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aiwaiwai.com打工人诗歌背后：400万农民工如何通过文学发声

打工人诗歌背后：400万农民工如何通过文学发声

工业革命降临英国之际，当权者颁布法令来压制劳动者的出版物流通，他们深切明白言辞背后蕴藏的社会力量。处于苦难中的民众笔下的诗歌与散文，往往能唤起同胞心中强烈的精神共鸣。

如今的中国，由从事零散及工厂职业的笔者创造的”工人文学”样式日渐受关注，但同时也承受来自当局日益强化的审查压力。本期文章由笔者的同事庄妍撰写，剖析了当代中国劳动诗人需要把握的敏感分寸。

「我是中国工人」

庄妍

我定居在首尔，那里夜间可随时在韩国版亚马逊平台下单，清晨7点前快递就送到了家门口。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常规。支撑这份高效的便利正是零工经济体系，而众多人群的日常生活已然离不开它。

但纵观全球各地，为这份便利付出代价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凸显。为了理解这种代价在具体国度的表现形式，笔者近期关注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农民工文学创作，范围涵盖著作、散文及诗歌。

这些源于工业生产第一线与现代零工劳动前沿的作品，勾勒了400余万背井离乡进入北京及其他都市谋生的工人们的严峻写照。伴随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小海的《南方漂流记》等著作的英译本推出，此类作品开始获得海外读者的瞩目。

这类作品的吸引力对笔者及许多读者而言，主要源于能够透过它们认识那些无所不在却常年沉默的劳动群体。对某些中国读者来说，这份兴趣之中还混杂着对前路的担忧。随着经济增速回落、职业选择受限，那个曾的诺言——「辛苦工作便能获得幸福」——变得愈发脆弱。

这一体裁的流行带来了官方文学圈层更多的重视。但与此相伴的是当权者管制的强化——归根结底，官方历来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对劳动者借诉苦来表达阶级分化的能力则始终警惕有加。

昨日的社会中坚

中国的劳动阶级文学底蕴深厚。在毛时期，工人及农民被国家尊为社会的掌权人，官方鼓励他们通过「忆苦」——追忆往昔的磨难——来强固阶级意识，进而巩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而现在书写己身故事的工人，他们的社会位阶已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的岁月。麦卡莱斯特学院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杨欣教授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劳工被视为国体的主角。但在当下新的社会经济框架中，工人阶级已然沦为低位的社会群体。”

有的文学作品记录了工厂苦役对人心灵的摧残与无力——如年仅24岁的富士康职工许立志，2014年跳楼去世，他留下的诗集之后被广为传诵；还有些作品则呈现相对乐观的笔调，刻画工人如何在非人性的劳作中维持人格——譬如56岁的送餐员兼诗者王计兵，在7月获颁中国最权威的文学荣誉——鲁迅文学奖。

关乎尊严与坚毅——但缺乏体制反思

王计兵的获奖代表该文学样式迄今所得的最高程度官方认可。官方媒体对此广泛赞颂，把它视为文坛生态的转型——出版路径不再限于精英阶层。

但专家也同时指出，王计兵的诗作恰是当局期望推广的那类政治上无危害的工人表达。他笔端表现了希冀被姓名所记取而非被笼统指代的渴望；他刻画了在分秒必争中的辛酸滋味。他的诗篇充满坚毅与尊严的气质，但触及不到社会的不对等，对制度也缺乏批评的声音。

经过数十年的演进，工人文学运动借笔会等组织自然生长，出版手段主要仰赖互联网自助平台。学者们认为，官方决定纳其入主流出版体系的举措能为创作者拓宽机遇，然而这类新机会预期会更多流向那些符合官方论调的笔者。

恰恰是当权者对该体裁的把控方式，表明了这类故事在经济前景不确定年代的深层共振力。圣迭戈加大的文学系及中国研究教授朱萍表示，对部分读者群体来讲，假若有朝一日际遇变故，他们或许会经历这些作品刻画的生活样态。

最后，想分享几句小海创作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诗行。它们深刻映射出驱动中国发展的这群劳作者的实际面貌：

我是一名中国工人

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

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

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

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与街道的中心

——《中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