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中国国家主席发出邀请，9月23日，后者乘坐专机飞抵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这不仅是今年两国领导人第二度的直接互动，更是中国领导人时隔十多年后再度踏上美国土地进行国事访问。
经过多年的反复较量，中美关系已逐步走向稳定。今年5月的元首会晤中，双方共同确立了新的战略方向，即打造「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前，贸易、人工智能、执法等多个领域开始建立沟通机制，但在关税政策、科技竞争规则、台湾问题等敏感议题上，双方仍未明确划定界限。关税休兵能否持续、贸易投资机制如何深化、各领域沟通是否可持续强化，这些都成为此次会晤的核心课题。
本刊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教授。他的观点发人深省：当下中美关系面临的首要任务并非消除分歧，而是学会在持久竞争背景下开创新的互动模式，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调适」。
达巍指出，经历多轮的战略博弈，双方的心理预期正在发生调整。美国逐步认识到无差别对华施压的代价高企，中国则因自身技术突破与反制能力增强而获得更多安全感。由此产生的现实是，两国既无法回到往日相互依存的局面，也无法实现彻底脱钩，而必将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反复试探、不断调整，最终在各处寻找到新的平衡点。
◆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
「调适」取代「解决」成为新目标
《凤凰周刊》：中美元首即将举行今年以来第二次面对面会晤，此后在多边场合还可能有进一步的互动。你对此次会晤有何期待？
达巍：从今年已举行及即将举行的多场元首接触看，此番访美是最为重要的一次。2015年之后，中国领导人距上次国事访美已逾十年之久。中方对国事访问的仪式格调高度重视，并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成果能否实现并非中方单方所能决定，美方的态度同样举足轻重。
今年5月的元首会晤已经框定了新的战略定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次会晤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转化为更为具体的行动方案。由此，本次会晤的分量愈发凸显，对实质成果的诉求也相应提升。
相比之下，年底其他可能举行的会晤多属于多边框架内的接触，时间受限，结果存在变数。即便这些会晤全部如期进行，其主要作用也仅是巩固和推进9月会晤的成果，为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做出规划。
在美国现届政府的任期内，双方大致不会推出全新的战略理念，而是围绕既有框架完善具体措施，包括宣布启动或恢复某些对话机制、公布合作进展、发布经贸领域的声明或数据等。
《凤凰周刊》：你此前提出，去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核心任务是「调适」。回看特朗普上台这一年半，目前双方的「调适」进行到了哪一步？
达巍：「调适」的含义在于应对已基本定型的中美双边关系格局。双方处于竞争状态已成既定事实，但都希望防止竞争失控，这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的实质。
「调适」的目标并非追求天翻地覆的结构重组，而是因地制宜分类处理：某些领域可以选择断开；不适宜断开的领域维系既有关联；已经断开的领域需要评估是否值得重新接通；仍保持关联的领域则要预判未来是否需要切割。
自2018年迄今，中美经历了数轮重大的关系波动。首轮始于2018年的贸易摩擦，至2020年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时局面缓和，但随后疫情冲击使局势再度恶化；第二轮自2020年2月启动，至2022年巴厘岛会晤双方重建稳定共识，却在2023年初因「气球风波」功亏一篑；第三轮稳定态势出现于2023年11月旧金山峰会，延续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然而「解放日关税」的推出又令关系陷入紧张，直到2025年10月釜山会晤才迎来第四轮的趋稳。
许多观察者为中美关系的反复波动而担忧，但换一个角度审视，无论美国执政的是哪一政党，中美每次严重碰撞之后终究都会趋向缓和。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本身具有韧性和生命力，深层的客观局势决定了双方都必然面对关系彻底失衡的巨大代价。过去一年来，中美合力构建了新的关系框架，进一步验证了这种韧性。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推进更具体的关系「调适」。
◆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活动上宣布新关税政策。（图源：白宫）
《凤凰周刊》：双方虽然强调战略稳定，现实中依然存在大量摩擦。你认为双方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达巍：彼此的不信任依然深重，但同时双方也变得更加实际。华盛顿方面已逐渐领悟，毫无节制地压制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美国的真实利益。
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多体现在信心的提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到来之前，面对美方的举措，中方往往会直觉性地判断其为对华生存发展的根本威胁。经过近两年的变化，随着信心增强，中国开始重新认识问题的本质：即便美国确实想遏制中国，也并不一定能够真正阻挡中国的前进步伐。
这份信心的增长主要源于三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其一是以DeepSeek为首的本土科技创新，证明中国即使在外部技术管制下仍具备自主革新的能力；其二是针对关税冲突的对等反制措施，使国际社会更清晰地理解了美国政府的决策逻辑；其三是中国在稀有资源领域展示的反制潜能，显著增强了国家的战略安全感。
虽然相互间的信任并未增加，但焦虑的情绪正在消退。双方因不同的原因，都完成了一定幅度的心理调适。
战略稳定如何演进为制度化安排
《凤凰周刊》：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有数月，这一框架目前是否已经转化为实质性机制？哪些领域已经建立清晰「护栏」，又有哪些领域处于高风险状态？
达巍：眼下，两国已确立或启动的合作机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第一项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共同主持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被纳入其中；第二项是贸易理事会，虽然尚未完全投入运作，但双方已就其构架、职能定位和操作方式展开筹划；第三项是投资理事会，双方已宣布创立该机制，目前的实质性进展有限，仍处于初期筹建阶段。
◆ 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前握手。（图源：新华社）
在司法领域，双方开展了一系列执法合作，涵盖芬太尼管制、跨境追逃等议题，且已出现被扣押人士获释的具体案例。外交渠道上，两国外长之间维持着相对频繁的沟通往来，已初步展现出常规化的特点。
不过，与过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等定期性对话机制不同，当前许多沟通仍然采取临时性安排。真正意义的制度化建设需要在各个领域建立经常性的沟通平台。当下最紧迫的需求是加强两军交流。两军互动乃战略稳定的基石，在战略稳定中居于首要位置，因此两军沟通应列为优先议项。
同时，也应避免不必要的割裂。与敏感安全无关的人文交往应得以维系。贸易领域亦然。若美方提出的关税下调商品总值仅为300亿美元，影响范围受限；但如果能够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就可以产生更显著的经济效应。期望通过年内余下的高层接触，推动这些沟通机制进一步走向日常化。
《凤凰周刊》：你曾指出，中美关系需要实现三个层面的「再平衡」——经济上重新调整相互依赖的关系；地缘政治上形成新的均衡，缓释台海、南海等敏感地区的冲突风险；沟通上加强顶层管理，充分发挥元首面对面会晤的作用。目前哪个层面的进展最明显？
达巍：三项「再平衡」中，领导人沟通渠道的改善表现最为显著；经济领域取得了部分进展，但程度相对有限；地缘政治层面的挑战最大，现在只有零星的试验性动作。
不过也要认识到，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是三者中最具难度的部分。假如未来一两年能够取得突破，应该看作是相当积极的成效。若要形成真正稳固的平衡状态，可能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投入。值得强调的是，这三个方面相互联动，若缺少了高层沟通的支撑，其他两项就无从着手。
《凤凰周刊》：台海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议题。特朗普会拿这个来做所谓「交易」吗？
达巍：难以准确推断特朗普的思维模式，他本人信奉交易哲学。中方的立场是，尊重涉台承诺本身就是美方应尽之责，并非可供议价之物。然而同时，中国也期盼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更积极的宣示和举措，并愿就美方关切的其他事项进行必要的互动。
这反映出，中美对「交易」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中方不会同意直接的筹码交换，但不排除围绕各自关切进行某种间接的置换。特朗普曾发表过关于台湾的言论，这些更多属于谈判战术，并未形成既定政策。相关议题能否取得进展，目前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科技领域合作：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凤凰周刊》：你此前提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进入「确保相互干扰」的新常态。这与过去的「相互依存」有何本质区别？
达巍：「确保相互干扰」这一说法借鉴自核武装领域的相互制衡理念。过去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于核威慑层面的相互约束，这种威慑机制防止了两国爆发战争，但经贸竞争仍可不断升级。当下，经贸领域也逐步形成了这种相互制约的局面，竞争的烈度由此受限，并促使双方探寻新的平衡。
稀土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掌控着扰乱美国供应链的工具，这种能力限制了华盛顿施展无度打压的空间。美国深知，打压中国可能招致对等的反击。然而这种均衡并非一成不变。若未来美国解决了稀土供给的短板，新一轮的博弈可能随之启动，届时需要看中国手上有无新的反制牌。每一轮的较量都会推动关系迈向下一个平衡状态。
◆ 2025年11月21日，江西赣州，中国稀土集团新总部建设现场。（图源：法新社）
平衡的实质在于，双方都对现状存有遗憾，却又都能接纳，很难出现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情景。
以关税为例，2018年之前美国对华征税平均税率处于低位，而今双方的关税水平都大幅上升，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平衡点。美国需要同时考量消费者对廉价商品的需求、本土产业的保护、国家安全考量，还有选票因素等多重利益。这里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反复的实践，不断调整税率的高低。
所以，未来的新格局可能是这样的：关键领域的脱钩持续进行，普通贸易照常进行，同时两国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反制手段等工具不断寻找新的平衡。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反制明显增多，但双方又一直在AI问题上保持沟通。未来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边界在哪里？
达巍：人工智能对话确实打开了一条新的沟通渠道，但迄今为止仍未产生实质性的突破。中美可以开掘的合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全球层面的课题，而非纯粹的双边议题。问题在于，美国现届政府对全球性事务的关注度有限。人工智能安全既具有全球意义，又涉及双边利益，但一旦转化为谈判内容，难度就大幅提升。
◆ 2025年7月23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在华盛顿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白宫人工智能峰会。（图源：白宫官网）
学术界曾设想过若干方向，比如确保核武器的发射控制权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但这些想法仍停留在原则宣示阶段，具体的落实机制和查证方式都尚未成熟，该议题本身也极其敏感。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在保护未成年人、遏制人工智能生成儿童不雅内容等领域的议题敏感度相对较低，各方的立场也相对一致，不过这些议题与国防安全关切属于不同的层级。规范大模型技术发展的失控风险则涉及双方各自的战略利益，需要克服零和思维，深入对话同样困难重重。
眼下中美在人工智能基础概念的界定上都存有分歧。中美二轨人工智能对话自2018年启动以来，双方发现对同一术语的定义标准可能各异，就连「前沿大模型」这样的基础词汇都如此。
因此，人工智能合作真正的障碍并非仅在于意愿问题，更在于如何定义议题、如何建立共同的语言体系、最终如何形成双方都接纳的规范体系。
美国内政转向对中美政策影响有限
《凤凰周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最可能被延续的是什么？
达巍：最突出的变化源于决策体系的转变。首届任期时，特朗普缺乏执政阅历，身边聚集了众多资深政治家，包括蒂勒森、蓬佩奥、莱特希泽等精英。这些人拥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对特朗普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后来特朗普意识到，第一任期内许多计划未能实现，原因在于被这些官员所「制约」。
进入第二任期后，他与昔日班子彻底划清界线，自己反而成为内阁中经验最丰富的人物，其他阁员大多缺乏行政部门工作背景。官员队伍中对忠诚度的强调也明显增加。
◆ 2025年2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第二任期首次内阁会议。（图源：白宫官网）
这导致了两种后果：首先，政策制定更加充分地体现了特朗普的个人意愿，「让美国伟大再起」的理想得到了更全面的贯彻；其次，官僚系统的主动性被削弱。官员们更多地等待总统指示，缺乏来自总统的明确要求就鲜少主动推动工作。这也是中美双边交流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在变化。一般的美国民众并未将中国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经济形势、生活开支、人工智能发展、移民政策、伊朗局势、巴勒斯坦问题、乌克兰战争等议题，对普通美国人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当然这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对华态度趋向友善，而是中国问题在美国社会议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比如今天的美国民众可能更倾向于把人工智能视为就业威胁的源头，而不是中国。
《凤凰周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会不会影响特朗普后两年的对华政策？
达巍：中期选举对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影响深远，但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影响相对而言较为有限。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主要依赖国会推动。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对国会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国内政策议程可能遭受阻碍，但同时总统在任期的下半段也可能将注意力更多转向外交事务，以期留下外交遗产。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国会权力的转变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改变，关键仍取决于特朗普本身以及美国政府整体的涉华方针走向。
各国都在追寻各自的平衡点
《凤凰周刊》：眼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盟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未来的亚太格局，会进一步形成以中美为中心的两个阵营，还是多数国家依然采取「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与中国合作」的对冲策略？
达巍：我认为不能用「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样的简化公式来概括。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属于自己的「调适」过程。若美国持续战略内缩，其盟友大致面临三种选择：第一，随美国实力式微而主动向中国靠近；第二，通过制造事端来维持美国关注，防止其战略后撤；第三，认清美国有局限之后，把重点放在强化自身实力。
不同国家的选择路径不一致。菲律宾更接近第二种选择，企图通过刻意制造局部事态来牵制美国注意力；日本则倾向于利用机遇加强本土防卫实力，更接近自强策略；韩国态度相对复杂，但近年来国内对发展核武能力的讨论频繁出现，同样反映出对自主能力的重视。
多数东南亚国家并非美国的正式盟国，近期与中国的互动总体趋向改善，对华认知度也在上升。它们与中国在地理位置相近、经济格局互补，中国的经济辐射力在不断扩大。
◆ 2026年9月21日，广西南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图源：越通社）
然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深化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中资企业涉足当地的矿产开采、数字经济、大模型等产业，这些都可能引发东道国对产业、防务和社会稳定的忧虑。贸易差额问题同样是个不容忽视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与东南亚的未来关系不会只有合作面，会逐步显露具体利益上的摩擦。
总的来说，亚太地区的格局演变不会是简单的营垒分化，而更可能是各国根据自身利益算盘不断调整、寻找新的平衡。
《凤凰周刊》：欧洲近年来也在谋求战略自主，在安全、能源、产业链和科技等领域减少对单一力量的依赖。如何看待欧洲战略自主的进展？未来欧洲能否逐渐形成相对独立于中美的战略力量，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一极？
达巍：从当前来看，欧洲战略自主的推进步伐并不理想。欧洲希望摆脱对美国的战略依附，但真正落实的决心仍显不足。欧洲能否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中枢，关键在于能否积累充分的战略自主能力。倘若做不到这一点，欧洲仍将难以逃脱对美国的依赖窠臼。
从中国的角度看，欧洲同样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欧之间既存在竞争与异议，但经济联系仍然深刻。欧洲想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中国则需要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因此双方仍具有相当的合作潜力。从全球大局来看，未来不太可能浮现几个对立的营垒，而是各个主要力量之间在不断摸索中形成新的均衡。中美是如此，欧洲亦是如此，亚太诸国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