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全社会的生活保障不断得到提升。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住户月均可支配收入为3615元左右,全国中位数为3019元。进入2026年九月,一台崭新的iPhone14价格在2800-3000元之间,恰好等同于一位普通居民单月的薪资水平。对于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生(简称「困难学生」)而言,花掉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积蓄去购置这样的手机,值不值得?更进一步思考,这类学生究竟有无权利去追求「体面」与心理满足呢?

「虚荣驱使下的采购决定」
2024年夏天,李雨涵在一次起身的瞬间,世界开始旋转,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在地面上。医学诊断指向心律不齐,需要进行射频消融手术。虽然手术规模不大,但费用可观,医疗保险报销后仍需自行承担约17000元。「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亲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家里没钱」,但其实我也分不清他们到底财务状况如何」,她回忆说。她记得,在生病之前,父母刚开始改建他们在2015年就竣工的乡下自建房二楼。那阵子,母亲经常向她诉说家庭的「金钱短缺」。
李雨涵的母亲从事农务,父亲在54岁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从事重劳动,自2022年体况变差后便回乡务农。在家族中,李雨涵是第一个取得本科录取的。从蜿蜒的乡间小道来到现代都市,她第一次乘坐地铁,首次进入生鲜超市……每一个初体验都闪闪发光。
一年级的时候,李雨涵并未计划申报困难补助,家人还足以覆盖学杂费和日常支出,计算机设备则是她姐姐淘汰下来的旧本本,「必须接着电源,要不显示屏就会黑掉」。大一学年的奖学金到账时,她陷入了纠结——是去云南游玩还是换个苹果手机,最终倾向了后者。「这个奖金人人都可以争,并非困难生才能拿」,她强调。
康复回校后,家人并未减少她的生活经费,事态似乎步入正轨,可李雨涵心里清楚家庭的窘迫在加深。经过思想斗争,她最终决定提交困难生认定申请。最初她感到紧张,害怕被周围同学区别对待,但结果令她意外——舍友们的态度如常,「她们在乎的是你本人」。经过层层筛选,李雨涵获得了二档困难身份。
但困难补助还未到手,「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名单已公布,李雨涵在院系内三名获奖者之列。由于两项奖励无法同时领取,获得励志奖后,李雨涵汇给母亲两千块,随后因为筹备公务员考试,旧电脑已几乎无法使用,她又花了两千六来购置华为平板,「苹果产品价位太高,最少也得三千多」。
在李雨涵心中,苹果品牌似乎成了某种象征,她几乎执着地认为如果有能力,「必然会选择苹果」。她坦率地讲出最初购买iPhone的主要缘由正是虚荣,使用后她又发现自己确实喜好摄影创作,「苹果手机续航能力强,长期来看这笔投资合算。」经过这番分析,她的自责感消散了。
回顾自己在校期间的高额消费,李雨涵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购置苹果产品最初驱动力是虚荣,使用时难免有所忐忑;购置平板电脑则是公考复习的真实需求,没什么不合理,但她认为假如选择同等价位的苹果iPad,内疚感也许还是会存在。
她明白,被评定为困难生意味着自己的每笔开销都可能被审视,但学校的认定过程她认为相对公正,仅有一点美中不足——「学校不妨把成绩纳入考虑」。据她了解,某位被定为「极度困难」的男同学经常缺课,用的手机也是苹果品牌。
具有了苹果手机与华为平板之后,某些心理渴望也在滋长。现在,李雨涵给自己立下新目标:祛除脸部的雀斑。升入二年级后,李雨涵开始兼职辅导,每次课酬120块,周一到周四均有课时。她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足够的资金用于「祛斑」,「从初中到高中我都因此自卑。在阳光下看显得特别明显」。

「困难认定中的全员通过现象」
申请之前,李雨涵曾向身边同学咨询关于自己是否「够困难」的问题,她惧怕挤占那些真正急需这笔钱的人。不过在递交材料时,她瞥到邻近申报者的信息:这位同学的家庭人均月入仅百余元。可她对这位同学的理解是,「电脑配置顶级,热衷角色扮演,也在用苹果产品」。讽刺的是,这位同学的申报最终通过了。
困难补助竟然这般容易获批?
这个认定程序究竟涉及哪几个流程?
记者的调查表明,现阶段高等院校的困难补助评审大体分为四个步骤。参照《广东省困难生认定实施细则》的规范,各校在新学期伊始,年级组评议委员会会初步判定申请人的资格。评议队伍由班级负责人、班干部代表、学生代表等构成,不少于十人。认定后报给院系评议团队进行核实、校级评议团队复验,最后交由学校资助工作最高决策机制批准。
在现实操作层面,若无特殊情况,通常只要提交了困难申报,评议基本都会同意,只是最终的困难等级会有差异,亦即资助总额多寡的问题。到了二年级,徐彦突然被列为民主评议的参与者,这时她才惊讶地发现,除自己以外全舍室都已报名。她依稀记得一年前仅有半数人参与申报,如今,早前申请过的室友在劝说其他人,「反正能拿为什么不拿」。了解真相后徐彦沮丧了多日,甚至有反胃的感受,「真正困难的学生才是应该获得帮助的」。
在宿舍内的互动中,舍友关系都很不错,这就更让她惊诧于大家为什么都选择申报。事实摆在眼前,这些舍友似乎根本无需这笔款项:每个人配备苹果机,有的舍友前年才刚买iPhone 17 Pro Max(2025年基础款官价约十万块),取得资助没多久就又置办了相机。评议结束后,她甚至和某个AI助手讨论了数次这件事,「想听听不同角度的看法」。
作为宿舍内仅有的非申报者,徐彦被迫参加民主评议,事先知悉的申报舍友们出于人情关系,督促她予以通过。徐彦的班级约百人,申报困难补助的至少六十个,结果全部获批。她随后询问了班级辅导员,得知「评议中无人反对就视为同意,差别只在补助额度」。此事以后,徐彦对整个补助评审机制失去了希望。
徐彦的观点是,困难生可以进行适度的消遣支出,但不应将资金挥霍在纯享乐项目上。「大的消费项目来说,不应该涉及苹果系列产品。」她知道这样的标准也许显得武断,但她始终坚持,「苹果价格再低,即便是旧款也代表了某种生活理念,除非是为了从众或满足虚荣,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用钱去买一个『远古潮牌的二手机』」。
「假如是用自己的积蓄去买苹果产品,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刚入大一的王欣洁,在高考之后便筹算用自己积累的钱去购置iPhone14。按她的看法,朋友圈大多是苹果使用者,一块儿分享图片的时候,她的微信经常无法支持,只得利用其他平台。
王欣洁的弟弟现在高一,妹妹还在小学。妹妹由于体质因素常年患病,王欣洁高考在即的一百天,妹妹的病情诊断为中枢神经脱髓鞘综合征。尽管目前药物支出家庭可以负担,但病情可能恶化,如同潜伏的危机。王欣洁自己也存在脊椎侧弯问题,今后需要定期检查与医疗。权衡形势,她同父母商议,办理了困难贷款。即便如此,她依旧渴望拥有一部苹果设备。
王欣洁曾在网络上提问,假如她在申报补助的次年再买苹果产品是否会遭举报,评论大多倾向于鼓励她今年申报补助。和父母沟通后,她定下了一个计划:这一年先申报补助,到了次年若不再申报就可以实现购机梦想。「还是害怕被投诉。」王欣洁坦言。
在现代大学校园,传统定义中的赤贫现象已大幅消减。担任班级宣传委的林婷婷每年都要参与民主评议,工作量其实不重,两百人中仅十几位申报,且多半同时办理了困难贷款。相比于怀疑补助申报的真实性,在评议环节中,她才碰到过一两位她认为应该争取更高档补助的学生。
在她的观感中,大多困难生与常规学生的日常消费其实没什么显著差异,「沿街无法进食」的极端困难情形已很鲜见。不过,当讨论困难生究竟是否可以进行「高档次」消费时,这个议题总能激起社会的广泛争论。

「让补助覆盖所有需求」
「让关怀不被滥用」
依照教育部的统计,2025年度全国累计补助学生数量达1.6亿人次。在本科及高职教育中,1271万人次获得了国家困难补助,852万人办理了困难贷款。本科学生的补助覆盖率约为在校人数的两成,高职学生约为在校人数的2.2成。
这些补助资金源自纳税人的供献,每一元钱都饱含着社会的期许,人民理当关切它们是否真正帮助了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最近几年,「困难生炫富」的话题屡次冲上热门。2023年11月份,某重点大学认定为「极度困难」类的学生,被曝拥有价值两万多块的「苹果全家桶」、花了1517块看演唱会,校方查证后按助学管理办法中止了补助。但舆论并未平息,随着全国经济水准上升,不断有人反思,困难生的消费标准怎样才合规,社会对困难生消费的衡量标准又应是什么?
在华南某高校分管补助业务的负责人鲁昀注意到,伴随全国财富水准增长,困难生的判定基准已产生显著转变。以前的重点在于果腹与保暖困难,现如今许多家庭早已跳出衣食困顿,主要因为重症医疗支出、多名成员上学、家庭劳动力缺失等原因面临教育经费压力。中国教科院的专家储朝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困难是一个相对的观点,它会伴随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及各种环境变迁而演进。」他的见解是,用消费特征来逆推困难身份,本身可能存在失偏。
「政策的方向是确保学生的基本学习生活所需,但如何配置,那是当事人的权利,学生有权依据自身情形去分配资金改善生活。」储朝晖举例讲述:学生购置电脑来提高学习水准,这正好达成了帮扶的初衷。若是把受资助学生的每笔支出都置放在镜下观察,帮扶带来的就不再是安心,反而成了负担。
鲁昀也持同样的看法,保障基础生存同时维系学生的常规校园体验和社交尊重,两者并不对立。补助的价值在于促进学生全面成长,不仅是处理温饱难题,还要让学生有尊严地学习及生活。「咱们应该认识到,支持学生生活的同时也该给予尊严,不能因为领补助就一定活得最苦,适当的『自我褒奖』消费是可接受的,比如偶尔消遣一杯低价奶茶,像其他大学生一样去品味生活的精彩。」他判断,审核程序中应统筹考量各方面,把资源分配给最紧急需求的人。
回归制度设计本身,争议的核心在于:困难补助的评定,应重点看什么指标?
「应把家庭经济状况的完整图景作为补助评定的基础。」储朝晖着重指出,审核过程中,校方可酌情调整补助名单,务求帮扶到最需要的群体。在他看来,网络上的讨论大多以个别事件否定普遍现象,以偏概全,「用微观、具体案例来质疑宏观制度,大家应理性对待。」
「补助评议中的学生投票环节,实际上也是同学相互制约的体现。」鲁昀讲述,「眼下的学生群体非常懂彼此的需求,要是消费在理性范畴内,大家都能相互包容,可若超越了基本生活花销,补助的功能没有真正支撑学生生存保障,多数人也不会默许假借贫困来获得生活便利的做法。」
从国策视角看,补助的本质设计并非对困难生的「消费管制」,而是为读书进度的「保障线」。按现有规范,本专科困难补助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学年3700块,具体由校方在2500至5000元的框围内自主确认、分档给付。各校多数按家庭窘迫程度分为二至三个档次,从「极度困难」向「一般困难」逐步下降。
财政部与教育部共同印发的《学生扶助资金办理办法》规定,困难补助申报者应「生活简约」——这个条款的具体界线怎样界定,恰好是当代争议的聚焦点。要求太严,可能伤害那些真实困难但自尊心强的学生——他们无法不详细描述自身困境;要求太宽松,又让根本无困难的学生「投机取巧」,违背社会的初心。这现象恰恰表明,补助的每一块钱身后,都牵连着两层忧虑:如何让救助不漏掉真需求,如何让好意不被践踏。
2026年新年后,李雨涵的父亲时隔多年,再次返回工地开展劳务。在他的理解中,自强地承受人生的艰辛,或许能让全家的日子过得更加「坦然自若」。
(部分受访人名为化名,储朝晖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