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高光褪去：从中心走向边缘
悠久的文明历史在尼罗河两岸与埃及沙漠间展开千年画卷。这片被誉为”尼罗河恩泽”的土地，正在全球秩序剧烈调整的时刻，积极寻求新的战略位置。从领导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到频繁改变政策方向以应对内外挑战，埃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换。昔日梦想领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国家，如今已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地区战略均势的维护者。
七月革命于1952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翌年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年后的1956年，纳赛尔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埃及以民族主义立场站到战后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却在随后爆发的中东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埃及被卷入一场又一场的中东冲突：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惨遭败北，西奈半岛随之被占领；1973年十月战争虽然重夺领地的努力最终未成。面对这种困境，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定寻求外交出路，他在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随后在1978年与1979年分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用承认以色列的代价换回西奈半岛的主权。这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国家，但代价是长期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排斥。
冷战落幕后，埃及虽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庞大的人口资源，但这些优势并未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苏伊士运河、观光旅游、海外汇款与石油能源等部门支撑着外汇收入，但国家债务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难以提升，这成为埃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遗憾。往后看，埃及碰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外来威胁，而是内部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系统困局。据埃及外长2025年的表述，那一年是该国”极为艰难的年份”之一，地区安全、国际秩序、经济命脉等难题集中出现，昔日作为”地区标杆”的地位光环在众多危机面前渐趋黯淡。
02 不调整必受困：内外夹击下的战略重选
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埃及遭遇了近数十年来少见的多重安全威胁，多个领域同时出现危机。对于一个经济已陷入困境的国家而言，进行战略调整已经成为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加沙冲突与红海局势不稳定对埃及造成了经济和安全上的叠加打击。从安全角度看，美国所谓的”日出计划”意图将加沙转变为现代化滨海城市，但对近200万名巴勒斯坦平民的去向却语焉不详。若大量难民被迫迁入西奈半岛，对埃及的领土安全形成直接威胁。埃及方面的外交负责人反复重申，任何将巴勒斯坦人强行赶出加沙进入埃及的举措都触碰了开罗的”底线”，但自2024年5月以来，拉法关卡被以色列方面接管巴勒斯坦一侧的进出口，实际已停止运作，这使得埃及在促成停火与管控难民流动之间的腾挪空间持续收窄。
经济方面则受到更直接的冲击。也门胡塞组织自2023年11月起，连续不断地对红海水域的商船进行武装袭击，以此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导致许多航运企业选择绕过好望角以规避风险。原本光景无限的苏伊士运河，其收入在两年间急剧下滑——从2022/2023财年的94亿美元顶峰跌至2024/2025财年的36亿美元。这条关乎全球贸易的运输要道笼罩在地区局势变化的不确定阴影之中。步入2025/2026财年（至2026年6月结束），运河收入有所恢复至46.7亿美元，但与最高时期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苏伊士运河是否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最终取决于三个条件的同步满足：加沙冲突能否实现长期停火、红海航道能否真正恢复安全、船运企业能否重新评估这条路线的风险与利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环环相联。
其次是来自埃及西部和南部的双重威胁。利比亚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垮台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西部由”民族统一政府”管理，东部和南部则由”国民军”等武装势力占据。埃及总统塞西频频表达对利比亚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支持，这背后的战略考量显而易见：倘若利比亚沦为极端势力的据点，埃及西部边界就会形成难以控制的安全缺口。与此同时，苏丹在2023年4月拉开了内战的序幕，冲突持续至今已逾三年。塞西总统在2025年12月与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进行会晤，双方共同强调”维系苏丹的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和”确保国家权力机构的安全”这两项”绝对底线”。到2026年6月为止，已在联合国难民组织注册登记的难民及难民申请者超过110万，其中来自苏丹的人员占到77.5%。西边有利比亚问题，南边有苏丹局势，埃及在两个方向同时承压。
第三个层面涉及埃及国内的经济局面，这直接制约了其外交的回旋空间。截至2025年末，埃及所欠外债总额近1639亿美元，世界银行相关预测显示2025/2026财年埃及的财政赤字会进一步扩大，可能达到GDP总值的7.6%。虽然物价涨幅已经从2023年9月的38%峰值下降到2025年末的12.3%，但国内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善。对于一个经济增长高度仰赖外资流入和国际援助支持的国家而言，其对战略独立性与平衡外交的渴望，最终还是被有限的财政资源所束缚。
2026年3月19日 ，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载有伤患的救护车驶往拉法口岸。这是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以来，拉法口岸首次恢复双向通行。
03 多元发力：埃及的外交重塑
陷入内外困境的埃及正在快速推进一轮外交调整，其主要目标是缓解矛盾、化解风险。”多元战略”成为这次调整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埃及要打破对美国这一战略支撑点的过度依赖，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找平衡点。
首先，埃及在化解地区矛盾方面展现出从对峙走向合作的外交转向。其中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埃及与土耳其关系的冰消雪融。在一段长达十年的冷淡期之后，两国在2023年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随后在2025年进行了自十三年之前以来首度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2026年初，塞西总统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在埃及首都共同参与了两国战略合作高层对话的第二轮会议，期间签署了涉及防卫、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几份协议，并制订了在2028年之前将两国贸易往来提升至150亿美元这一目标。
埃及与卡塔尔之间的关系同样完成了从完全对立到全面改善、重启往来的过程。自2021年《欧拉声明》的发布，持续三年多的两国对抗局面宣告结束，随后两国恢复了直接航线往来并互相派驻外交代表，双边贸易也随之实现了显著增长。时间来到2026年8月，两国再度召开第七次联合高层委员会会议，并就四个合作事项达成了协议。
埃及之所以能与土耳其、卡塔尔改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三国在加沙与苏丹等关键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与政治立场产生了高度共识。关于加沙局势，埃及、土耳其和卡塔尔已经成为调停冲突、促成休战的三支主要力量。自2026年初以来，三方多度联合发声，抨击以色列在停火协议上的违背，并保持步调一致地持续施加政治压力。在苏丹问题的处理上，三国同样展现出高度的政策同步性，都主张维护苏丹的主权独立与国家统一，对任何分裂图谋表示坚决反对。2026年春季，埃及与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双方在会上共同强调了对苏丹领土主权的尊重；到了2026年秋季，埃及与卡塔尔的联合高层对话再次强调，要坚决抵制任何危害苏丹国家一体性或建立分支机构的企图，并表示应当支持苏丹的官方国家机构，认为这是该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从这一系列的调整来看，埃及与过去的地区对手之间的关系改善不是基于某种虚幻的战略想象，而是在加沙后续治理与苏丹领土完整等具体现实问题上做出的实用主义选择。这样的选择让埃及得以开拓外交的操作空间，同时让土耳其和卡塔尔获得了在中东事务中更多话语权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出现给埃及与地区各国间的互动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在2026年的五月，美国领导人特朗普向埃及、土耳其、卡塔尔等国提出”强硬要求”，要求这些国家”尽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国与伊朗谈判的调解过程之外。埃及方面的反应显示出克制与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出现有其理由——埃及很早就在1979年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美国试图把埃及纳入新的签署方名单，这本身就暴露出美方对现有外交格局的认识不足。在埃及的判断中，华盛顿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大签署，真正的目的是为美伊协议的谈判增加更多的战略筹码，而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了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埃及在对伊朗的政策上也呈现出从有限程度的缓和到更加深入的改善的演变，这体现了埃及在风险防范上的战略思路。塞西总统执政伊始的2014年，埃及与伊朗关系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到了2023年的11月，塞西与伊朗总统莱希在沙特利雅得进行了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十多年来的首次会面。2024年，双方的互动开始加速，塞西与伊朗的新领导人佩泽希齐扬在十月于俄罗斯喀山召开的金砖国家大会期间进行了会议，之后在十二月，佩泽希齐扬应邀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峰会，成为自十一年前以来第一位到访埃及的伊朗总统。至2025年，两国关系又向前迈进，在美国和以色列于六月对伊朗原子核设施实施打击之后，埃及于九月出面调停，促使伊朗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在开罗达成新的共识，恢复了两方在核问题上的对话与协商，其中原子能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格罗西专门表示了对埃及调停工作的肯定与感谢。迈入2026年，塞西总统在三月时曾公开指责伊朗对海湾邻国的军事行为，但立刻补充道埃及愿意为化解争端做一切可能的努力。埃及对伊朗政策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其在地区角色上的转变。受制于自身国力的限制，埃及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再与伊朗继续对抗，通过扮演调停者的身份来维持自身的战略分量，这既是被现实推动的无奈之举，也是理性权衡后的选择。
其二是埃美关系在相互依赖与逐步疏远之间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埃及采取外交的多元化战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美国作为战略伙伴的可靠性的重新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打算彻底放弃与美国的合作。总的来看，埃美两国的关系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互动水平，美国每年提供给埃及大约13亿美元的防务援助，这仍然是维系两国安全合作的关键纽带。进入2026年的六月，美国还同意了埃及提出的升级555架M1A1型坦克的请求，这笔交易的总价值预计约为46.9亿美元。但同时，埃及也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地缘战略重点的挪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关切越来越倾向于对以色列和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支持。针对这一变化，埃及制定了一套既清晰又实际的应对方法：在保持与美国既有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完整的前提下，主动向东方开放，拓展战略合作的新渠道。在贸易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上，埃及从2017年起启动了其首个民用核能发电项目达巴核电站的建造工作，由俄罗斯的国家原子能企业承担建设任务。进一步地，埃及和俄罗斯在2018年签署了一份双边协议，旨在于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建设俄罗斯产业园区，这一系列的实质性举措都说明两国关系在稳步向前推进。
其三，中埃的关系发展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协作，而是逐步向更大范围的战略伙伴关系迈进。2026年恰好是中埃外交关系确立的第70个年头，埃及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均将其视为两国联系深化的一个新起点。中埃合作的重点在于战略目标的相互对应：以高标准共建”一带一路”、同时帮助埃及实现其”2030发展远景”。无论是苏伊士水道经济走廊的生产基地，还是埃及首都大街上的新能源轿车，从旷漠之中兴起的现代新城到遍布各地的高铁工程，中国的建筑商人与投资者几乎参与了埃及每一个重要经济项目的建造。在重点工程方面，由中建股份埃及办事处施工建设的埃及新的政治行政中心商业枢纽，其规模包括十栋商务楼、五栋住宅楼和四栋大型旅游设施，还有一座超过385.8米高度、宣称为”非洲最高的大厦”的标志性构筑。这个项目既是埃及城市建设的亮点，也代表了中埃携手进行”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典型范例。同时，由中国企业承包的开罗十月十日新城铁路工程，线路总长大约70公里，规划内包含12个车站，是埃及首条选用电气驱动的铁路系统，服务于开罗市中心到新政治中心及其周边卫星县市的运输需求。就经济贸易协议而言，中埃·泰达经济贸易开发合作区从2008年设立以来，到2026年六月为止已有200多个公司单位在其中建立经营，总共引进超过47亿美元的资本投入，创造了超过73亿美元的贸易额度，为数千人甚至万人级别的就业创造做出了贡献。单就2025年一年的表现，就有投资总额达19多亿美元的新型能源、纺织工业、家用电器等领域的多家中国企业选择在合作区进行集中签约和投产启动。管理苏伊士水道经济带的最高机构负责人透露，这一经济带在之前三年多的时间内吸纳的大约116亿美元的投资资金中，中国资本的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这些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建设成果，使埃及的普通百姓亲身体验到中国带来的并不是军事装备和政治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发展与工作机会。
在中国的帮助下，埃及在2024年初成功加入了金砖合作机制。曾任埃及总理职位的伊萨姆·沙拉夫在2025年七月出席了在北京组织的全球文明建设对话的部长级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软性影响力”才是国与国相互理解的真实基石。埃及与中国在文化交流、历史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等很多方面开展了长期的互动合作，这种源于人文方面的相互理解与经济贸易合作所带来的好处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建立起了中国作为埃及可信任伙伴的国家形象。
由中国企业建设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04 “战略平衡”的落地：重塑地区角色
埃及对于自身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理解，最完整地反映在埃及外交机构于2025年十二月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战略平衡：埃及外交政策十年展望》之中。这个被称作”战略平衡”的外交理念最初由塞西在2024年的四月份提出，其根本内涵总结起来就是：将本国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依靠各种形式的合作伙伴网络，以维护政策的独立性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以维持地区的和平安全为首要目标，形成的一整套外交战略方案。
回顾埃及这段时期的战略行棋，”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已经成为埃及的首要考量，其战略的最终目的也已经从”设计和改造地区政治格局”改为”最小化地区冲突风险”。埃及昔日梦想掌控区域事务的宏大抱负早已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生存理性：确保国土边界的安全、阻止小规模冲突演变成大规模危机、维护对外贸易的通道。埃及采纳调停立场而非参加对抗，认同多方面的协商合作而非单独行动，倾向于实际利益导向的伙伴选择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站位。这种对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可能看似被形势所迫的消极之举，但实际上却是埃及面对当代困难、争取突破困局的一个理性且可行的办法。
埃及对最近出现的”麦加协议”采取”缺席”态度，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埃及的战略思路。2026年八月期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国在麦加城市签署了一份新的《麦加防务同盟条约》。令人瞩目的是，埃及虽然与这三个国家并列属于”中东新兴四国联盟（R4）”的成员，但埃及并未出现在签署仪式的现场，这表明埃及对于这种新型的共同防卫框架仍然采取谨慎保留的态度。埃及可能担心，如果将这项协议当作一个”实质性的联盟”来看待，一旦加入会对本国的外交灵活度造成限制，也会让埃及面临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埃及外交负责人指出，对于是否签署防卫条约需要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估，还必须从国内法律与宪法制度的视角来进行审视，这个立场本身充分体现了埃及所追求的战略平衡原则。
从苏伊士水道被纳入国家掌控时代的民族主义象征，演进到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后成为美国在地区的战略盟友，再到当今以”战略平衡”作为外交原则的多维度外交活动，埃及在中东的身份设定已经数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时间和历史赋予了埃及无尽的光荣与成就，但眼前的现实状况只给了它有限的抉择机会。在这些有限的抉择空间中，”战略平衡”策略可以说是埃及能够采取的最为理想、最为妥适的选择方案。
