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下午6时，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消息：前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已被纳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框架，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纪委发布官员案件通报时，存在一套既定的规则。对于仍在任的官员，通常以现任职务标识；而对已离职的官员，多是采用最后一个岗位作为身份界定。
具体案例佐证了这一惯例。王晓东的落马通报采用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定位；易炼红被官宣落马时，标注为「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绍骋的通报中则用「十四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来标识。这些人物虽曾担任过省级党政要职，但官方通报时却一律省略了这些身份。
黄奇帆的情况却打破了这个套路。按照常规，他应该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出现在通报中，因为这是他离任后所任的职位。令人意外的是，官方这一次选择了「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作为其身份说明。
许多读者询问及此，我坦言也很困惑，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与黄奇帆的直接接触发生在2012年的3月。时至今日，电脑的存储空间里仍然留有数张相关照片。
那是3月的一个夜晚，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我与两名同事齐聚黄奇帆的房间，进行了一场历时接近3小时的深入对话。
坦诚地说，最初对这次采访并未抱有太高期待。重庆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当敏感，黄奇帆接受媒体采访的概率似乎不大，然而我仍然决定碰碰运气。
在重庆代表团驻地，我利用白天时间旁听他们的会议，并留意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细节。其中最为有趣的是，黄奇帆多次在会场撕毁他浏览过的各类文件和资料。这一行为激起了我的探究欲。每当他散会离场后，我便急忙上前收拾他丢弃的纸片。
整理这些碎片后，我发现其中包括了重庆市工商部门提交给他的两份报告摘要，内容涉及赴渝外资动态和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另外还有他在便签纸上信笔记录的会议要点。
为争取直接接近黄奇帆的机会，我在代表团下榻酒店的大堂埋伏了数晚。终于，在某个夜晚，黄奇帆回到酒店，我趋前向他阐述了采访的想法。
他接纳了我递上的名片，审视片刻后说道：贵报另有两位记者也提交了采访请求，届时我们可以一同进行。
得到这个回应，我立即向负责编辑汇报。编辑部核实后确认，经济部的两位同事确实也在准备这次采访。经过沟通，报社最终确定三路人马联合实施这一采访，共同策划采访框架。
我事先筹备了一系列问题，重点集中在重庆扫黑和王立军赴蓉等政治敏感议题。后经与经济部两同事的采访问卷整合，形成了一份涵盖政治与经济双重维度的综合提纲。
当晚，在其秘书的引领下，我们步入了黄奇帆的办公室。进门时黄奇帆尚未现身，利用这个间隙，我打量了一番房间格局。恰巧，办公桌面上放着一份数日后重庆代表团举办开放日时的记者提问清单，详细列明了每位提问者的具体问题。
这一发现派上了大用场。几天后，正是凭借这份名单信息，我得以突破限制，进入了那场本来并未向普通记者敞开大门的开放日新闻发布会。详细经过已在之前的著作《重庆往事》中有所记述，此处便不再赘言。
片刻之后，黄奇帆步入房间。他落座后，逐一向我们三人了解了各自的基本背景。
寒暄几句后，他话锋一转，问道：各位今日打算与我讨论什么话题？
本来我们的计划是依照提前设定的采访提纲进行提问。却不料，经济部的一位同事别出心裁地说道：我们更想听黄市长主动分享他想跟我们说的内容。
此言一出，黄奇帆便打开了话匣子。他娓娓道来重庆经济发展的种种举措，以及吸引外资进驻的具体路径等内容。言辞生动，滔滔不绝。
作为政治新闻的采编者，我在倾听之余感到焦虑。重庆经济建设无疑有其看点，可对于我而言，前不久这片区域发生的政治事件才是核心关切。
眼见时间悄然溜走，我只能多次插话，强行引入关于王立军的提问。黄奇帆阐述了自己如何赴成都追捕王立军等情节后，转向我说了一句：请别打乱我的思路。这句话让我感到尴尬，再也不敢贸然打岔，只得耐心倾听他对自己重庆「经济成就」的回忆。
黄奇帆的方言口音倒是别有韵味。「逻辑」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像「罗弃」一般。
当黄奇帆谈及重庆的经济状况时，他无需借助任何纸质资料，就能脱口而出众多具体数字。我承认，事后我并未逐一验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但在当时的现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对重庆经济数据的深刻掌握程度，信心十足，信手拈来。
采访告一段落，黄奇帆主动提议留下合影纪念。
当时我对与受访者合影心存顾虑，更不会主动开口请求合影，无论对象是艺人还是政界人士。因此，当黄奇帆提及合影时，我自告奋勇地表示由我来拍照。拍摄完成后，他反而建议我也加入合影，秘书随之为我们拍摄了数张集体照。
采访后不久，报社的一位新闻部领导莅临酒店慰问正在两会现场采访的记者们。在交谈中，我向他表述了自己关于与受访人合影的一些疑虑。
这位领导的开导让我茅塞顿开。他说道，既然有机会合影，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影像资料的保存往往能比单纯的记忆更加清晰和持久。对于时政记者尤其如此——许多当下无法见诸笔端的事件，他日若获得发表许可，手中的照片便会成为最有力的佐证。
这番话消释了我的顾虑。此后，只要受访者主动提起合影，我多数会欣然同意。当然，我自己一般不会率先提议。
时光进入2012年的年末。距离黄奇帆采访已过半年，我在重庆对时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何挺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次谈话延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他未曾提及合影，我也没有主动开口。
返回酒店的途中，同行的公安局宣传工作人员问起我是否与何挺合过影。我如实回答没有。他表示好奇，追问我为何没有提出合影。我笑着回应：不太好意思主动开口啊。
时至今日，我在授课时会在幻灯片中放入与受访者的合影，每次看到这些照片，都能唤起那时采访现场的种种细节回忆。确实，这些照片的价值不容小觑。
在采访黄奇帆的那段时间，我还逐一接触了当时的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以及黄奇帆的前任市长王鸿举，双方都进行了简短沟通。与这两位的谈话成果最终都以公开形式刊登发表，唯独黄奇帆的采访稿，最后没有见诸任何刊物。
黄奇帆采访刚结束不久，报社下发了禁发指示。由此，我没有动笔成文，而经济部的两位同事虽然呈交了稿件，但也遭遇了未刊的命运。
自那以后，眼看着黄奇帆在重庆政坛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我与他之间再无任何接触。如此光景延续至今，直到这一刻，我看到了他落马的新闻。
2026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