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决定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但在选战升温之际，托莱多附近发生列车相撞事故，至少69人遇难。这场悲剧打乱了大选格局，暴露出西班牙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
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看似各有各的问题，但根本困境是相同的：福利国家再也负担不起，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率低，债务过重。托尔斯泰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这四个国家不过是同一个失败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欧盟众多领导人中，桑切斯显得格外突出。他是欧洲老派社会主义者中最后的杰出代表。在他周围的欧洲议会社会民主党团里，全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中间派。
这种相似并非巧合。德裔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曾把20世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左翼赢得了观念之战，但因此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英国是异类：玛格丽特·撒切尔让保守党背离了欧洲大陆的这种共识。
那种共识始于一批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奥地利的布鲁诺·克赖斯基、德国的维利·勃兰特、瑞典的奥洛夫·帕尔梅、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下一代中左翼领袖托尼·布莱尔和格哈德·施罗德都曾成功执政，也都最终声名狼藉。
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在一众平庸的同侪中，桑切斯还能被识别出来。他敢于与大国对抗：就伊朗问题挑战特朗普，就加沙问题挑战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西班牙是「没救的烂摊子」和北约内糟糕的伙伴，内塔尼亚胡指责桑切斯支持恐怖主义。尽管反对他的社会主义政策，但与那些冷漠的「共识型」政客相比，桑切斯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10月，桑切斯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三年前的上次选举，他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势获胜，竞选主题是捍卫福利国家。这一次情况不同。他已执政八年，而欧洲各地的舆论都在反对现任者。
住房危机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一个象征性时刻是，一位87岁的老妇人被驱离出她在马德里住了70年的家，整个过程通过直播进行。她不久后去世。这给了桑切斯一个攻击反对派的理由——对方否决了他的紧急住房措施——也是一个动员支持者的议题。
但列车事故改变了一切。事故发生在托莱多附近，至少69人遇难。西班牙《国家报》称这是「改写选战的悲剧」。事故后各党派暂停竞选活动。
桑切斯政府最初把事故归咎于人为失误，但随后浮出水面的真相更为阴暗。从铁路公司控制中心泄露的录音显示这是一连串系统失灵：列车运行和速度监控系统瘫痪，基于过时GSM-R电信标准的铁路通信出现故障，还有线路电压下降的报告。该系统甚至可能无法探测列车在轨道上的位置。这暴露了西班牙铁路系统陈旧不堪的现状。
历史提供了警示。2004年，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发生爆炸，193人丧生。当时的中右翼政府立即将责任推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但这个说法几乎立刻被戳穿——爆炸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伙所为。那届政府因为隐瞒真相而输掉大选。这表明，重大灾难之所以能改变选举结果，是因为背后存在深层的不满。
欧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网络之一，曾是公共部门的骄傲，但在马克龙任期间投资枯竭。德国火车曾以准点著称，如今却拥有欧洲最不可靠的铁路系统之一。多特蒙德火车站尤为典型——广播频繁为列车取消或晚点道歉。许多欧洲人的日常现实就是运转失灵的公共交通。
桑切斯让人想起施罗德。两人政见相左，但都是敢于押注的政治赌徒，都曾从被预言的失败中意外翻盘。但施罗德的好运在2005年耗尽。如今同样的事似乎正要在桑切斯身上重演。
如果桑切斯败选，历史会如何记忆他？成功的政治家往往被同时代人敬仰，但卸任后通常遭人唾弃——布莱尔和施罗德就是例证。桑切斯很可能步其后尘。历史只会关注他的遗产，而这份评价恐怕不会太好听。这也适用于其他欧洲领导人。
欧洲各国虽然困难各异，但症结相同：都没有对国内基础设施和安全进行充分投资，也都听任自己过度依赖他人。西班牙外交政策上的强硬立场本可更有底气，前提是该国没有违背与北约的协议而削减防务开支。
西班牙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根源。该国在科技投资上几无历史积累——最后一个西班牙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还是在1906年。这对西班牙未必是坏事，因为没有拖后腿的旧工业包袱。理论上，西班牙平原阳光充沛、成本低廉，完全可以成为像得克萨斯州那样的现代经济热点。
但现实并非如此。得州已成为AI投资热点，特别是数据中心建设。西班牙虽然开始吸引投资，但规模远不及得州。仅今年一年，得州预计获得的投资就相当于西班牙2025到2030年预计投资总额的全部。没人会把西班牙缺乏科学成就的历史归咎于桑切斯，但AI本是垂手可得的果实，却几乎无人采摘。
西班牙也有值得认可的成就。男足和女足的成功提升了国家声望。桑切斯是自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以来辨识度最高的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的经济增长看起来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好，除非你仔细查看，会发现那主要靠的是移民。
再看深一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过是同一个底层故事的不同版本。这个世纪，已不再属于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