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诺奖背后的科学传奇:理由看似有误,人选却恰如其分

诺贝尔奖的百年历程中,时而因颁奖理由不够周密或认知存在偏差,而上演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这从某个角度恰恰说明,科学之路向来充满迂回曲折,也往往暗含着出人意料的戏剧转折。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1938年所获的诺贝尔奖,就是最典型的一则范例。

获奖证书上写的理由是「证实了中子照射可生成新放射性物质,及发现低速中子引起的核反应」。费米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演讲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自己已经识别出了超铀元素。谁料仅隔一月之久,来自柏林的另一个研究小组便以论文形式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所谓新发现的元素实际上并非超铀系列,而是钡。由此,费米的实验结果随之被重新诠释为核裂变现象。然而物理学学界却并未因此而否定这份殊荣,普遍看法是费米的奖项当之无愧,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获奖理由的前半段——「低速中子触发的核反应」——为当代反应堆技术与原子能应用建立了理论基础。加上费米本身在核物理领域的卓越地位,他当然有资格获得这项全球最高科学荣誉。

1938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金碧辉煌。仅仅三十七岁的意大利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1858—1950)手中接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章与证书。奖状的措词高度赞扬了他「在用中子轰击物质时,阐明了新的放射性物质的产生,以及阐明了低速中子催生的核反应」[1]。

事情的戏剧转变,发生在费米领奖的那个月份。在德国柏林的一处科研机构中,两位从事化学研究的科学家向《自然》期刊递交了一份学术论文。这份论文的出现,将诺贝尔评委会推向了尴尬的漩涡——费米在领奖台上言辞凿凿宣布发现的那些「新物质」,根本就不存在[2]。

中子的力量

1919年这一年,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用α粒子去轰击氮气原子核,成功地把氮转化为了氧。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人们通过人工手段改变了元素的本质。此后,利用微观粒子作为「枪弹」去射击原子核的做法,成为了核物理研究的标准方法[3]。

到了1932年,科学家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1891—1974)通过α粒子对铍靶的轰击试验,根据实验数据反推出了一种新粒子——中子。相较α粒子而言,中子不携带电荷,因而无需克服库仑引斥力,能够更轻易地穿透进原子核内部并发生反应,其有效概率远远更高。费米立刻认识到:中子正是理想的「轰炸弹」。

费米自己组装了一个氡—铍中子源。这个装置很简洁:一只玻璃小泡,装着镭-226与铍粉末,镭释放的α粒子源源不断地撞击铍,就连续不断地产生中子。根据费米后来的演讲记录,当放射强度达到800毫库仑时,这个小球体每秒可释出约2000万枚中子——产出量虽不如回旋加速器那般强劲,但胜在小巧便携、工作稳定、操作简便[4]。

以此装置为基础,费米带领着手下的一群年轻学者——塞格雷(Emilio Segrè, 1905—1989)、阿马尔迪(Edoardo Amaldi, 1908—1989)、拉塞蒂(Franco Rasetti, 1901—2001)、蓬泰科尔沃(Bruno Pontecorvo, 1913—1993)以及达戈斯蒂诺(Oscar D’Agostino,1901—1975)等——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最轻元素开始,逐个用中子去照射[5, 6]。当时这些科研人员多数才二十出头,他们的实验室位于罗马大学的物理研究机构,那条街道叫帕尼斯贝尔纳路,因此他们获得了一个别称——「帕尼斯贝尔纳街的少年们」(Via Panisperna boys)。

一次发错的诺奖,却给对了人

图1 帕尼斯贝尔纳路男孩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达戈斯蒂诺、塞格雷、阿马尔迪、拉塞蒂、费米。丨图源:维基百科

在他们检测的六十多种物质中,有三十七种被中子激活而产生放射性。他们还总结归纳出了三类不同的反应模式:粒子从核中被打出、质子从核中被打出、以及中子被原子核直接捕获。以铝为例,单一的铝-27同位体在轰击后会同时发生上述三种反应,分别生成半衰期为十五小时的钠-24、持续十分钟的镁-27以及维持两三分钟的铝-28。因为短寿命的产物难以缓慢分析,必须在一分钟以内快速完成化学分离的工作。在短暂的数月间,大批新的放射性同位体陆续问世,费米因此跻身世界核物理领域的杰出人物行列。

速度缓慢的中子带来的惊喜

1934年十月,一件出乎预料的现象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在木制桌面上做测试,获得的辐射强度竟然超过了在大理石桌面上的数据。费米一时产生了灵感,在中子源和银片之间置入一块石蜡,测试结果显示放射强度激增了十倍以上。在其他研究者茫然若失之际,费米很快便悟出了内在的规律。

症结之处在于中子运动的速率。中子与质子的质量大体相当,就像两个台球迎面相撞一样,中子一次碰撞就能将大部分运动能传递给质子。石蜡是一种富氢物质(氢核其实就是单个质子)。中子在石蜡内经过约二十次的碰撞,其能量就会从百万电子伏特级别(MeV数量级)衰减到与室温下分子运动相匹配的「热中子」状态(约0.025eV)。这些「减速」后的中子在原子核周围的停留时间变长了,被核俘获的可能性随之增加数百倍乃至数千倍。用当代科学术语来说,大多数核素对中子的俘获效率与中子速度呈反比例[7]。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概念,「慢中子」是一个宽泛的通称,能量低于0.5eV的中子都被划归为慢中子;相比之下,「热中子」则是其中的一个专门分类,指的是中子与所处环境达到热平衡状态时的状态。室温条件下,中子能量约为0.025eV。因此可以说,所有热中子都属于慢中子的范畴,而慢中子还包含了尚未充分达到热平衡的其他低速中子。

费米的研究小组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把中子发生器安置在一个快速旋转的轮盘的边缘上,轮盘边上对等间隔地放置两只相同的感应器,分别位于前后位置。轮盘静止时,两个探测器的激活程度相同;启动高速旋转后,处于后侧的感应器的活性明显增强。据此可以推算,中子在石蜡中需要耗费大约万分之一秒的时间才能减速。

大约数月之后,英国科学家穆恩(Philip B. Moon, 1907—1994)和蒂尔曼(J. R. Tillman)把石蜡冷却到液化空气的温度,观察到激活强度会随温度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中子确实已经减慢到了热运动的程度。随后费米和阿马尔迪展开了针对各元素吸收性能的系统测量,发现每一种元素都呈现独特的吸收特征。镉这种元素的吸收特性恰好与热中子能量范围相符,因此一片薄薄的镉片就能够把热中子从混合的射线中筛选出来,对于速度快的中子几乎是完全透明的。

这些异常的吸收特征现象,很快被科学家们给出了解释。玻尔(Niels Bohr, 1885—1962)联合布雷特(Gregory Breit, 1899—1981)、维格纳(Eugene Wigner, 1902—1995)等分别独立地提出假说,认为低速中子会与「复合核」(轰击前的原子核加上吸收的中子)内的某个虚态能级发生共鸣效应;玻尔进一步阐释道,中子渗入原子核以后其能量会被众多核子分担,处于高激发的能态密度非常之大,低速中子几乎总是能够与某个能级发生相互作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玻尔为了说明低速中子现象而建立的核物理模型,之后竟成了阐释核裂变的微观理论基础。

铀是当时已知的最重的化学元素(原子序数92)。当用中子去轰击铀时,费米小组检测到至少四类新的β衰变放射性,其半衰期分别为十秒、四十秒、十三分钟和九十分钟[6]。

他们采用了锰盐作为载体,通过共沉淀法进行了深入的放射化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新的放射性物质在化学属性上与铼元素族群相近——依照既有的周期表排列,93号位置原本应该被命名为「类铼」的新元素。接着他们逐一开展了载体排除的实验步骤。

费米在其获奖演讲中给出的结论是:这些新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既不是铀本身的同位体,也不属于从86号到92号之间任何较轻元素的同位体」。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之下,仅有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铀核在吸收中子后经过β衰变,演变成为原子序数为93和94的「超铀元素」。因此费米向《自然》期刊递交了报告[5],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时,他甚至直接用「奥斯」(Ausenium)与「赫斯」(Hesperium)这两个新名字来称呼这两种「新发现的元素」。

与此同时,来自德国的化学工作者哈恩(Otto Hahn,1879—1968)及奥地利的物理学者迈特纳(Lise Meitner, 1878—1968)也在开展类似的研究。其中哈恩负责化学方面的工作,迈特纳负责核过程的理论解释。后来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 1902—1980)加入了这个团队[8],他们一路深入调查,甚至「发现」了96号的元素(从现代观点看,整个学科在走向错误的方向,渐行渐远)。

当时科学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接纳了这个错误的结论。唯有德国女化学家伊达·诺达克(Ida Noddack,1896—1978)提出了异议。早在1934年她就曾指出,费米的结论忽视了另一种可能:并非中子与铀核结合形成更重的原子,而是中子的撞击使铀核裂成了许多更轻的碎片[9]。由于她无法解释为什么核会分裂成数个碎片的机理,她的质疑很快就被忽视了。连诺达克她自己,也没有再沿着这个思路深入探索。

真实的图景浮出水面

1938年的秋季,巴黎的伊蕾娜·居里(Irène Curie, 1897—1956)以及萨维奇(Pavle Savić, 1909—1994)公开发表了关于半衰期三点五小时的某种物质的研究,该物质在化学性状上与镧相近[10]。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决定彻底搞清这个问题。他们以钡作为载体进行了分级结晶的操作,期望能够将「镭的同位体」分离出来,不料怎么都分不开,最后发现放射活性实际上存在于钡里面。这个发现让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对钡元素的放射性特征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1938年十二月,恰好在费米领受诺奖前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重复做了多次实验并最终确认得出结论:费米所做的用中子轰击铀的试验中,产生的物质里包含了钡。钡的原子序数仅为56,质量数仅略超过铀的一半。据此,他们推断出中子的碰撞并没有导致铀产生了更重的核,而是把铀分裂成了两个质量相近的核素。

以现在的科学理解,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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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那个时代,哈恩两人对其中的内在机理也并未彻底理解,他们唯一能够确定的现象是产物中出现了大量的放射性钡。

真正阐明其中机理的工作来自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1938年七月,原来与哈恩关系密切的迈特纳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被迫离开德国,逃亡到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物理研究所。在那个地方,她只好通过书信来为哈恩的工作继续献计献策[8]。

1938年十二月,哈恩写了一封信寄给了迈特纳,信上描述了用低速中子去轰击铀核后会产生钡元素的现象,迈特纳同样困惑不解。

1938年的圣诞假期间,在哥本哈根研究室工作的弗里希(Otto Frisch,1904—1979)前往拜访迈特纳。弗里希是迈特纳的外甥,两人在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镇碰面,就哈恩那封信的内容展开了讨论。最初,两人都没能摆脱β衰变理论框架的束缚,认为「单靠一个中子就敲掉近一百个粒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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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白雪皑皑的田野漫步谈论,最终决定尝试采用液滴模型[liquid drop model;这个模型最初是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在1928年提出的,后来经过玻尔改进发展成为复合核理论(compound nucleus theory)]进行数学演算。他们就地停在了一个树桩旁边,开始进行计算。

Liquid drop模型的含义很直白,就是把原子核的行为看作一个经典的液体滴。对于这样的重核液滴,表面张力力图保持其球形,但正电荷间的库仑斥力却想要把它撕裂。铀核恰好处在不稳定的临界状态,中子轻轻地一碰,它就震荡起来、拉长开,最终断裂成两截。

多年以后,弗里希在回忆中提到,迈特纳当时在纸上画了一个虚线围成的圆圈,问道「会不会是这样?」[11]思路豁然开朗,受到激发的铀核碎片,因为都带着正电荷,相互之间会产生巨大的静电斥力推动它们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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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弗里希据回忆画的最早描述裂变的图。 丨图源:文献[11]

在中子轰击铀的反应中还释放了200MeV的巨大能量,迈特纳计算了两个子核的质量加起来,比起原本的铀核要少了大约五分之一个质子质量(质子质量为938MeV/c²),代入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后恰好等于200MeV,这与实测数据的吻合程度令人惊讶。

圣诞晚宴过后,弗里希返回了哥本哈根,两人通过长途电话(当时国际电话的费用贵得离谱)完成了论文的修改。论文发表前夕,弗里希向一位名叫威廉·阿诺德(William A. Arnold, 1904—2001)的美籍生物学研究者请教了细胞分裂的学术术语,阿诺德告诉他英文是「binary fission」(二分裂)。于是弗里希把这个新发现的核反应现象命名为「核裂变」(fission),这篇论文于1939年二月十一日发表在《自然》期刊上,自此「核裂变」这一术语正式进入了物理学领域[12]。

关于费米何时获悉裂变发现的趣事,还有一段有意思的轶闻。前文提过弗里希当时在玻尔研究所任职,他察觉到自己和迈特纳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玻尔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弗里希就拦住了玻尔给他做了汇报。

弗里希只花了不足半分钟就讲完了重点,玻尔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脑门:「哎呀,我们早就应该想到!事情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在穿越大西洋的九天海程中,玻尔和船上的同行罗森菲尔德(Léon Rosenfeld,1904—1974)一道,把核裂变的理论解释完善得更加周密。

1939年一月十六日,玻尔所乘坐的轮船抵达了纽约港。提前两周到美国的费米亲自到码头迎接。翌日,玻尔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要找费米,走进某间实验室,反而遇见了一个叫安德森(Herbert L. Anderson,1914—1988)的年轻人。玻尔对这位年轻人并不认识,脑子却装满了裂变的理论内容,一把按住安德森的肩膀,用很低的声音把中子撞击铀核并分开成两半、释放能量的整套理论讲述了一遍,之后拂袖而去。

安德森看到玻尔讲了这么多,赶紧冲到费米的办公室去,想汇报玻尔来过的事——结果发现费米好像已经听到了风声,随即走到黑板前一边写一边讲解。根据安德森后来的记述,费米讲得比玻尔生动得多。安德森听完后的第一感受,和大多数研究生一样,就是「也许我能用这个做毕业论文」。从安德森的追忆可以看出,费米在码头迎接玻尔的那一天,两人应该已经进行过关于裂变的深度交流。

因此在诺奖获奖演讲稿的公开出版版本中,费米特意添加了一则注脚说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轰击铀的产物中发现了钡——这说明铀在此反应过程中分裂成了两个大致相等的块体——这使我们必须重新检视所有关于超铀元素的论断,因为其中许多可能被证实不过是铀分裂的产物。」诺贝尔奖漫长历史上的这起著名乌龙事件,就这样由当事人自己亲手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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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费米在诺贝尔奖演讲词添加的脚注。 丨图源:文献[14]

回顾整个事件过程,真相显得相当富有戏剧色彩。费米所测得的那些身份不明的放射性物质,根本就不是什么超铀元素,而是形形色色的核裂变碎片。他本人其实早就亲手完成了最初的核裂变反应,只是误以为是「新元素」的产生。此后的人生中,费米更是与核裂变反应结下了不解之缘。

奖项理由失准,但人选无误

这场乌龙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费米的命运,从另一种角度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1938年的时候,意大利当局公布了种族方面的法令,费米妻子劳拉(Laura Fermi,1907—1977)具有犹太人身份,费米巧妙地利用领奖这个机会,将全家人从意大利带离,从瑞典直接乘船前往纽约,从此一去不返[13]。假若那份写有「错误理由」的获奖通知的到来晚了一年,这次举家远迁的机遇也许就不会这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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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费米和家人在去往美国的船上,右一为费米。丨图源:维基百科

认识不清核裂变原理的费米,很快摇身一变成了能够「驾驭」核裂变的科学家。从1939年一月起,经由玻尔传来的裂变发现消息抵达了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同事们迅速完成了对铀裂变的验证[14];到了1942年十二月二日,经费米主导建造的人类第一座链式反应堆——芝加哥一号堆,实现了正式启动,原子能时代自此拉开帷幕。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也开始参与那个名震天下的曼哈顿工程,那就是世人更为广泛知晓的故事了。

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哈恩(由于战争因素,正式宣布被推迟到1945年),为核裂变这一发现的学术归属正名了;而真正理解并阐释了核裂变图像的迈特纳,却终身未能获得诺奖,这成为了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憾事(她的经历与物理学家吴健雄的遭遇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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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迈特纳(左)和哈恩(右)在实验室。丨图源:atomicarchive.com

细细想来,费米获此殊荣实在是实至名归。颁奖词所述的低速中子效应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发现,何况他还拥有一长列诺奖级别的科研成果,譬如费米—狄拉克统计理论、β衰变理论等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科学史研究者们常常会开玩笑说:1938年那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的理由的确出了问题,然而被选中的人选却完全准确。

而且,费米本人最初设想的研究方向其实并无根本性的缺陷。铀-238这种核素确实会捕获中子变成铀-239,再通过两次β衰变蜕变成原子序数94的元素——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条反应途径的讯号相当微弱,被大量的核裂变副产品的强放射性所掩盖,按照那个时代的仪器精度根本不可能分辨出来。1940年的时候,麦克米伦(Edwin McMillan,1907—1991)和阿贝尔森(Philip Abelson,1913—2004)按照费米的思路找到了真正的93号元素镎[15];其后西博格(Glenn Seaborg,1912—1999)的研究团队又合成了94号元素钚。

科学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不断自我纠正的过程,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永远正确的期许,唯一的承诺就是:谬误终将现身,真理终将显露。

参考文献

[1]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38 — Award Ceremony Speech, NobelPrize.org.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38/summary/

[2] O. Hahn, F. Strassmann, “Über den Nachweis und das Verhalten der bei der Bestrahlung des Urans mittels Neutronen entstehenden Erdalkalimetalle”, Naturwissenschaften 27, 11-15 (1939). https://doi.org/10.1007/BF01488241

[3] E. Rutherford, “Collision of α particles with light atoms. IV. An anomalous effect in nitrogen”, Phil. Mag. 37, 581-587(1919). https://cds.cern.ch/record/262759

[4] E. Fermi,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produced by neutron bombardment” (Nobel Lecture, Dec. 12, 1938), NobelPrize.org.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38/fermi/lecture/

[5] E. Fermi, “Possible production of elements of atomic number higher than 92”, Nature 133, 898-899 (193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133898a0

[6] E. Fermi, E. Amaldi, O. D’Agostino, F. Rasetti, E. Segre,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produced by neutron bombardment”, Proc. R. Soc. Lond. A 146, 483-500 (1934).

[7] E. Amaldi, O. D’Agostino, E. Fermi, B. Pontecorvo, F. Rasetti, E. Segre,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 produced by neutron bombardment—II”, Proc. R. Soc. Lond. A 149, 522-558 (1935).

[8] A. Chodos, “December 1938: Discovery of Nuclear Fission” (This Month in Physics History), APS News, Dec. 2007. https://www.aps.org/apsnews/2007/12/december-1938-discovery-of-nuclear-fission

[9] I. Noddack, “Über das Element 93”, Angew. Chem. 47, 653-655 (1934). https://ui.adsabs.harvard.edu/abs/1934AngCh..47..653N

[10] I. Curie and P. Savitch, “Sur les radioéléments formés dans l’uranium irradié par les neutrons. II”, 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9(9), 355-359 (1938).https://doi.org/10.1051/jphysrad:0193800909035500

[11] AIP Center for History of Physics, “The Discovery of Fission” (Moments of Discovery exhibit), history.aip.org. https://history.aip.org/exhibits/mod/fission/fission1/fission.pdf

[12] L. Meitner, O. R. Frisch, “Disintegration of uranium by neutrons: a new type of nuclear reaction”, Nature 143, 239-240 (193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143239a0

[13] E. Segre, Enrico Fermi, Physici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d=0QwSAQAAIAAJ

[14] H. L. Anderson, E. T. Booth, J. R. Dunning, E. Fermi, G. N. Glasoe, F. G. Slack, “The fission of uranium”, Phys. Rev. 55, 511-512 (1939). https://link.aps.org/doi/10.1103/PhysRev.55.511

[15] E. McMillan, P. H. Abelson, “Radioactive element 93”, Phys. Rev. 57, 1185-1186 (1940).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57.1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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