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的拜习会，中方视之为一大成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形容为中美关系史的“里程碑”，官媒更是自得于“双赢”。不过，此间一些观察人士透过拜习会，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不要说“东升西降”，“平起平坐”也是一厢情愿。
费加罗报评论称，拜习会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世纪，民主政体也并非注定要衰落”。与其政治倾向完全不同的中左『世界报』则得出相近的结论：“11月中旬的拜习峰会显示，美国的强大至少在目前是不可动摇的。”
11月22日出版的世界报刊出该报社评家科夫曼的专栏说，在超级大国峰会上，挑战者的身份已经变了，但是美国仍然站在奖台的顶端。作者这里所说的挑战者，一个是早已崩溃的前苏联，一个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文章以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美苏峰会与近日的美中峰会对比，前者的指向主要是终结冷战，柏林墙三周前倒塌了，布什想了解被华约成员国爆发革命削弱的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彼时，美国担心苏联帝国突然在混乱中倒塌。埋怨科尔急于让东西德统一的戈尔巴乔夫让布什放心，苏联已不将美国视为敌人。一句话，冷战终结了。
三十四年过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拜登与其同行习近平在旧金山相会，仍然是两个超级大国，但挑战者换人了。中国把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挤到了一旁，北京流星般的快速上升一如苏联的火速般崩溃。
但在作者看来，如果说挑战者变了，但是全球第一超级强国，仍然站在领奖台的顶端，宣布其衰落为时尚早。美国的GDP很稳定，2022年，美国全球经济占比超过四分之一，中国随后，18%，第三位欧盟17%，俄罗斯仅2%。
中国官媒攻击美国的语调突然消失了，就像戈尔巴乔夫安慰布什一样，习也显得很包容：“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足以让两国都繁荣。”习在会见拜登后与美国商界领袖共进晚餐，称“中美合作的大门不会关闭”。习说前说后都是经济、投资，因为中国经济正在遭受逆风。增长减缓，房地产陷入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可谓是灾难性的。2022年，中国的生育率很低，每名妇女 1.18 个孩子，而美国为 1.66 个，欧洲为 1.49 个。
作者分析，美国今天并不对中国抱有如对苏联那样改变其政治制度的希望，拜登礼数周全，会见习近平之后几分钟，便再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中方的反应也是形式上应对，似乎不认为这句话有损中美相会的节日气氛，中国社交媒体，更是盛赞中美“双赢”，其实习近平在经济和技术上一无所获。
美国还有其他优势，地缘政治层面，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金融时报上指出，与中国相比，美国享有相当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东西两面临海，南北两个友好邻邦，而中国与大多数邻国都有领土争端。美国与中国不同，能源独立。人口状况也要好得多，这主要归功于移民。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王牌，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大脑”源源不断而来，然而，美国人最害怕的是技术竞争，他们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即使其目的已经改变，冷战时期制定的遏制政策仍有其残余。
法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巴维莱兹(Nicolas Baverez)在费加罗报“美国重新赢得对中国的优势地位”中指出，拜习会说到底进展有限，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改变，美中的竞争是全面的，是专制帝国与民主国家生死较量的一部分。中国既没有放弃数字极权主义，也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既没有放弃到2049年取代美国的愿望，也没有放弃建立后西方秩序的野心。美国正在对北京实施经济、技术和军事遏制战略，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唯一共识。
然而，旧金山的气氛已经改变，拜登把美国理性管控强国竞争的理念和他的议程强加于对方。面对正面对抗战略的失败，习近平则选择了战术性后退，试图说服美国商界领袖重新投资中国。这一事态转变反映出，在主导 21 世纪历史的两个巨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中，正在向有利于美国倾斜。
作者认为，习近平打赌东升西降，为自己过早地向美国发起攻势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通过他肆无忌惮的挑衅以及绝对权力的滥用，习唤醒了美国，制造了焦虑，调动了亚洲的力量来对抗它的强权举动，并使中国陷入停滞。作者也举出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人口出生率崩塌、经济增长从9.5%减至3%，大学毕业生三个中有一个失业，美国从中国进口自年初以来倒退24%……
当然，美国远远谈不上重回帝国的辉煌时代，阿片药物危机和公共卫生政策的缺失导致预期寿命下降，公共债务过高，川普推动和体现的社会分裂，以及民主价值观的破坏，都给美国带来沉重的打击。即便如此，美国的GDP现在已超过中国的一半，而五年前仅三分之一，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这使人们对经济和技术领导权不可避免地向中国转移产生了怀疑。美国的软实力重新获得了力量和吸引力。
作者认为，旧金山峰会是文明大碰撞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21 世纪不一定是中国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帝国既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民主国家一旦确定并实施长期战略，并表现出一贯性和耐心，就会占据上风。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民主政体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这完全取决于其公民的意愿及其领导人是否具有扭转这种局面的清醒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