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再迎中国领导人来访，距上一次已是11年前的往事。
唯有历史的背景不再相同。彼时2015年，中美两国虽存分歧与竞争，关系仍徘徊在接触、合作与全球化扩展的轨道上。如今则大异其趣——两国已经历贸易战的冲击、科技制裁的围堵、产业链的深度调整，以及地缘竞争的激化。战略竞争由此演变成了中美关系中一个无法绕过的现实面向。
耐人寻味的现象随之而来：竞争势头未见减缓，中美两国领导人却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相互访问。这在两国交往的历史上属于前所未见。会晤中，中方领导人特意强调了这一特殊之处。本年5月，两国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成为关系定位的新基准。进入9月，白宫会晤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框架，双方同意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基础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近月来的中美互动呈现了一种崭新的互动模式：经贸场景下，磋商与竞争交替上演；人工智能领地，既在技术竞逐，又在探讨安全准则；台湾等敏感问题虽然存在，双方却保持着对话的纽带，努力管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外的其他大国也在调整自身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互动方式，世界的齿轮并未因中美竞争而停止转动。
这或许正是解读当今中美关系的钥匙：竞争的浪潮未曾退去，合作的可能亦未消亡。真正发生转变的是，两国开始尝试给竞争设置边界，同时为合作留下空间。中国领导人在白宫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寻求共同点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分歧，在增进理解中铸造和平。
由此衍生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当竞争演变为中美关系的长期主色调，两国又该如何有效管控分歧，同时在竞争之外开辟合作的新天地？
从「接触」到「竞争」的历史轨迹
冷战终结后的漫长岁月里，接触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支撑而存在。
◆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降临北京国际机场，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图源：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
苏联作为历史舞台的谢幕者而退出，美国独占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同一时期，中国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版图。美国的决策层和商业界都相信，借助贸易、投资、人员往来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方式，可以促使中国适应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
这种战略判断并非毫无实际支撑。过去数十年来，中美之间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贸易关系、投资纽带、产业链条以及人员往来网络。美国企业因此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和运用中国制造体系的可能，而中国则从全球贸易获得资本注入、技术引进、订单机会和产业生态的支持。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扩大和科技能力增强，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思路开始转向。在小布什领导的年代，中国的上升态势已经进入美国的战略考量范围；到了奥巴马时期，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浮现为主流议题。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接触的框架并未宣告结束，反而与竞争的意识越来越紧密地交织。
策略的转换在2017年显露真容。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贬低为「修正主义力量」，并将中方的上升之势嵌入美国的全球权力竞争框架。自此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向更加清晰地集中在战略竞争的轴线上。
之后的年份里，贸易冲突升级不断加码、科技管制愈发深化、对华投资审查趋严、产业链重组加速推进。为了降低对华经济依赖，美国在若干战略性产业领域试图减少中国的参与。然而现实层面，两国的经济已然形成紧密的互相融合状态，这种客观的经济图景并未因政策调整而改变。中国依然充当着美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销售市场和研发场所，反过来，美国的技术积累、资本流动、品牌价值和消费需求也已深入中国的经济肌理。
概括而言，中美关系完成了从「接触优先」阶段向「竞争与合作并行」阶段的演变。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中美是否会竞争，而转向了竞争应当如何被管束在可控的界限之内。
若把视角拉得更开阔一些，不难发现，9月份中美的互动并非孤立的事件。在赴美前夕，中国领导人的脚步遍布多个地区。从中亚到中东，再延伸到南亚，尽管各地的议题不尽相同，却共同为这次美国之行铺垫了外交背景。
8月下旬至9月初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先是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随后赴埃及进行国事访问；9月12至13日，他又在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并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双边会晤。
数年低潮后的中印关系开始显露积极信号。在新德里的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强调应从战略的、长期的角度审视两国关系。莫迪提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利益」的三项基准，并表示分歧不应演化成对抗。双方就贸易失衡、市场开放、产业链合作和人员交往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这种转变的意义绝不局限于中印两国。当中美竞争加深时，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己与两个大国的关系。对于印度、东南亚各国、中东地区乃至欧洲列强而言，中美的权力博弈直接关乎它们的贸易前景、投资机会、安全环境和外交选项，而它们并不希望被强行纳入「选边站队」的境地。
对这些国家而言，更切合实际的选择是维持与两大国的全方位关系，从中为自身寻找适合的位置。中美每一次政策转向，都会被这些国家重新计算其影响；而这些国家的决策与动向，也反过来制约着中美竞争的扩散效应。
竞争与对话并行，保持整体局面稳定
相比过去贸易争端经常一次性全面升级的模式，最近一年内，中美互动呈现了新的特征：竞争虽然依旧，但对话的渠道并未中断。
这是一种「竞争与沟通并存」的状态。美国仍在执行部分科技限制政策、强化投资审查和实施产业政策，中国也在采取相应的反制举措；但同一时刻，两国不断开辟新的沟通渠道，努力维系对话。
按照白宫在9月25日发布的消息，此次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主要成果聚焦在经贸和新兴技术两大领域。中美正式启动了5月北京会议确定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机制，就双方各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关税优惠达成了协议；中国还承诺每年从美国购买不少于1000万吨煤炭，分别在2027年和2028年实现。此外，双方将进一步处理稀有元素和关键矿物的供应课题，并在芬太尼前驱体的化学物质方面加强配合。
在经贸层面，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始终保持着接触。9月20日，双方在纽约开展了会谈，涉及贸易、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议题。华盛顿的后续磋商中，两方达成协议，将原本定于2026年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暂停期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
其中，人工智能的新内容值得关注。白宫透露，两国同意建立「中美超级智能对话机制」，用于讨论这一技术的潜在风险与收益。双方计划在2026年11月前后进行下一轮交流。同时，两国还建立了应对超级智能突发事件的双边沟通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向《凤凰周刊》解读，AI领域的对话主要会围绕规则层面展开，重点讨论秩序、安全和算力等相关规则——这些讨论的目的是为产业发展搭建基础框架，确保人工智能的进步服务于人类福祉，防止技术超出人类控制、引发各类风险。「但关于具有引领地位的核心技术，竞争特性很强，很难达到共同的认识。」
伴随中美两国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真正的考验转向了另一个问题：不是要消灭分歧，而是在分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保证关系的整体稳定。刁大明认为，过去几个月里，中美的经贸联系保持了活力，部分分歧得到了有效管理，竞争的因素并未冲击到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这说明，两国元首就关系新定位达成的共识，已经得到了有效贯彻。」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稳定首先表现为预期心态的改变。上海美国商会主席郑艺表示，根据该商会在9月中旬发布的最新调查，尽管中美关系紧张仍被53%的参与企业视为重要难题，但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13个百分点；有58%的企业对未来五年的在华运营表示乐观。
这种改善并不代表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忧虑已经完全消散——监管的透明度、市场开放程度、政府采购规则、数据本地化要求和网络安全规定等方面仍然存在挑战。
竞争格局本身也在改变美国商人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郑艺直言，愈来愈多的企业不再单纯地把中国当作商品倾销地，而是将其视为创新中心、研发平台，以及为自身全球业务积累经验的试验场。「在中国，为全球」这一理念已经超越「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这些企业的首要战略。
这种调整在汽车、医疗和制药等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部分企业增加了在华研发投资，目的不仅是服务国内消费者，更希望利用中国市场的创新速度、产业协作能力和实际应用场景来增强全球竞争力。「如果把全球商业竞争看作棒球，中国就是水平最高的「大联盟」。这里集合了全球顶尖的竞争者，球速最快，观众也最有眼光。企业若选择离开中国，损失的不仅是一个市场，还可能是全球竞争的优势——就好比从「大联盟」跌入「小联盟」。」郑艺以此类比做出阐述。
牵动两国关系的多个关键变量
当下，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刁大明指出，台湾问题、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差异、经贸分歧，是现阶段中美关系的三大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的分量和敏感程度无需过多强调。本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声称将延缓对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事援助的最终决定，并讲台湾军售是与中国谈判时「一张很好的牌」。
访美前夜，四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政府解冻超过150亿美元的台湾安全援助资金。9月24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以及其他共和党人士再次公开劝说特朗普推动对台军事合作，充分暴露了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刁大明向《凤凰周刊》表示，台湾问题涉及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华盛顿和共和党内部有多种声音，但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主动挑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来坚定不移、清晰明了，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石，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台海的安定与和平构成了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审慎行动。」
更为关键的是，台湾问题具有「涟漪效应」：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状况，不仅会冲击中美双边关系，还会动摇整个亚太安全格局。美国的盟友之前的表态足以说明这一点。美国、日本和韩国9月在纽约的会晤中，再次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意义，并宣布建立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的新三边机制。
经贸领域的矛盾则更加直观。2025年釜山会晤设定的贸易休战原定于2026年11月10日宣告结束。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经贸团队同意将休战期限延伸两个月，推迟至2027年1月10日。
两月的延期虽然暂时避免了关税冲突的重新爆发，却也意味着关键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关税政策、农产品进口承诺、稀土供应和技术管制等核心议题，必然会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议程。
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在今年8月发表的《大规模转运欺诈：现状、规模与成本》报告，把中国商品经第三方国家逃避美国关税的现象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该报告指出，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被认定存在较高的非法转运嫌疑，并声称自2018年关税措施实施后，美国进口的地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一举措预示，即便中美保持贸易休战的框架，经贸摩擦也不会因此消失。随着美国强化原产地认证和转运执法，中方商品绕道他国进入美国的渠道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关税手段仍将是美国调控对华贸易政策的杠杆。
中东的局势构成了另一个变数。截至中美元首会晤时，美伊冲突已经进行了近七个月。其间一度达成停火共识，但随后协议告吹。进入9月后，双方再次发生有限规模的武装对抗，美国对伊朗的惩罚性举措在不断加强。
持续的地区冲突推升了能源和海上贸易的风险指数，中美关系也因此与全球能源市场形成了更加紧密的挂钩。特朗普曾多次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加约束，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畅通。而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对直接参与相关行动保持着审慎态度。
中国领导人在会晤中提出，期望美伊重返对话和谈的方向，最终达成涵括核问题的全面协议。
对中国来说，制止地区冲突的蔓延、保护能源供给通道和海上运输的安全，是更加直接的诉求；对美国而言，则涉及限制伊朗核能力、降低地区安全隐患等目标。白宫的表述中，双方确认伊朗不可拥有核武器；同时表达了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得对国际海上通道征费的立场。
乌克兰战争则使中美关系进一步与欧洲安全局势和全球能源状况紧密交织。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继续、中俄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以及欧洲对自身安全与能源供应的重新评估，让乌克兰问题演变为了中美战略竞争之外的又一重要变量。
伴随冲突的延续，这种外溢冲击变得越来越明显。9月18日，特朗普签署了《林赛·奥·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拓展了美国针对俄方能源交易和相关领域的制裁工具库，并赋予总统对俄罗斯重要能源买家加征关税的权限。尽管法案没有明确点名任何特定国家，但中国、印度等俄罗斯能源进口大户可能陷入波及范围。
随着制裁措施向俄罗斯的商业伙伴和能源购销者扩张，能源贸易日益与关税、金融系统和供应链体系相连通。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可能的次级制裁威胁，成为了中美关系又一道难以绕过的课题。
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也始终是影响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随着中期大选日期临近，关税议题、就业形势、工业复兴、农产品出口以及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讨论的焦点。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对华政策不单涉及外交和商业事项，还要应对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呼声。
但刁大明认为，不应将美国追求关系稳定的举措简单地理解为迎合选民、服务选举周期。「美国政治人物的决策总是优先考虑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这一原则不会有变。」他坦言，「特朗普执政近两年以来，决定加强同中国的对话、谋求中美关系的稳定，本质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贴近两国的共同福祉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许。」
良性竞争该如何实现？
假如中美竞争是一种长期的常态，那么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浮上了台面：这场竞争最终会把世界引往何方？
美国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市场拓展资深主任格兰特·金伯利在农业贸易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身为美国务农世家的第六代传人，他与父亲共同打理位于艾奥瓦麦克斯韦附近的祖产农场。过去15年里，他多次到访中国，与大豆加工企业、饲料生产商、畜牧养殖企业以及食品加工商进行交流，还曾三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面。
这些经历使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远超普通美国人。从一个农民的视角来看，贸易战、关税政策和外交摩擦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明年的农产品还能否顺利售出？
他的看法是，中美农业贸易应当成为两国贸易关系的「稳定锚」，这需要双方建立稳定、可预见、以商业供需为驱动的贸易环境。「市场参与者最关注的是市场的确定性。」金伯利告诉《凤凰周刊》，市场若保持稳定和透明，农民就能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策划耕种和销售，企业也就有了信心对加工、物流和产业链进行长期投入。反之，当一个重点市场突然受到关税或其他商业政策的冲击时，这种变化最终会沿着产业链传导到田间地头。
中国市场因此占据了他关注的核心地位。金伯利指出，美国大豆销向全球大约90个国家和地区，多元化的市场能够分散对单一市场的风险。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市场。长期形成的贸易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买卖逻辑，而是构成了一条连结农民、贸易商、榨油企业、饲料厂和最终消费者的成熟产业链。
但政治因素的加入会对这条产业链产生冲击。金伯利期待中美能够不断降低农产品贸易的壁垒，包括撤销中国对美农产品附加的10%惩罚性关税。在他看来，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当依据品质、价值、可靠性和实际需求来遴选供应商。
他也不把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市场竞争视作威胁。恰恰相反，金伯利认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全球大豆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多家可靠供应方之间的较量能够推动各国提高效率、升级品质、优化物流和强化服务。对中国这样的进口大国而言，多个供应渠道意味着抗风险能力更强——当某一产区遭遇气候、运输或其他困难时，其他供应商可以及时补位。
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前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张晓平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中美大豆贸易经过多年演进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政治干预和关税工具不应该长期扭转这种商业关系。
有序的竞争能够激发效率提升，多元的供应能够强化抗风险能力，开放的市场能够把竞争转化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获益。真正值得深究的，并不是中美谁能把谁挤出市场，而是两国能否在竞争中保留足够的开放程度，让竞争带来更多的选项，也让全球市场展现更多活力。
走向多极化世界的应对
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开幕讲话中，向世界发出了警示：全球正在面临越来越深的撕裂。他进一步阐述，当今世界趋向多极化的格局，但多极化可能演变为分裂、抗衡和零和竞争，也可能进化为「网状多极化」，即众多权力中心在共同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共享的规则框架下，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的联系而相互依存。
值得关注的是，古特雷斯并未把「竞争」本身当作问题来看待。他表示，在国际关系中竞争的存在是长期的，「健康的竞争」能够推动创新、增强复原力、拓展机遇，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维护稳定的规则框架，且在那些无法绕开合作的领域继续开展合作。
这种思路与当下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中美两国都不会放弃自身的竞争优势，都会坚决维护本国利益；但同时，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重要的科技创新国，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公共卫生、金融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几乎无法完全与对方脱钩。
中美正在争夺人工智能的产业主导权和技术领先优势，但人工智能也正在变成一个需要两大国共同建立风险管控框架的新兴领地。古特雷斯也曾将人工智能视为世界面临的重要「权力试题」之一，呼吁构建多边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
农业和粮食安全属于更加经典的合作范畴。中美大豆交易已经搭建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两国生产者、中间商、加工商和消费者都被这条链条连接在一起。金伯利认为，跨越太平洋的农业贸易稳定性不仅关乎美国农民的收入前景，也与全球粮食供应的安定相关。
气候与能源革新同样遵循这种逻辑。中美企业可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板、电池储能等领域展开竞争，但气候变暖不会因两国的竞争而止步。技术标准可以各自为营，但全球减排、能源安全和恶劣天气应对等议题仍然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保持基本的政策配合。公共卫生防控、金融市场稳定、禁毒执法和国际犯罪打击也具备类似的特质。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要求中美在实现所有战略目标一致之前才能展开合作。
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将如何看待？
对欧洲列强而言，中美的贸易政策、稀土管制、人工智能规则和产业链安排都会直接影响欧洲企业的前景。欧洲一方面忧虑全球商业进一步的碎片化，另一方面也在处理自身对华贸易失衡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带来的压力。
对亚洲各国来说，冲击更加直接和深切。日本、韩国需要在中美的安全竞争和经济联系中寻找平衡，东南亚各国也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关系如果日益阵营化，地区国家面临的压力就会加大；如果两国能维系开放的经济关系和可控的安全竞争，其他国家也会获得更大的战略灵活性。
对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美关系的演变同样影响它们的发展前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期望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保护自身战略独立性，并通过金砖、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扩大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金砖会议期间的会晤，也反映了加强发展中国家互动的意愿。
对于众多国家而言，它们真正在乎的未必是中美竞争中谁占上风，而是这场竞争最终会把世界引向何处：是朝着更加开放、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发展，还是走向越来越割裂的经济板块和安全圈子。由此，中美关系早已超越了两国双边事务的范围，成为了观察全球经济发展、地区格局变化乃至国际体系未来的一个重要窗口。
决定中美关系下一步走向的，取决于两国是否能在竞争中划清边界，在分歧中维持对话，在双方都需要协力的领域继续开展合作。这一选择也将影响日益多元化的世界，是继续加深分化，还是在竞争中保有必要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