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图为英美澳联合研发、由BAE系统公司与澳洲ASC船厂联手打造的核潜艇概念设计图。© Photo: Business Wire
华盛顿的海洋困局
在涉华国际版的报道中,《回声报》评论家马尔尚(Stéphane Marchand)以地缘政治的深度撰文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北京加速推进海军力量现代化之时,华盛顿在舰船制造领域的竞争力正在衰退。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潜艇战争领域仍保持着难以撼动的技术领先地位。
文章开篇即抛出一个尖锐问题:美国的弹药库会告罄吗?这在过去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自伊朗战事爆发已满三个月的六月初起,华盛顿就陷入了关于高端弹药储备是否充分的激烈政治辩论。作为美国智库代表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曾试图平息此类担忧,声称「美国拥有应对伊朗各种合理冲突场景的充足弹药」。但同一机构也坦诚指出,若爆发涉及台湾地区的太平洋西部冲突,美国确实会面临一段「防御脆弱期」。
正如东欧诸国面对莫斯科施压、波斯湾各国应对德黑兰威胁一样,亚太地区国家同样在美国的防卫承诺上发现了隐患。日本、韩国、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正在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策略,而「奥库斯」框架内接连发生的变故更是给它们敲响了警钟。
回溯2021年,堪培拉政府突然撤销与巴黎的潜艇订单(原计划采购12艘常规动力潜艇),转而加盟由澳、英、美三国组成的「奥库斯」军事同盟。其代价是华盛顿允诺在本世纪30年代向澳大利亚交付三艘已役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承诺于2040年后为其建造SSN-Aukus这一新型潜艇平台。
从文件承诺的角度看,加上珀斯斯特灵基地的庞大建设投入,这份协议似乎体现了一个针对北京的英语系国家联盟。不少战略评论家甚至将其定位为美国在太平洋西部力量投送的新支撑点。但无论华盛顿对华制衡的决心如何坚定,都必然受制于客观现实的制约。
国会研究部门的分析指向一个核心难题:虽然美国潜艇在技术水平上居于全球前列,但其产业链在技工储备与供应商分布方面都显露出结构问题,这直接压低了制造效率。这意味着:倘若美国真的向澳洲交付所承诺的弗吉尼亚级潜艇,整个美国海军将在长期内——至少二十年——面临攻击型潜艇的供应危机。
扭转工业衰退
在水面战舰领域,美国工业衰退的迹象尤为显著。去年八月中旬,白宫内部文件指出了「产业基础萎缩」「承包商队伍缩小」「工程进度拖沓」与「造价飙升」等问题。根据美国海军部的统计核算,北京的造船产能竟超过华盛顿的232倍!展望2035年的舰队规模预估:中国方面将拥有战舰475艘,而美方仅为305至317艘。
美国本土工业结构的修复似乎已经为时过晚。基于这一认识,华盛顿在七月下旬推出了一项突破性举措,与韩国签署了规模达1500亿美元的「海事伙伴关系」:韩国的现代重工、韩华海洋、三星重工等造船企业将承担为美方建造军舰的任务。这样的选择并非无的放矢,因为首尔的造船厂早已为美国的若干亚太盟友(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海军提供过舰艇。
立法障碍
然而此刻的现实难题浮现出来:美国法律框架对此设置了诸多限制。其中1991年制定的伯恩斯-托莱夫森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军向海外承包商(包括友邦造船企业)采购军舰,也不允许在国外制造舰身与上层建筑的关键构件。此外《琼斯法案》施加在商业船舶上的约束同样严格。据报道,国会已在着手研究如何化解这类法律框架的方案。
虽然工业竞争力在相对衰退,但倘若战争今日爆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尚未完全失衡。中方确实拥有数量优势的舰艇编队和威力巨大的反舰武器系统,然而在舰队总吨位上,美方依旧保持领先。尤其在核动力航母方面,美国拥有的数量(11艘)大幅超越中国(3艘),虽然北京的追赶势头十分迅猛。
值得注意的是,在潜艇领域,美国通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建立起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美国潜艇在隐身性能、声纳探测与火力投送上的能力堪称当世一绝。美中两国的差异仅在于其应用场景的差异——倘若冲突局限于沿岸地带(这恰好是北京重点准备的方向),这种优势的发挥余地相比大洋战争会大幅缩小。中国海军的战略重心已明确指向「第一岛链」内部空间,涵盖台湾海域及菲律宾周边地区。
这篇评论的逻辑终点是:美国的亚太盟友现在唯有寄希望于潜在冲突能够按照对美有利的方式快速展开。否则,战事可能从初期的兵器竞赛演变为长期的生产动员竞争,届时哪一方能够提供更充分的后勤保障与维修支援,谁就掌握了战争的天平。即便美国国防开支增长幅度达百分之二十五(2027年预算目标为1.5万亿美元),也难以在短期内重振那个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衰落、被长期忽视的海军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