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国从一个贫困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毛泽东留下的权力框架仍未根本改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半世纪前的这个日期，这位革命领袖与世长辞。
作为中共的开国元勋与新中国的奠基人，他的历史遗产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二重性：一面是指引民族独立、建立新生政权的光辉篇章；另一面则是数场政治浩劫——从土地改革到反右扩大化，从大跃进到文革——在社会心理上留下的深重创伤。
五十年的转型：中国离毛时代有多远？
半个世纪的风雨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剧烈蜕变。
当年那个经济窘迫、门户紧闭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二大支柱，融入国际市场体系，民营产业蓬勃发展，中产阶级队伍日益扩大，数字技术的影响无所不在。
弗莱堡大学教授里斯（Daniel Leese）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毛逝世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深层变革在于：政权不再以血统和出身作为衡量市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由此带来的是身份认定的相对稳定和政治参与限制的逐步松动。毛时代那种「敌我」身份的随意变更与权力操控曾造成深层的社会不安全感，这种非理性甚至在晚期政治斗争中达到了令人瞠目的荒诞程度。
赛吉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列举了毛的政治遗产要素：独裁集权制度、以政治运动驱动社会治理的国家观、平民主义反对知识精英的倾向、对平等与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想象。就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而言，中国最根本的改变可称为「去毛进程」，而其最大缺陷恰恰在于这一进程始终不够彻底。
权力的记忆：毛泽东的不可否定性
但毛泽东的身影从未真正隐没。
党的基本文献里仍保留着他的名字，城楼前矗立着他的画像，官方话语中融化着他的思想内核。
苏黎世大学教授米特尔施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指出，毛泽东深刻地塑造了党的性质，而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确立了党对国家与社会的绝对优先性——这一原则从未被真正改变过。
资深评论家长平赞同这一判断，并进一步阐述：本质上延续的是「党统摄一切」的体制框架，以及「动员全社会资源办成大事」的治国理念——为了维系政权的连续性，可以对普通民众的代价视而不见。
为何毛仍不能被否定：制度合法性的悖论
尽管邓小平本人也曾是毛政治风暴的受害者，但1980年他在法拉奇的采访中表示毛的画像应该「永远保留」，并声言「污损毛，即污损我们的党和国家」。习近平在2013年更进一步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
半世纪后，毛依然是中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石。米特尔施泰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一旦对毛进行彻底的政治重估，就可能动摇整个党的权威性。这样的否定不止涉及个人决策的是非曲直，更会牵连到体制本身的正当性基础，乃至党是否有资格解释自己历史的根本问题。
科隆大学教授文浩（Felix Wemheuer）进行了跨国历史对比，指出苏联的情形截然不同：莫斯科得以将列宁（开国功臣）与斯大林（独裁者）分离评价，但中共的历史构叙中，毛的分量太过关键，否定他就等于否定党历史的大部分。
回归还是延续？：权力体制的历史惯性
进入习时代，一些毛时期的政治话语和治理方式重新获得关注：党的全面统摄、思想的统一性、「斗争哲学」、「人民路线」等概念频繁出现。
两人在制度运作层面确实存在可比之处：终身权力的确立、个人权威的中心化、思想进入最高纲领文件、对军队与安全部队的频繁整肃。
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因此提出疑问：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体制宿命的重演？
长平认为「回归」这个词容易造成误会，好似毛时代真的消失过一般。张伦赞同此说，并指出专制权力、政治滞后、法律虚位、个人权利的缺失——这些既是毛的政治遗赠，也是各代领导人从邓到习政治实践中的连贯特征，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习近平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紧，以及公民舆论空间的大幅压缩，反衬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宽松的态势。然而张伦提醒，这种相对开放其实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八九年的社会代价使权力为求稳定而做出了某些妥协。
文革创伤如何塑造权力思维
习近平曾在文革中经历父亲的打击、自身的批斗、多次的入党申请被拒。长平评论说，他从这段痛苦中汲取的并非受害者的教训，而是关于权力的洞察——不是「这样的制度应该改变」，而是「失去权力的人任人宰割」。
文浩则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分析：习对文革经验的理解不是与毛彻底告别，而是认为必须维护毛作为建国者、军队领导者、党的创立者的历史角色。
在他看来，当代中共对毛的态度更多采取的是务实主义乃至现实政治的立场。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并未重复毛时代的模式——当今是活跃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体系，民营经济势头强劲；福利制度也未回到曾经仅及城市的覆盖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无法承受退出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代价。
习是「第二个毛泽东」？还是毛体制的新执行者
里斯列举了两人的共同点：党的绝对统摄、中心人物的突出地位、民粹主义的人民联系。
然而两人的权力来源截然不同：毛的统治奠基于个人魅力与个人权威。
文浩进一步补充说，习既缺乏毛的历史光环，也缺乏毛的个人感召力。权力运行方式也南辕北辙：毛可以打破党内制度、长期不开党代会、发动群众冲击体制——他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性，甚至默许了一度的体制瘫痪。习则恰恰相反——他更依赖科层制的强化与自上而下的管理，通过机构的完善而非群众动员来维持权力。
米特尔施泰特反对将两人等同，原因有二：毛是打破既有秩序的革命者，习则是维护体制的管理者；毛的权力源于个人魅力而超越党的机制，习则是党体制本身的产物，权力亦通过党的制度运行。
米特尔施泰特总结道：「归根结底，习仍是毛所建构的制度框架中的一个执行者。」
「怀毛潮」背后：虚构的理想与现实的控诉
「小粉红」是网络上高度民族主义的年轻群体，他们积极参与线上政治动员。近年出现的「怀毛潮」现象则更值得关注：民众援引毛时代的论述，回忆那个据称没有贫富分化、全民温饱的年代。
长平指出，这份怀念的对象既不是毛本人，也不是真实的毛时代。真正的毛时代等级制度森严：二元户籍制度、官位品级差异、出身决定命运——不平等程度远超今日，且言论自由存有风险。
所谓「理想的毛时代」其实是民众对现状的一种批评：收入分化加剧、房价难以承受、过度劳动、社会阶层固化。
何以民众的不满要借毛的符号来表达？长平认为，这反映了公共言论空间的萎缩：独立组织、街头声音、自由舆论都受到限制，但毛却仍是官方话语体系中无法完全祛除的历史符号。
于是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民众引用毛关于「反官僚」「反压迫」乃至「造反」的论述，去批评今日的腐败、不公、权力滥用。
米特尔施泰特注意到了这一矛盾悖论：毛既是党的合法性来源，他遗留的某些革命话语却又可能成为质疑与批评现实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