢迎的年代，不但办理他国签证是难上加难，出入境也得事先申请许可。故而许多经常在外演出的台湾艺人，想方设法弄一本他国护照以便通行，邓丽君也是其中之一。
图为1996年民众在台北参与邓丽君纪念活动。（资料照）
犹记得当年消息传出之后，各家媒体在官方控制之下可谓是对邓丽君“口诛笔伐”，舆论是一面倒地斥责邓丽君“不爱国”，却没有指出当年拿著中华民国护照要去外国有多困难，这种情况之下，邓丽君只好到美国暂避风头。
邓丽君在东南亚、日本还有美国华人圈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加上有传闻说北京当局有意邀请邓丽君到中国演出，而且正值美台邦交摇摇欲坠、当局急需振奋民心之际，所以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审视时事、衡量轻重之后，派了高层干部游说邓丽君返台。
1980年美台断交、也就是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候，邓丽君在那一年的“光辉的十月”回到台湾，机场的记者会上特别秀出中华民国护照、捐出百余万新台币巨款给“自强救国基金”、举办多场以“君在前哨”的劳军表演并在电视播出，官方强力“洗白”将邓丽君塑造成为“爱国艺人”，不再提之前曾经说过邓丽君“不爱国”。
现在的台湾已经不可能出现邓丽君当年那种政府掌握艺人前途命运的事情，艺人对政治发表看法时有所闻，“讲错话”的也不少见。但是当官的如果要反驳，也只能站在同等地位发言、最多上法院提告，不能拍板决定艺人或者任何公民的言论是否违法。
至于通过市场机制抵制是否有效？被杨丞琳惹怒的中国网民应该要有信心，从历次外商“辱华”事件看下来，每次不都是外商在抵制压力之下乖乖低头认错吗？
詹威克：台湾出生的医界逃兵，曾经客居美国然后到英国从事媒体工作，也研究东亚历史，八十年代离开台湾，绕世界一圈后返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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