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洪灾过后，党河城区河段的沉积物几近迫近桥面。（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摄）
河道中，机械的臂膀在烈日下反复起伏。每一次动作都意味着一斗粗糙的泥沙被运离河床。这是清淤工作日夜不停的景象。
从七月下旬起，这种场景就不断在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重演。
党河的源头在祁连山，流向是自南而北，最终注入哈拉湖。这条河流穿行于敦煌城中，承载着整座绿洲城市的生命需求。党河风情线就坐落于城区段的河流上，集蓄水与防洪功能于一身，也正是当前挖掘机机械运作的舞台。
“那时这儿真的很美，河水清澈见底，沿河林立着各式灯光、喷泉还有水幕电影。”2026年8月15日夜幕降临时，城市居民权文娟一边沿着堤岸漫步，一边回忆起往昔。这个她常去运动的地方，如今已是面目全非。
七月底来临时，一场极为罕见的暴雨洪水袭击了敦煌。党河风情线首当其冲，面临严重破坏，随后的修复工作成了当务之急。
根据水务部门的数据，从七月二十八日夜间十时至二十九日夜间十时的二十四小时内，河流单日流量达2264万立方米，这一数值已属千年一遇的级别；若再将时间延伸至三十日，三日累积总量则突破了4000万立方米，早已超越百年一遇的防线标准。灾害造成的损失数字触目惊心，总计超越2亿元大关。
特大规模的洪灾突然降临这座沙漠名城，既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也全面考验着一个缺乏类似经验的地方治理体系。
洪灾退去之后，敦煌全市未有一人伤亡或被困的情况。然而”是保护水利工程还是保护城市”的二择一难题，却让执掌权力的管理者们陷入了深思。
1965年有文字记载后的新高
那个夜晚，权文娟一家正在用餐，突然间刷新出来的短视频吸引了她的注意——党河风情线的洪水爆发了。”当时城区天气并无降雨迹象，而我们住的地方离河畔也不过200米。”她从未真正经历过大洪水，出于好奇，她快速拉上孩子向河边赶去。
时值傍晚时分，天色未全黑。
河水翻滚，挟带着泥沙的黄褐色浪花沿着风情线的泄水槽湍流而下。河的两侧可以看到许多身穿工作服的人员来回巡逻。权文娟注意到，相关部门已经布置了人员进行劝离——每隔几步就有工作人员在指引群众远离危险区。
“敦煌竟然闹起了洪灾，这在沙漠城市里真是稀罕事。”视频画面记录了浑浊的水流四处漫流，西侧淹没了植被绿地，东侧则与清水融为一体的场景。
当权文娟到达现场时，河岸已被好奇的围观者占满了。众多游客举起手机，捕捉这一罕见的奇观。
尽管无法靠近观看，她仍沿河行走了四十多分钟。”一是想亲眼看清水势究竟有多猛，二来也想确认是否存在危险。”那一夜，权文娟睡眠不安。她反复查看社交媒体上的更新，凌晨时分，还有人在实时报告河水的涨落情况。”看着水位越来越高，我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清晨时分，权文娟在小区群组中看到了一则消息——号召居民参与河堤边的劝导工作。这让她觉得，水势可能比想象的更加严峻。
虽然城区内日用物资供应依旧，相关部门也未发出储备通知，可她心里还是隐隐感到不安。于是，她赶往超市，为家人囤积了干粮和饮水，以作预防。
气象信息显示，降雨始于七月二十六日深夜，延续至二十七日白天，敦煌本地降水量较少且分散。七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是降雨的集中阶段。上游的肃北县最大降水量可达50毫米，更西方的阿克塞县则在15至30毫米之间。敦煌市内个别区域的降水量最高达35毫米左右。
“肃北与阿克塞两地都位于上游，历来降水主要流入党河及大泉河两条水系。根据党城湾水文检测站的数据，此次来水全部汇入了党河水库。”水务部门主管桑明向记者说明。这就意味着，此轮洪灾对党河沿线造成的冲击最为直接。
根据地方水利志记载，党河全程长度超过390公里，其源点在祁连山西部高峰的党河南山冰川群，属于疏勒河水系的组成部分。主要补给来自冰雪融化。河流总体方向由南向北流动，主要经过肃北县与敦煌市两地，最后注入哈拉湖。
敦煌自古降水稀少，干旱少雨是常态，绿洲能够存续全靠河水补给。为了应对”大雨时洪水冲堤溅河，缺水时干涸如油贵”的困境，当地在1970年代兴建了党河水库，位置在敦煌市南偏西约40公里的党河口。
水库修建后，下游河段长期干枯，仅在每年汛期及排沙期间放流。为了缓解枯水季节干河对城市生态与气候的负面作用，2006年，敦煌市政府在城区河段修建了党河风情线，既能蓄水，又能防洪，一举两得。
观看党河风情线洪水泛滥的景象时，已经退休的教师李铭（化名）脑中浮现出1979年那场洪灾的记忆。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许多过了半百的人对1979年那次洪水还记忆深刻，但在他们的共同感受里，这一次的规模要大得多，不止洪水总量庞大，持续的周期也拉长了。”从前洪水几小时就会褪去，这次却绵延了好几天。”李铭回忆道。
李铭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来到现场的。那时，河堤已经被警戒线封闭起来，”水流迅猛，河的西侧绿化带与儿童活动广场都已沉没水下”。
官方记录表明，这一次洪灾的流量创下了党城湾水文检测站自1965年建立以来的最高峰值。
2026年8月，党河风情线过水部分正在实施恢复。（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摄）
有备而来的库容腾空
最初，市民在风情线目睹的洪水，实际上来自党河水库在规划调度下的下泄。
七月二十八日零时，上游还未出现集中降雨，党河水库已启动了库容腾空的程序。这是为接纳后续水流、平衡调节做的预案。
根据官方记录，初期泄洪量为30立方米每秒，随着上游降水加剧，至二十八日下午七时，泄洪量被调升至100立方米每秒。
党河水库的设计库容量是4640万立方米。经过四五十年的运行与积累，沉积物高达1920万立方米，”占了库容的将近一半”。桑明说道，进入这个汛期时，水库的实际可用容量仅剩2720万立方米。”一旦来水超过这个余量，溃坝就成了可能，所以必须提前清空库容。”
预警信号来得更早。
七月二十五日，气象部门的副局长王冰瑞从第一线预报员那里获得了情报——上游区域未来数日降水或将超过50毫米。他迅速与周边气象部门进行了商讨，核实了这一预报数据，然后上报给市政部门。
“50毫米的雨量，如果用普通标准，也就相当于中等强度的降雨。”王冰瑞为记者解释，但敦煌是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年均降水也就40多毫米，单次降雨若超过这个数字，就有可能引发灾害，因此需要发布防洪预警。
敦煌所处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汛期。从七月初起，敦煌市委会办公室就开始每天向上级传报气象数据。市常务副市长付虎说，这包括大雨、高温、强风等天气预报。
七月二十六日晚间十一时半，甘肃省启动了全范围防灾抗洪的三级响应。到了二十八日下午六时，水利部与气象部门联合发出了山洪预警。敦煌被列入橙色预警区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被评定为大。
防汛工作需要立刻行动。2026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敦煌市政主官王彦群在水务部门的会议室内，对各部门的防汛准备工作进行了指挥调度。全市随即进入防灾抗洪的三级应急状态。
“从二十八号上午开始，我们就沿河开展了日常巡查。”主持沙州镇事务的镇长赵德全表示。沙州镇是敦煌的主城区，对党河风情线这一段河道有直接的管理权。
敦煌似乎已经做足了准备。
然而，作为一个常年少雨的沙漠地带，本地的管理者在应对大规模洪灾方面经验不足。既有的防灾预案可能不足以应对特大洪水的种种挑战。
市委书记王彦群向记者介绍，敦煌市平时常住人口约20万，那段时期还有四五万游客涌入。为了守护文物，敦煌在七月二十九日关闭了莫高窟。对25万人的安全保障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
要让群众离开危险的河边其实很困难。”居民都很好奇，不少人在河边拍照摄像。”红当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张虎回忆，”劝说他们离开，但他们不愿意走，还说只要真的闹起洪水就知道往哪儿跑。”
市常务副市长付虎在二十九日沿河巡查时还遇到了一名男子，他带着两个小孩在河水里捞鱼。”起初还以为小孩们被困在水里了，劝了好久他才肯上岸。”
为了维持沿河巡查工作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行，人手分班轮换。沙州镇的副镇长国瑜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初期的人员配备远远不够。为了支持第一线的工作，社区干部们开始向周边居民征集志愿者。
同时，市政府启动了对各党政机构、消防队伍、公安等部门的人员调度，并动员无人机等先进设备进行河道检查与群众劝离。
“紧急时刻，连我们水务部门的人都去参与了沙袋堆砌工作。”桑明说，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部门分工变得不那么分明。某些地点其实不需要加固处理，但为了预防风险，反而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作业。”从专业角度讲，水务人员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判水情，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而不是盲目蛮干。”
为了快速满足前线的需求，物资的调配采取了非常规的处理方式。”通常，物资需求由我们提出，然后发改部门负责采购和存放。用到时需要完成审批程序，但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先拿物资后补手续。”应急管理部门的主管马红权解释，他与发改部门的负责人达成了共识，直到灾后三天才补齐审批程序。
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些缺陷。
为了防止居民进河涉水，现场增派了人手，还张拉起了警戒线。但是突然发现，手电筒和警戒线的数量都严重不足。”我们起初估计十盘警戒线足够用了，但实际上沿河铺设了三层，最后用掉了接近六十盏。”张虎说。
七月三十日清晨，已经连续奋战了将近两个不眠夜的付虎刚想回家换衣休息，突然接到了314大桥出现险情的通报。”一个桥台的地基被水冲刷掏空了，桥头处的路面也有部分沉陷，存在明显的安全威胁。”
为了阻止洪水继续侵蚀桥台，最理想的做法是动用石笼来稳固。石笼是一个用钢筋网制成的容器，内部装填石块，再加入沙土，这样做出来的石笼分量很重，在堤坝可能决堤的情况下，可以用来堵住缺口。
但那时上游大块石料短缺，只能采取临时措施。他们封闭了路面通行，用吊车将预制混凝土板件放下去，暂时支撑桥台，等待洪水消退后再进行完整的修复。
过后的总结评估中，市委书记王彦群意识到，这次事件暴露了当地在专业应对能力上的欠缺。他回忆起来，在防汛抗洪的几个关键决策点上，特别需要专家的科学意见。但现实中，决策者只能依靠以往的工作阅历和有限的判断来做决定。
难以平衡的抉择
在决策过程中，是否要打开水库坝口泄洪这道题，让敦煌市的领导层纠结了很久。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党河上游的肃北与阿克塞已经被连续强降雨笼罩，党河水库与山水沟水文站的来水同步上升。到了当日晚间，多名目击者在风情线看到，洪水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泄水槽的最大承载范围。
为了避免洪水在城市范围内蔓延造成内涝，也为了保证上游来水能够顺畅下行，将风情线改为完全泄洪模式被提上了议程。
常务副市长付虎向记者解释了什么是完全泄洪：”打开城区河段的沙堆坝和过水堤面”，把风情线蓄存的水全部排放，撤离所有沿河设置的娱乐设施，使河道恢复原本的泄洪通道，让上游水流畅通无阻。
这种方法与风情线本身的设计密切相关。根据相关文献记录，风情线是按照”导水入河、清浑分离、营造水景、循环利用”这样的思想而规划的。
具体操作是，人为地在敦煌段河流内建造了蓄清水用的槽和放浑水用的槽。清水从水库上层引来，通过明渠进入蓄水槽，在其中营造出水景。河的上游建了沙堆坝，下游建了过水堤面，用这两个堡垒把清水限制在城区内，只留一个缝隙用于排水。
沙堆坝位于风情线的起始点，是工程中用来挡水的主体，用堆石和护坡的方式构建。在常年汛期里，它的作用是把上游来水导向浑水槽。过水堤面相当于风情线末端的另一道沙堆坝。
浑水槽就是我们说的泄水槽，沿河左侧排布，宽度大约只有蓄水槽的十分之一。”这条泄水槽在设计时的标准流量只有每秒90立方米。”桑明说，”在过去的每个汛期，流量都比较温和，光靠这条泄水槽就足以处理。”
“当时我们已经按照每秒90立方米的流量在泄水了，但情况并未好转。”桑明继续解释，上游来水在逐渐增大，库水位也随之快速上升。城内也开始出现零散的溢水现象。为了既保住水库的安全，又防止城市被淹，两者之间必须做出取舍。
“要决定打开坝口是困难的选择。”付虎说起来时有些沉重。一旦采取这个行动，河岸边修建的各类公共设施、景观装置以及休闲区域，都将被洪流冲击，而这些工程花费，以及修建过程中倾注的心血，都会付诸东流。这些工程也是市民和游客广为喜爱的地点。
上级主管部门也在密切追踪敦煌的水情进展。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八时，酒泉市的最高主官王立奇通过视频会议对敦煌的防汛工作给出了指示，不到一小时后，酒泉市政府的副市长张跃峰亲临敦煌，全程参与防洪抢险工作的指挥。
在党河风情线河岸建立的临时指挥所内，包括酒泉市的各级官员在内的决策集体，似乎已经心照不宣地认定，彻底打开泄洪通道是必须要走的一步。王彦群表示，尽管牺牲风情线令人遗憾，但是”市民的生命安全、城市的完整性，乃至莫高窟这样的文化瑰宝的保护”，都应该放在优先位置。
尽管如此，最终决定仍然难以启齿。这与风情线在敦煌心中的分量有很大关系。
2005年末期，来自天津的干部孙玉龙被任命为敦煌市长，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就包括启动风情线的建设工程。这个项目不仅改观了党河两岸的城市风貌，还对敦煌城区的微观生态进行了调整，使风情线成为了市民休憩娱乐的首选、游客必去的打卡胜地，号称”敦煌会客厅”。
付虎认为，一旦风情线遭到毁坏，必定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无疑会增加决策者的心理负担。
为了谨慎起见，领导层决定逐一咨询各个专业部门的建议。
应急部门的负责人马红权回忆时说，”我们的意见是让沙堆坝自然溃塌”。沙堆坝设计成了自溃坝的类型，当洪水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沙堆就会被冲垮，无需人工干预。
但最终自溃坝没有自行溃塌。”虽然水流已经很猛了，但沙堆坝仍然没有松动迹象，还是需要人力来加速溃坝。”桑明回忆，领导层都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但真正下达命令谁都不太想说出口。”最后的指令是我下的。当时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不进行人工干预的话，风险太大了。”
从七月二十九日早上十时起，风情线下游过水堤面的开挖工作正式开始。到了二十九日下午，风情线的沙堆坝和过水堤面都已完全打开，河道的流量也被调至了历史新高。
许多人亲眼见证了那一刻——裹挟着泥沙的浑浊河水势如破竹地冲入风情线，小岛、荷花田、临河材料堆放处、木质步道……一切都在顷刻间被土黄色的激流吞没。
“你看过老版的《水浒传》吗？河面就像梁山泊那样宽阔汹涌。”权文娟试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但她觉得自己的语言太贫乏了。在之后的许多天里，她脑海中依然会闪现出那些洪水翻滚的片段。
有惊无险的平衡把握：坚守调度权
防洪中最大的考验，并不是选择牺牲风情线本身，而是在无法准确预估总洪量的前提下，找到既能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又能保护城市免受淹没的那条平衡线。
危急状况在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达到高峰。此时，上下游地区的洪水已经汇聚在一起，党河水库的入流量突然升至每秒498立方米。”水位在一小时内上升了62厘米。”桑明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
“水库一旦失守，后果是无法估量的。”桑明做出解释，如果此时仍然按照每秒100立方米的速率下泄，无疑将陷入危险之地。
下游泄洪的流量必须增加。但具体增加到多少，需要经过细致的权衡与计算。
党河水库属于中等级别的水利工程，在敦煌市的管辖范围内。根据甘肃省防汛应急预案的条款，为维护水库的完整性，必须对其实施分阶段的调度管理。具体说来，”当水位低于海拔1426米（汛期限制水位）时，由敦煌负责调度；高于这个数值的，就交由酒泉市调度；如果上升到1428米（警戒线）以上，则需要甘肃省级部门统一调度管理。”桑明介绍说，一旦水位超过海拔1427米，水库还需打开两条沙子排放通道进行排沙。
“如果水位向上触及省级调度的条件，就有可能出现为了确保水库安全而加大下泄量的情况。”桑明说出了决策者的隐忧。对于处在下游的敦煌来说，增加泄洪量就意味着更多的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居住区会受到洪水的摧残，后续的重建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这个时候，敦煌的决策圈子希望保持住一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要确保水库调度的权限不超出酒泉市级的管控范围，另一方面还要守护好市内的脆弱环节不被洪流摧毁。
实际操作中，这就意味着敦煌必须想办法让水库水位不突破海拔1426米的线，同时还要寻找到最大能承受的泄洪流量的界限。
“一个储水池就像一个系统，进水管和出水管的大小决定了水池多久会装满。”桑明用这样一个比喻，说明在稳定流量为每秒170立方米之后，根据最强洪峰，就能推算出库水位何时会到达海拔1426米。
但是没有人能保证洪水会按照预定的轨迹发展，为了提前化解潜在的灾难，市政部门对下游的易淹水区域的人员进行了提前转移安置。
“我们的风险防控目标，重点就在党河水库、党河风情线，还有下游的七里镇、黄渠镇以及其他沿线地区。”付虎列举了潜在的灾害点。从七月二十九日早上十时三十分开始，敦煌对几个低洼乡镇的住户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撤离的总人数达663人。
为了稳妥地摸索泄洪流量的上限，当地采取了”按部就班、梯次分流”的泄洪方法。”从每秒120立方米开始，逐步调整到140、最后到170，整个过程分三个阶段进行。”桑明表示，梯度式的调度方式既能给河堤一个缓冲的过程，也便于实时掌握堤防能够承受的水压强度。
最后流量稳定在每秒170立方米，这是因为下游风险点七里镇的河堤无法再承受更大的冲击。桑明回忆，酒泉的指挥官一度建议增加至每秒180立方米，但他通过现场数据反驳了这个想法。”每秒170立方米时，河水刚好与桥孔齐平，再增加流量的话堤防就会被漫过。”
但上游来水时而大时而小的不稳定性，却增加了风险防控的难度。
一旦流量确定为每秒170立方米，上游的来水仍在增加的情况下，库水位很可能会超越调度权限的上界。”我们在帐篷里紧张地等候上游水量的稳定下降。好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儿进行数据演算，压力确实很大。由于领导在现场督战，我一时间心烦意乱，就干脆走出去巡视河堤。几个小时后，上游来水终于停止增长，大伙儿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付虎回忆起那段时光。
“最后水位升到了海拔1427米多一点，虽然超过了敦煌调度的上限1426米，但仍处于酒泉调度的管理范围之内。”桑明最终做出了总结。
2026年8月，洪灾过去后，风情线河段淤积了深厚的泥沙，右侧为浑水排放通道。（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摄）
灾后重建与深层思考
“从大局看，这次危机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事后，市委书记王彦群进行了反思。
从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四十分到七月三十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党河水库持续近十八小时地按照每秒170立方米的标准下泄洪水。最终水位被控制在了海拔1419.3米。到了三十日，降雨停止，河水来量开始逐渐回落，汛期正式进入了平稳、可控的阶段。
水灾过后，敦煌市的领导班子立刻召集各方召开总结会议，初步估算此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数字突破了2亿元。”有一处在施工的建设项目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还有就是党河风情线。”常务副市长付虎说，其他受灾地点基本上是一些分散的险要地段的缺口和破损。
灾后的恢复工作中，敦煌需要对三十二处受损的防洪堤进行加固整修，填补这次灾害中暴露出的防洪漏洞。风情线河床中积累的淤泥平均深达84厘米。”目前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清淤处理。”付虎说，这一轮清淤工作还吸纳了社会的力量参与。清出来的泥沙被无偿分配给那些有建筑需求的机关单位和企业，这样也大大减轻了清淤的成本压力。
眼前的紧急事务之外，还有更长远的考量。
在制订今后的防灾战略时，敦煌的管理者越来越多地要将气候变数纳入考虑范围。付虎注意到，敦煌近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包括夏季持续高温的天数在增加，温度峰值也在不断创新高。与此同时，上游区域容易突发短时强降雨，而且旱涝转换的周期在缩短。
市民也感觉到了气候在发生变化。”这个夏天比往年来得早得多，至少早了半个月，高温天连续出现，最高温突破了四十摄氏度。以前敦煌早晚都很清爽凉快，现在白天热得要命，夜晚也热得睡不好觉。为这个事儿，我今年还装了一台新空调。”权文娟对气象变化的切身体会深深感受。
气象部门的王冰瑞对过去十年的敦煌年均降水进行了梳理统计，数据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波段性上升态势。2016年、2018年、2019年以及2025年，敦煌的年度降水量都超过了50毫米。上游的肃北县某些年份的降水更是突破了200毫米的大关。
为了适应这种趋势，敦煌市政府正在规划建设若干个新的水利设施。”比方说，位于上游的沙枣墩水库，将来汛期时可以分担党河水库的蓄水压力，平时则能为农业灌溉供水。”王彦群表达了他的设想。从沙漠城市这个角度出发，水源的珍贵性不言而喻，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可以让一地的百姓受益无穷。
“前面我们曾经考虑对党河水库进行清淤工作，但因为这项工作难以形成固定资产并量化其效益，所以没有被批准。”敦煌水务部门的负责人桑明提出了困扰许久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目前淤积物占据的库容比例过大，假设能彻底进行清淤，库容将大幅增加，”基本相当于新建了一座小型水库”。
王冰瑞则更关注短时强降雨这一突发气象现象。”这类降雨的突发性强，进行精准预报的难度大，应对起来也充满了挑战”。灾害过后的反思会上，他向有关部门建议增设气象雷达的覆盖密度，以增强对这类极端天气的预报精准度。
“还是要瞄准长期目标，不能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忽视未来。”付虎这样总结自己的想法。市财政的承受力有限度，某些工作需要长期筹划，稳步推进；而某些紧急任务则需要在权衡轻重缓急之后才能确定执行顺序。
最近这些天，退休的李铭还是保留着每晚在风情线散步的习惯。面对河道中堆积如山的淤泥，他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一个”工程监察员”，总是瞪大眼睛盯着清淤的进度。他衷心希望，这处承载了敦煌市民美好生活记忆的地方，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重新焕发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