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
社区微信群里，这样的消息每周都会出现：”早上好，各位邻居。今天社区办有老中医坐诊（可把喜脉）。”还有”母亲节到了，祝各位母亲永葆年轻。有孩子的家庭可派代表前来领取鲜花。”
这些话出自浙江嵊州社区计生专干张欣之口。她今年25岁，三年前放弃了医药专科学校毕业后的药师工作，投身于街道社区这个看似稳定的岗位。然而，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群内的响应零零散散，远不如预期。张欣的日常职责包括宣传三孩政策、组织孕检、统计生育补贴。其中最让她头疼的，莫过于那些电话随访。她手里握着一份适龄女性的名册，必须逐个拨号，既要劝人们做孕检，又要动员大家考虑生育。
抗拒与挂断是工作的常态。张欣常常觉得自己像个”电话销售”，话还没说完就被按掉电话。但任务必须完成，她形容自己如同”牛皮糖”一样黏人——只要锁定社区内的适龄女性，就要想尽办法拉她们进群、完成指标。
一对坚持不生育的夫妇曾与她有过一番对话。这对丁克夫妻认为张欣太年轻，根本无法理解成年人的现实——孩子会压低生活品质和经济能力。张欣不甘示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驳：她婚后次年就生下了女儿，生活充满了滋味，女儿的笑容足以冲淡所有的生活琐碎。
“那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想生呢？”张欣疑惑不解。
“我们就是选择不生，已经决定好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冷的挂机音。
01 计生困局
人口经济学与创新研究专家梁建章在其著作《人口战略》中笔下一句扎心的观察：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生育的意愿最低。
现实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即便计划生育政策已然废除，生育已然开放。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的首年，全国新生儿仅1786万。
一年之后，这个数字跌至1723万。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齐齐下行。再过几年，全面三孩政策推出后，生育数据仍无起色。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冷冰冰地显示，2022年中国新生儿不足956万。
在浙江杭州下沙柠檬社区，30岁的计生工作者沈承已经在岗近五年。她回忆2022年度，自己管辖的万人社区里，新生儿数仅20多人。2023年迄今，新生儿数还在下滑，仅8人。
尽管如此，基层计生人员仍需继续工作。上级部署下来各种指标，这些干部们必须想尽办法扭转生育率颓势。工作被层层拆解、量化。孕检成了一个关键指标——做过孕检的家庭，往往会在随后进入备孕和生育阶段。沈承所在的社区每年都有孕检人数目标，通常是前一年新生儿数的两倍以上。这些数字还直接关系到社区的等级评定和先进个人的选拔。
为了达成孕检指标，沈承采取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普通适龄家庭她通过电话逐个沟通，新婚夫妇则是重点对象，上门走访、承诺价值880元的孕检全额免费。领到体检卡后，改口的人不在少数。那些以工作忙为借口的，沈承就要逐个追电话，催促他们赶紧去卫生院。
张欣参加的岗位培训
社区广场变成了宣传阵地。每月举办的惠民活动现场，倘若前月孕检指标未达，沈承和同事们就穿上红色社工马甲，举起宣传易拉宝，在人流中推介三孩政策和孕检福利。
今年5月29日是沈承最忙的一天。这是中国计生协会的纪念日，在计生系统被称为”会员活动日”。提前一个月，社区就开始筹备。当天，沈承和四位同事各拿一份名单，装着礼物挨家挨户走访，传播新型生育文化，讲解婚育的心理学理论。
打开礼物包装时，沈承笑了。街道这次增加了预算。新婚家庭和重点对象的礼品额度升至400-500元。每个袋子里有购物卡、婴儿纸尿裤、洗脸巾、宣传册，还有海报。社区的逻辑很直白：通过提前送出婴幼儿用品，给新婚夫妻一个暗示——你们该考虑生孩子了，东西我们都给准备好了。
计生干部们的考试卷
礼物的吸引力不小。沈承回忆，通过”会员活动日”这场活动，社区成功促成了4对夫妻和1对新订婚的情侣参与孕检。总算对上级有了交待。
可达标仍然很难。但上面的要求就是”必须达标”。沈承听说过隔壁社区的一个办法——从附近工厂拉人进行孕检，用来冲抵全年指标；或者社区之间相互补充人数。
“总之，没达标的社区总能找到办法达标”，沈承这样评价。
生育补贴是真正的杀手锏。据报道，2023年深圳政府推出生育补贴政策，生育三孩最高可获3.75万元。全国多个省份都推出了类似政策，补贴金额各不相同。
春节过后，大约十几户人家到张欣所在的社区登记申请，领走了上万元的补贴。张欣还听说，在嵊州的下辖镇村，有些人因为补贴的吸引力，甚至冒险做起了高龄产妇。
但在浙江某县城，补贴政策就显得寒酸得多，仅有1000元现金和一对手镯。51岁的计生干部叶蔚很希望补贴能更丰厚，那样她的工作会容易得多，也能更好地激发群众的配合热情。2018年前后，当地采用了新的信息系统。每月叶蔚都要更新辖区内新婚夫妻的名单用于备案。走访时，群众时常会问起补贴。有人声称别的地方生了孩子能拿5万，可叶蔚只能苦笑：”我们县没有。”
沈承深切感受到，房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才是压低生育率的根本杀手。不论父母如何催促，她至今未婚，看着身边朋友生育后的账单，她自觉承受不起。
曾经民间流传”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如今网络上改成了”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梁建章也在著作中指出，高昂的养育成本、房价压力、教育竞争加剧是当下年轻人生育欲望低迷的重要原因。
更深层的问题是，连结婚的主动性都下降了。即便张欣所在的社区常常组织相亲活动，最后修成正果的寥寥无几。
02 “经期哨兵”：老干部们的秘密武器
年轻计生干部们举步维艰，而资深前辈则有另外的招数。和张欣共事的前辈向她传授：”劝生是门学问，讲究方法和技巧。”县城不大，几乎人人都能通过邻里八卦知道谁订婚了。前辈建议张欣列出重点人员清单，并分享了自己的实战经验。
前辈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从订婚宴开始就密切留意。通过街坊的传言得知人家有加快生育的迹象，她会加上对方的联系方式，建群。每天在群里叫嚷：县重视新婚家庭，孕前检查免费，还有酒店推荐。
前辈还向张欣透露了一个秘诀：可以通过观察适龄女性的月经周期来判断生育动向。打听经期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直言不讳地问，虽然成功率低，但能给对方施加压力；另一种是迂回战术。本地新婚夫妇蜜月通常去海边，前辈就在群里以”什么时候回来啊”开场。一旦得到回应，她就追问蜜月见闻，然后顺手转向这样的话题：
“海边常下水对我们女人身体不好呢，容易受凉，会影响那个来月经的事。”
一些新婚夫妻觉得被关切了，就会无意间透露自己的月经情况。前辈便暗暗记下，下个月打电话问：”要不要做个彩超检查？”
女性的同情心与政策要求在此刻发生碰撞。张欣初次听到前辈这套”盯经期”的招数时，直觉不适，觉得有些侵犯隐私了。但前辈却说，这就是计生干部应该做的——紧跟政策，靠近群众。
沈承也有类似的感受。这几年工作中，她不止一次看到老干部们盯着年轻人催促生育。每当此时，沈承就默默站到一边，心想：”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家生不生孩子关你什么事。”
但在城市的许多老社区里，确实有这样的老干部，甘愿承担起”生育推销员”的角色。上海徐汇社区的徐春新已到退休年纪，却仍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三孩政策出台后，她主动请缨画宣传板报，竖在小区的中心花园。
生育主题的社区宣传
徐春新觉得新来的年轻计生干部工作不够用心，对工作的热度也不如自己当年。既然改变不了这状况，她只能自己动手。
作为资深社工，政策转向等同于使命升级。很多时候，徐春新并不关心工作的具体内容，只在乎自己是否完成了任务。这种状态在一线城市相当普遍——那些变着花样”劝生”的，往往是资历深的计生工作者。相比年轻人，他们更善于打破人与人的心理距离，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达到目的。
全国各地的生育宣传活动一浪接一浪。广东各市推出了婚育文化特色活动，用彩灯节举办相亲会，通过新型生育文化宣传组织书法和美术比赛；宁波的计生协会推出了”新时代婚育文化”主题表情包，卡通人物常以家庭形象出现，配文”家庭幸福”、”孝老爱亲”等词汇，在微信里传播结婚和生育的理念。
河北邯郸紧随其后，建立了婚俗文化馆，还辟出公园作为新的婚登处，取名”爱情广场”。2023年5月，金华组织了”最美孕妈”、”魅力奶爸”和”萌宝宝”评选，用这种方式推崇生育之美，强化群众的婚恋和家庭观念。
据媒体披露，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设立”生育文化节”，在全国定期推进”新时代、新生育”宣传，树立”多子多福””儿女绕膝”等正面的生育观。
同一位委员还建议，可以效仿过去的”独生子女光荣证”模式，为三孩家庭颁发”三孩家庭光荣证”，全力推动生育事业。
03 历史在循环
推动生育的今天，与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尖锐对比。建国初期，中国经历了数轮人口爆发式增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仅有5.83亿人。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翻倍至10亿。
人口学家马寅初当时预测，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将膨胀到26亿，最终面临人口爆炸的危机。他认为，控制生育势在必行。于是，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
作为社区计生工作者，张欣听过一些”计划生育”时代的故事，但记忆模糊。她记得在自己家的抽屉里见过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一本红色软皮的小册子。不过，她从未问过父母，这本证件代表了什么。
老一代干部对那个时代却记得一清二楚。1992年进入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韩生学，那时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神圣。当年，”计划生育”被视为关乎国家前景的大事。
回忆往昔，韩生学说”县里基本上只抓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件事”。被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倍感荣幸。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周有半数时间下乡宣传指导，他深感自己肩负着改造社会、造福百姓的使命。
那段时期，韩生学的职责是到各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完成情况。如果发现哪个乡镇工作不力，他会毫不客气地指着计生专干的鼻子大骂。
时间推移，韩生学开始听到基层干部们的抱怨声。”村妇联主任的刚种下的庄稼被人一夜铲平，养的鸡鸭也全被偷走了”。更严重的案例出现了——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遭到报复被杀害，而杀人者的妻子正是被这名干部强行引产过的。
贵州的计生干部吴小珍今年60岁。有时，尘封的记忆会突然浮现——90年代炎热的夏日，很多适龄女性在贵阳小河第二高中的卫生室前排队。她们陆续进入那个弥漫着消毒液味道的房间，脱掉鞋子，躺在简陋的床上。
铁质风扇呜呜作响。医生拿起丁字形的宫内节育器，插入她们体内。整个过程耗时不过十分钟。
“下一位”，坐在旁边的吴小珍拿笔在名单上打勾。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对吴小珍意义重大。她是厂区计生服务站的先进工作者，单位的骄子。从相信”劳动最光荣”到倡导”少生快富”，她从未动摇过。
在全国计生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人口增速得以有效抑制。年度新生儿从1990年的2800万，降至1999年的1500万。
虽然韩生学也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手段感到过不满，但他仍把频繁的干群冲突归咎于群众的知识水平。他想不通，为何这么一项造福国家、造福人民的政策，百姓们就是无法理解？
直到新千年后，韩生学才有了答案。此时的他已升任怀化市计生办主任。除了计生工作，他还接手了部分信访事务。从那时起，失独的父母开始陆续上门。其中，老许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失去了独生女不久，还要照顾陷入精神分裂的妻子。
这些失独者的遭遇迫使韩生学重新思考：”他们承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从此，韩生学在职权范围内减少了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推广。他预感到，计划生育这样实施下去，迟早会被推翻。
2016年，这一刻终于到来。韩生学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二胎政策的发布。政策的逆转无疑是好事，但对当时的计生干部们而言，滋味却很复杂。
吴小珍记得，二胎时代到来后，自己的工作快速改变。社区里的计生柜有的被拆掉，有的则减少了避孕套数量，转而摆上了验孕棒。
46岁的徐明丽目前在宁波高新区某街道担任计生干部。昔日收罚款的风光已成过眼云烟。现在她和30岁的同事张静分担社区计生事务，除了关注新婚夫妻和扶助失独老人外，她还兼着网格员的工作。
电脑操作始终是她无法逾越的鸿沟。社区规定每次走访都要在系统里输入详细信息，一旦填错就要全部重做。年轻同事十多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她要花费好几倍的时间。徐阿姨觉得自己是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步伐。
1989年入职宜宾市计生委的邹为全觉得，现在的计生工作就像”善后工作”。昔日”计划生育”执行中的争议做法，如今成了众矢之的。打开社交媒体，到处都是对当年干部们的谴责。
邹为全心想，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不过是按政策行事罢了。而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计生工作都不受待见——老百姓一边抱怨，上级一边严格考核指标。
衡阳市的失独家庭政策通知
除了反思当年计生的手段过于生硬、激进外，”计划生育”年代被持续讨论的另一个原因，是2000年之后，大量独生子女家庭陷入失独困境，成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16年政策放开后，邹为全的新任务变成了：全方位照顾失独老人——发放失独补贴和上门慰问。
沈承每周五都会上门看望失独老人。社区里有位老人在去年失去了儿子后，每天都以泪洗面。
她后来了解到，老人的儿子曾每个周五都回家与父母共进晚餐。失去孩子后，家里空落落的，只剩他一个。沈承帮不上太大的忙，每次访问都是听老人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话题永远离不开儿子如何优秀。
04 生育的”保卫战”
老计生干部们正在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但正如梁建章在著作中所言，倘若生育率持续不见起色，中国未来可能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梁建章还提出了一套人口相关的公式：
创新力＝人口总数×人均能力×(内部沟通效率+外部交往效率)
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创新潜力和长期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支撑。一旦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国家的竞争力就会衰退，经济增长就会停滞。因此，”劝生”工作已迫在眉睫。
但从基层干部的视角看，计生工作已不是往日模样。在全国，计生科室面临撤销或重组，计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占比逐年下降。与此同时，许多计生干部选择了转身——有的跳到完全不相干的部门，有的被派驻到社区，还有的成了幼儿早教的养育师。留在计生岗位上的人，工作内容已大不相同，从过去的严格把关生育指标，转变为关注适龄女性的健康福祉，逐步向妇女工作靠拢。
韩生学曾听说过，在陕西等偏远地区，有些计生干部被改编成了0-3岁幼儿早教的”养育师”。从前他们上门”围猎”即将生育的女性，如今却要给孩子和家长上课。
另一种转身发生在城市。2016年卫生与计生系统合并后，部分干部转向了疾病防控部门，专门从事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宣传防控。
2018年的某个午后，办公室里的吴小珍签完了一份计生物资采购单，正式告别了计生工作，退休了。
对徐明丽来说，社区计生工作只是一个栖身之所。她的丈夫是隔壁街道的科长，她没什么新想法，就跟着上面的指示走，让干啥就干啥。当然，抱怨繁重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水是免不了的。90年代末入职至今，她的工资却与新来的同事持平。作为老职工，她觉得这不公平，却也无力改变。
沈承一开始没想过自己会被分配到计生岗位。她是杭州下沙的拆迁户，离开了广告公司的文案工作，参加社工考试纯粹是因为这份工作距离家近、工作稳定。但稳定的代价是——一张每月不足6000元的工资条。
她也想过辞职，但重回职场太累，考公务员又太难。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年轻同事一个个离职。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她已经参加了两位同事的离职饭局。席间提到工作，大家都叹气说工作”太难”。
有个同事说，自己本来报考的是人口管理窗口岗位，因为笔试分数的原因被调剂到了计生岗位。干了没几个月，她就开始找下家，”总得想办法跳出来啊。”
沈承这才明白，原来每个人都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中转站”，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在原地踏步。
韩生学至今还在不遗余力地倡导提升生育率。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无法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最后还是要靠家庭养老——俗称的”养儿防老”。他和梁建章的想法一致，主张用尽各种手段来刺激生育率上升。比如现在各地推行的现金补贴、税收优惠、新婚购房补贴，以及增加托幼机构数量等。
在退休前，韩生学曾通过讲座向基层干部传经：如何通过养老、经济和人口红利等维度来”劝生”，但效果甚微。
他心里也在打鼓。计划生育时代曾说”经济是生育最好的风向标”，如今大家生活条件改善了，生孩子反而成了难题。他问过普通群众，为什么不愿生育。有人回答他，”我不想生孩子这不很正常吗，没什么特殊原因。这是我的自由。”
听到这样的回答，韩生学哑口无言。从计划生育到二胎、三胎的放开，他觉得人生走成了一个轮回。而无论年轻还是年长的计生工作者，他们的工作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